A可儿她姑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2.1《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2.1《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3.1《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2《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3.3《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3.3.1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3.3.2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3.3.3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3.4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哒Q小巧
一、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 (一)理论依据。文学和电影的根本差别,是书面文字和视觉影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把它们分隔为不同的世界。要穿越这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隔阂,最好的方法是把文字和影像两者都看成符号,其目的都在于传达某种意义。在这个角度,文字和影像都是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广义的“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都是从自身最理想的起始线出发,一个从画面,一个从言语,它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完善地表达意义。正是在代写论文文本的意义和人类的理解这个哲学高度上,文学与电影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归根到底,歌德的论断'万物皆符号'是对解释学思想最全面的概括。它表明,一切事物都指示出其他事物。”[1]文学与电影最根本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时间艺术塑造形象的特征,即在时间的流动线上展开形象的叙述。小说是时间艺术,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在延续时间中积累组合,在人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故事形象。电影是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电影的运动性决定了它的时间特征,也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在延续时间中运动发展,最后构成整个影片的银幕形象。正是在观赏延续时间中展开形象,使得电影在理论上就具备了类似于文学的叙事性质。所不同的是,“文学的叙事是根据主要被看作线性顺序的时间展开的,而电影似乎就是要通过同时性的观念才能完成叙事”。“确实,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坚固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2]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都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都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而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使在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研究。自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引入电影理台州学院学报第30卷论研究,并于1964年发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之后,电影叙事研究才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因为,麦茨的研究表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自从在内容分析上建立起相同的一致性后,又在表达方式的层面上建立了一致性。易言之,过去电影与文学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对象、题材、范围……)的研究方面相联系,而现在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联系起来”。[3](二)事实依据。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即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尽管只有一两分钟,尽管不怎么精彩,但它们确确实实在讲故事。到1915年美国著名导演格里菲斯综合运用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长达2小时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短短的20年时间,电影就具备了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并可以与小说相媲美了。电影“大量借鉴了小说和文学这一古老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4]79-80正如这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杰作是改编自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所喻示的,百年电影史说到底是电影与文学(另外还有戏剧)的关系史。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电影事实上日益明显地走上小说的路,并且成绩斐然”。[5]电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得奖的电影中,改编自文学的比例就更高。世界上著名的小说大多数曾被搬上过银幕,有很多还不止一次。怪不得温斯顿说,“电影确实可以和世界文学杰作等量齐观”。[4]48许多著名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电影编剧甚至电影导演。二是“小说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叙事和讲故事的形式”。[4]81电影从文学尤其是小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通过选材、剪材来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称、线索、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使作品更完美、更精致和更富有表现力,等等。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借鉴和利用,使我们一度分不清彼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掀起过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甚至出现了“电影就是在银幕上完成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二、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的具体表现 (一)叙事方式。1、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是叙事方式之一。文学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这些表达方式在电影中也同样存在,除了运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是语言文字,后者是画面影像外,其他方面,包括目的、意义、作用、效果等都很相近。例如“叙述”,常见的叙述有顺叙、倒叙、分叙、插叙、补叙等,电影中也相似。这里举倒叙和分叙各一例。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或电影的开头来叙述,然后再使文章或电影的叙述回到“顺叙”。这种手法往往可以突出中心,造成悬念,渲染气氛,形成波澜,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避免结构上的平铺直叙。