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古建筑的研究目的

1、历史建筑保护就是保护历史文化的载体

古建筑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载体，通过古建筑，可理解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某个城市“历史记忆的符号”和“城市文化发展的链条”，因为，它们见证了这个城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沧桑变化。一旦破坏，就再难以恢复和接续。

一座古代的建筑无论如何破旧，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与千年的历史痕迹是无法被替代的。反之，一座当代的仿古建筑无论在外形上做的多么神似，但如果其内在的历史遗迹几乎为零，其文化内涵肯定无法达到与古迹相同的高度。

2、历史建筑是启发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的实物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而中国的古建筑艺术更是东方艺术的奇葩。它不但完全独立于西方建筑体系，更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建筑特色，形成了东方古典建筑体系。

参观中国古代建筑不仅可以感悟到其独特的魅力，更是让国人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为我们曾创造出如此精湛的建筑品而自豪。

河南登封县的嵩岳寺塔，是一座用青砖和黄泥垒砌的高40m 的佛塔，在地震山摇和狂风暴雨等安然无恙地经历了将近15 个世纪，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位于首都北京城的故宫，建筑设计极为精湛，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莹白无暇的玉石雕栏，殷红肃穆的宫墙殿柱蔚为壮观，使人感慨不已.浮想联翩。然而，故宫历经沧桑，饱经劫难，又因不能尽情饱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典藏而遗憾不已！

3、历史建筑是研究历史的实物例证

古代建筑和其他物质文化遗存一样，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遗留下来的实物，我们从对古建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同一时期其他科学的发展情况和当时所达到的水平。

例如,河北赵县的赵州桥，距今已有1400 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赵州桥是一座弧形单孔石拱桥，单孔跨度为37.4m，在桥两端采用敞肩拱的形式各辟两个券洞。

这种设计，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大水冲毁，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石料，在世界土木工程桥梁史上是一个创举。

4、历史建筑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物质基础

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人民对文化的需要将更为迫切。古建筑在新的时期又担当起文化休闲娱乐场所这样一个新的历史使命。

如果一个旅游目的地拥有独特的古建筑，那么该古建筑会在目的地形象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古建筑资源本身拥有的巨大品牌效应，可提高远距离游客的到访率。

中国著名的历史建筑主要包括军事建筑、宫殿、宗教或祭祀和园林建筑等。

长城

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

故宫

故宫，又名紫禁城。它坐落于北京市中心，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明代皇帝朱棣，以南京宫殿为蓝本，从大江南北征调能工巧匠和役使百万夫役，历经14年（公元1407—1420年）时间建成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占地面积72万多。

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位于拉萨市西北的布达拉山上，始建于公元7世纪，是藏王松赞干布为远嫁西藏的唐朝文成公主而建。后经历次扩建，是西藏最大的宫堡式建筑。建筑分白宫和红宫，白宫的东大殿和日光殿分别是历世喇嘛举行重大宗教活动场所和寝宫。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建筑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

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

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

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

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

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

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

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

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

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

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

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

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

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

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

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

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

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

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

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

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

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

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

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

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

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

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

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

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

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

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

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

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

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

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

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

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

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

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

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

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

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