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词的比较研究论文

长江三峡，拥有世界级的风景名胜，拥有世界级的文化金矿。山川之雄奇，人文之厚重，民风之淳朴，景点之繁多，中国唯一，世界罕见。三峡风物历来滋润着中华诗坛，也引动了古今无数的迁客骚人尽折腰，方写下如此众多的美丽诗篇，为我们勾画描绘了三峡色彩斑斓的奇观绝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峡诗词文化。三峡诗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世界上表达情感的最珍贵的语言形式之一，它用最简单的文字，叙述了三峡最多的内容，倾诉了对三峡最多的情感，描绘了三峡最美的画面，蕴涵着对三峡最深远的意境。三峡的诗大都是描写三峡壮丽景色的抒情诗，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一些作品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三峡的景色特征，其作品被称为传世佳作，而描写的对象——三峡也因此声誉远播，如“诗仙”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寥寥数语，三峡两岸千变万化的景象尽在笔端。“诗圣”杜甫的诗：“远山朝白帝，深水竭夷陵”。表达了对三峡的赞誉。白居易的诗：“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峡容一苇。”写出了三峡险奇的景观。司空曙的诗：“峡口巴江水，无风浪也翻。”突出了三峡江水风景。李商隐曾以“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的诗句来赞美其水之壮美，其云之绚丽。欧阳修的诗：“江如自天倾，岸立两崖斗。”活灵活现了三峡的险峻。苏轼的诗：“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瞿塘迤逦尽，巫峡峥嵘起。连峰箭可坚，石色变苍翠。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描绘了三峡的雄奇伟岸。以及陆游《瞿塘行》的神来之笔：“浪花高飞暑路雪，滩石怒转晴天雷！”司马光的诗：“地险三巴口，江流百折蟠。”杨慎的诗：“白波一道青峰里，尽听猿声是峡州。”都无不展现了三峡神奇景致。李映芬诗评：“峡山峡水太奇绝，造物于此技亦竭。”这些诗词形象生动具体地描绘了三峡的险奇伟岸和神秀。三峡诗有着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透过这些诗，可以看到三峡这几千年的历史画卷。这种以一个地域为主体，延续创作逾千年，历代文豪诗人都要造访的情形，在中外诗词史上都是罕见的。三峡诗词文化作为三峡文化中的一个奇葩，内容博大精深，不仅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二、三峡诗词文化的特色（一）山水世界、清新俊美山水作用于诗词的作品世界，首先是它自身的“质”。这个“质”规定了对象本身。三峡“质”的特点就是雄奇、壮丽、秀幽、盘曲、神秘，以及由这些“质”所共构呈现的气势和力度。它“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的自然特质，决定了它与其它山其它水甚至其它“峡”的区别。这种区别，便具有了质的规定性。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三峡的山水世界并不是各别独具的存在，而是其共同构成的“峡”的世界。也就是说，这里山的高入云天，水之汹涌澎湃都相互作用相生相成，从而形成一种共态的美。加之附丽其上的云蒸霞蔚、瀑飞泉涌和哀猿长鸣，使三峡成为面貌独具的审美客体。这一切均作用于审美主体，从而形成了三峡诗词山水世界所特有的美学风貌。由此，我们看到三峡古诗“山水世界”的独有的品格：其一是，它的意象构成往往是多重叠合的共生态。这种共生态一是指的以山形水和以水形山；二是指它的山水又往往和三峡各自的附丽物相切合。就第一点言，山水共生本是一般山水诗的特征，但三峡诗词的独特性在于它取自于三峡这一独特的审美对象。比较一下王维《汉江临眺》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和杜甫《瞿塘两崖》的“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虽说同是以山水营构意象，但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点是指这一意象叠合，往往在山水之外又和另外的意象共同构建。粗略地分一下，瞿塘峡多取危石，巫峡多取云雨和猿声，西陵峡则多取险滩。这一多重叠合，不仅使三峡诗词的山水世界的意象构成有别于其它的山水诗，甚至在其内部，也表现出别有的审美差异性。其二是三峡诗词山水世界审美特征的独特性，即在于它的雄奇和伟壮。这一特征是三峡诗词的审美个性。它既不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类的清新，也不同于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类的明净，也不同于袁宏道的“云奔海立，沙走石扬”的壮阔，它的意象是层峰迭岭，高江急峡，是“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是“水从天上下，舟自地中来”，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的壮美。这种山水共构多相叠合的壮美，并不是一般的山水诗所能具备的审美特征。它的独具性仍然是来自于三峡“质”的特定性。同时，这种壮美的“山水世界”，更显示出了三峡山水的气势和力度。大江与群山的搏斗撕杀是力与力的较量。