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论文发表

也许，博登海默的话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法律为社会所履行的职责，必然要求对培训法律工作者的方式方法进行控制。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和维护社会机体的健康，从而使人民过上有价值和幸福向上的生活，那么就必须把法律工作者视为‘社会医生’，而他们的工作则应当有助益于法律终极目标的实现。”[26]注释：[1]对其教材性质以及这一性质的学术意义的解释可以参考李军的文章《教科书式的法理学——评博登海默的综合法理学》。[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13－14.[3]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41.[4]例如葛兆光谈到：“在历史的传统种，人类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念和主体意识，所谓‘形成’仿佛是不断地皴染和涂抹，于是在意识的最底层形成了一个深幽的、被遮蔽的背景，以它为支持的依托，构成了一个知识与思想的体系，它仿佛树根，支撑着树干、树枝和树叶，给它们提供存在的水分和营养。这个背景作为一切知识与思想的依据，实际地控制着人们对一切的判断与解释，赋予知识和思想的合理性。从这个背景形成起，它就反过来不断地被知识与思想确认，当历史一次一次地向它表示认同之后，它已经‘束之高阁’而很难被彻底说清楚了。大多数时间中，这个包含了理解的框架、解释的结构、观察的角度和价值的标准的背景，始终是知识与思想的绝对的终极依据。有了这个依据，知识与思想就建立在一个似乎稳定的平台上，就仿佛那个怪人或那只大象有了坚实的立足处，拖举起整个宇宙，使这是与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可以互相诠释的网络。这个网络给人们一个印象，即一切都在它的笼罩之内，没有什么可以逃逸出它的视野，没有什么它不能解释的，于是，没有”意料之外“的突然变化，没有”出人意料“的惊人断裂，一切都在已有的知识与思想中绵延与扩张，在它所支持的象征或者符号系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