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飞驶,前方突然闪现两个骑车人,他躲避不及,飞入路旁树丛中,葬礼之后再顺叙劳伦斯的一生。这里的倒叙手法把主人公的爱冒险和富于人道精神的个性突显出来,同时也有吸引观众的作用。分叙,是指平行地叙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它可以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楚,有条不紊。影片《侏罗纪公园》中,奈得利破坏公园控制系统、偷窃恐龙胚胎逃跑却被恐龙吃掉,格兰博士与蕾克丝、蒂姆三人在躲避恐龙的追袭,哈蒙特、马尔登和萨特博士则在控制中心竭力修复系统,这三条线索分开叙述,把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叙述得一清二楚。再如议论和抒情。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主要有作者的评论和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两种。相应的,电影中也主要是这两种,如果是剧中人物的议论,可以由角色直接说,如果是作者的评论,可以借助画外音,也可以借助于画面。如俄罗斯影片《烈日灼身》中,画在巨幅画布上的斯大林画像在微风吹拂下,像水波纹一样起了皱褶,这实际上是电影编导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文学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电影也与此相应。电影中的直接抒情往往直接由剧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间接抒情则借助空镜头、音乐和歌曲等手段。2、结构方式。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开头、结尾、过渡、巧合等等。例如“照应”,如《乡音》的前半部,几次借人物之口提到并表现了陶春的腹痛,为后面发现陶春患癌症作了伏笔。所以,后面的情节发展就显得有理有据,也显得自然。《魂断蓝桥》以主人公站在滑铁卢桥上拿着吉祥符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两端是现在时空,而中间是回忆的内容,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如影片《死亡诗社》,基丁老师在上课时站到了桌子上,启发学生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并让学生轮流站到桌子上体会一下感受。后来,校方将一起事故的责任推到基丁头上并欲赶他出校门时,学生们不顾教务长的吆喝而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桌子上对基丁表示支持。再如“省略”,在文学创作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在构成情节时略去多余的时间过程,在刻划人物时略去没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马尔丹说过,“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6]影片《苔丝》中,苔丝杀亚历克那场戏:苔丝伤心地伏在桌上哭泣,她望着亚历克插在牛肉上的那把刀子,眼里充满了愤怒,接下来的镜头表现苔丝急步从楼上下来,匆匆外出。而公寓管理员布鲁斯太太坐在楼下绣花,不经意中看到天花板渗出的不断扩大的红晕,她好奇地站到桌上伸手去摸,旋即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这个情节因省略的手法而表现得非常含蓄,没有把凶杀的场面展示出来,起到了维护苔丝在观众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作用。(二)叙事角度。叙事角度是叙事本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7]叙述人身份的确认,为影片叙述提供一个总体叙事角度,不同的叙述视角,确立起叙事主体与所叙之事的距离、范围和介入程度,从而表达出作者的叙事评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叙述者”,二是“人物视点如何”。“谁是叙述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称。文本中最常见的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影片叙述人身份均是“本文中存在的观众”,即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跟着被叙之事走,因而对故事的评判权还给了观众。影片《城南旧事》,保留了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自述体风格,整部影片从小英子的视角来表现,因而观众容易认同主人公的感受。文学中第一人称可以直接用“我”“我们”这样的词语表达;影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则通常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如果说“人称”是叙事角度的直观表现,那么,“人物的视点”则是叙事角度的内隐方式。文学中的人物视点可以由叙述人直接加以叙述,但电影却不能,它要通过镜头来表现,有时单个镜头不能传达视点关系,需要与前或后一个镜头的配合。如《蓝色篇》中萨布林娜见朱丽的镜头,前一个镜头是萨布林娜面对摄影机的近景,下一个反打镜头是从萨布林娜背后拍摄的双人近景,由此我们才可以确定,这里的人物视点是客观视点,而不是剧中人物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的表达面要比文学复杂,它至少有两个叙事层面:视觉层和听觉层,在视觉层包括了影像、构图、光线、色彩等,在听觉层则有对白、音响、音乐等。正因为如此,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把电影的叙事角度分为视觉角度、听觉角度和所知角度。如果对应这种分法,那么,文学的叙事角度只有所知角度了。因此,叙事角度,包括人称和视点,是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只是电影的叙事角度更加复杂而已。(三)修辞。叙事话语在文学文本中以言语的方式存在,在电影文本中以影像的方式存在,同样,作为叙事话语技巧主要表现的修辞,在电影和文学中也有着各自相应的手段———电影修辞直接以画面形象为修辞手段,而文学修辞是以语言文字为修辞手段。不过,从修辞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两者又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作者隐含着的思想,运用对比来突出差异,运用反复来表示强调,等等。电影与文学在修辞技巧上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学修辞在电影中都能找到,那些借助词汇特有的语音、语气、语义技巧创立的修辞,如谐音、反问、设问、呼告、仿词、顶真、回文、对偶、移就等等,就不能与电影的修辞建立起对应关系。电影根据自身媒介的特点,则充分运用隐喻、象征、反复、夸张、借代、比较、衬托、示现、拟人、双关等修辞。例如“比喻”。电影是典型的隐喻性艺术。由于直接借助自然物作为表意符号,所以“喻体”与“本体”之间通常呈现为同一关系,而不是比喻这种文学修辞的相似关系。电影中由实物组成的代码和被编码物(实物本身)是无法严格加以区分的,本文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与文化意义上的喻体同时出现。卓别51林的《大独裁者》中,踢气球舞蹈那场戏,大气球做成一个地球仪的样子,是为了喻示出独裁者兴格尔想统治和玩弄整个世界的野心,而这个气球不小心被他踢破,则喻示了他终将失败。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中主人公与银行家的女儿相爱了,但由于门第悬殊而注定是一场梦。导演借助栏杆、建筑物、木帘等障碍物将他们隔开,而当他们到野外郊游时,遇到了银行家。此时,银行家在画面中的位置恰好将两个年轻人隔开了,尽管银行家没有说一句话,但画面已经给我们喻示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含义。再如“象征”。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非常接近,大体来说,比喻是画面并列或“碰撞”产生的临时的局部的新含义,象征则画面里的事物不断重复出现并稳定地联系着它的文化含义,如影片《蝇王》中的海螺。影片开头,海螺从水里被捞起来,并做成吹号的工具。随着海螺被当作集合的工具和一次次的使用,它在整部影片中就获得了“权力和规范”的象征意义。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在不同的片段里反复出现,于是,它获得了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中的“主题道具”灯笼也成为封建院宅里欢娱、恩宠、荣耀的徽号,灯亮则代表着“幸福”,灯灭则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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