山的紧锁高压，江的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使三峡千曲百回又惊心动魄。但“夔门关不住，众水尽朝东”，江山相雄的结果，是江夺路而出浩荡而去。反映到作品中的这种“山水世界”，使我们在领略它的力量、气势、雄浑、壮美的同时，更感受到三峡山水百折千回仍勇往直前的品格和由它所滋育出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文精神。（二）人文世界、蕴涵情素如果说三峡诗词的“山水世界”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一些山水诗的审美共性的话，那么三峡诗词的“人文世界”就是独一无二的。三峡历史悠久，三峡文化也源远流长，当这一土地的历史走过长阳人走进“大溪文化”的时候，三峡文化的特点就开始形成。这已经在考古学上得到了证明。楚文化和巴文化在这里撞击融汇，三峡的山水更是培育了巴楚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和特有的文化气息。我们把三峡诗词的“人文世界”稍加解剖，就会看到这一人文精神和文化气息的构建与呈现。大致上说，三峡诗词的“人文世界”由以下几个系列所构成。即：大禹治水系列、文化名人系列、巫山神女系列，在这一系列中，又呈现出二元状态：即文人的世界和民间的世界。文人世界主要是襄王神女梦遇，而民间世界却是瑶姬佐禹治水。两个世界虽在一定的意义上交感重合，但仍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还有三峡民歌《竹枝词》系列。这四个系列中，各又有着许多相关的文化因子。如大禹治水系列中的神牛佐禹开江，由此构成了黄牛峡诗词的主体意象。同时，这四个系列之间又有着交合和联构。比如大禹治水系列，它和巫山神女系列的民间世界，就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由这些人文系列出发，构成了三峡诗词的特有文化品格。所以三峡诗词，除了由山势水态所营构的意象世界外，我们亦能感受到人文景观所构成的作品世界。就其独立品格这一点而言，它甚至超过山水本身。比如巫山神女系列，就文人所创造的意象世界而言，“云雨”和“高唐”早已经成了古代诗人所共有的“母题”，一种中国文学特有的“隐语”，它早已经不再单纯是属于三峡文化。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三峡文化中对中华民族大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文化名人系列而言，撇开他们本有的作品世界不论，屈原与宋玉自身，也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精神被反映到众多的诗篇里。杜甫的“摇落深知宋玉悲”，或许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宋玉在三峡古代诗歌的作品世界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的《高唐》、《神女》二赋所创造的“巫山云雨”和“高唐神女”的世界，早已是具有了普泛的意义，而他自身也被对象化出现在众多的诗歌中。除了杜甫的“悲摇落”、“亦吾师”外，我们也看到李白“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李商隐的“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以及“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俱堪疑”所由宋玉引发的身世交感。那屈原更是如此。不仅众多的诗篇以屈子和以怀念屈子来营构意象世界，即如一系列与屈原有关的文化传统如赛龙舟、吃粽子也成为三峡诗词“人文世界”构成的重要因子。还有昭君。她作为人文因素进入作品世界，较之屈原、宋玉，可以说更具有了一种意义的多样性。人们似乎更愿意选择这一对象，她更像诗人们手中的“酒杯”。昭君哀婉柔弱的女性形象，更能激发文人士大夫的失落之悲和迁徙之感，更能引发迁客骚人的落寞情怀和身世之戚。“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不是有很强烈的诗外意旨么。竹枝词更是一绝。如果说“云雨巫山”是三峡文人对中国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的话，那么竹枝词则是三峡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这种三峡地区特有的民歌，它虽“伧倅不可分”却“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刘禹锡语)，在三峡地区的发生和发展已经有着很悠久的历史。这种由祭神的巫歌转变而来的民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不能不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注目，因此被引入到审美领域加以创造。我们看到顾况、白居易、刘禹锡、李涉等唐代诗人群起仿之，以咏民风民情，由此传扬开来走向全国，并构成了中国诗歌体裁的一个重要系列，也滋育出一种别于言志的专咏风土的诗歌精神。它是地地道道的三峡文化的产物。就是在众多的三峡诗词中，它也自成一个系列。如果我们从联系的角度来考察作品的“人文世界”，会发现它往往处于中间位置，即位于“山水世界”和“心灵世界”之间。一方面，它与三峡山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三峡山山水水所孕育出来的；而在另一方面，它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又经过了审美主体的认同和选择。山水作为对象虽可和审美主体直接交感，但所引发的往往是较纯净的愉悦和愁悲。而这些相对于复杂的主体情感而言，就往往是不够的、难以言传的。而“人文的世界”则可能起到一种情绪对应和转换的作用，从而去振颤主体心灵深处的弦。我们可以从以咏巫山的诗来作为例证。除了少许诗篇较单纯地摹写“山水的世界”外，众多的作品，其世界构成都可以绘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轨迹：襄王神女之云雨主体心态。“云雨”作为一个中间态的意象，正好纽结了审美的主体与客体。（三）历史世界、缅怀景仰与“人文世界”联系最紧密的是作品的“历史世界”。这是因为“人文的世界”本身就具有历史性，而“历史的世界”又无法不包含人文的内容。它的构成，也包含了许多个系列，如“三峡山水史”、“人文史”、“政治史”、“战争史”等。山水历史的远古自不待言，它本身也是诗人们感兴趣的审美客体。人文史已如前述。而三峡地带以其险峻的山阻和水上交通，也曾是兵家必争之地。秦灰汉垒，梁索隋舰，演出一部三峡血与火的历史。具体地说，三峡诗词的“历史世界”，主要由“公孙称帝”、“白帝托孤”、“诸葛阵图”、“石牌保卫战”四大系列所构成。就类别言，或政治，或军事；就身份言，或帝王，或宰辅，或将军；就性质言，或正统，或僭越，或割据，或卫国。由于这些审美客体“质”的相异，所以诗歌“历史世界”层面的构成，也就有了不同的侧重，与审美主体的情感也就有着不同的对应。大而言之，对公孙是嘲讽，对刘备是叹惋，对诸葛是景仰。不仅如此，由于审美对象的“质”的历史性，作品世界自身也带上了一种苍凉意味的历史感。（四）心灵世界、陶冶性情诗词的宗旨和诗人的最终意图都不在于对这些对象作如何的描述。他们是要以此作为载体，作为元件，来营构自己诗词的终极世界——“心灵世界”。因此在三峡诗词作品世界四个层面中，“心灵的世界”却是处在中心或者终极的位置。山水的、人文的、历史的世界，由于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因而在三峡诗词中表现出很大的恒定与同一性。也即是说，有着较多的共性特征。但审美的个体却是独特的，各别的。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唯一，而每颗心灵都是一个宇宙。因而就使得三峡诗词所显示的“心灵世界”，最具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长江的独特地理条件，使它成为过去时代的极重要的通道，无论上川出川，三峡都是必经之地。这些人或来自北方或来自南国，或由于遭贬或出于宦游或因于沦落，仅这一点就足以构成审美心态的差异。加上各自不同的学养、气质、禀赋，就使得这种差异性更加明显。因此，他们对审美对象观照的角度立场、对审美意象营构的材料方式都会有不同的考虑，由此形成了三峡诗词“心灵世界”的不同风貌，以悲以喜，或浓或淡，异态纷呈。不同的审美个体会有不同的“心灵世界”，就是相同的审美个体，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审美心态，正如同刘勰所说：“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更重要的，诗人对客体对象的选择，是用来为抒发情志服务的。与对象的关系，取决于审美时的心态，服从于审美需要。我们看李白，他抑郁时，便感到三峡之迂曲：“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他高兴时，便感到江水之亲切：“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之轻快：“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也因此同样是猿，李白时或“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时或“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虽然李白的作品世界并不只限于三峡，但他这一部分作品的世界所显现的却只能是三峡山水、人文、历史的特色。他的情绪本身或愉悦或忧伤，但三峡的不同客体的“质”，都能一一与之对应，都能使其情绪投射获得结果，作品的世界也就得以构成。并且构成作品的意象，都是三峡客体与李白心灵世界互动的结果，它无疑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心灵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独特性就是在这些主体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获得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峡山水的人文的历史的审美客体，对审美主体的反作用又是巨大的。它甚或可以形成或改变一个作家的作品世界的美学风貌。这或许就是刘勰所谓：“山村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的“江山之助”。就唐宋诗史而言，一些伟大作家的名作产生以及风格形成或改易，都直接是三峡“江山之助”的结果。比如杜甫。他在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沦落到夔州，短暂的两年多岁月里，竟然创作了四百二十多首诗，几乎占现存杜诗的三分之一，成为他创作的最辉煌的时期。“杜陵山水是图经”，如果没有夔州一带赤甲白盐瞿塘白帝滟滪八阵高唐鱼腹等山水名胜，没有夔府的水手渔女盐夫农人生活的艰辛，杜甫的创作题材如此广泛，其精力如此充沛则是无法想象的。正如前人所言，“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蜀山水得少陵诗吐气”(《杜诗详注》引李长祥语)。这种互为依存和作用的情态，正是这种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极好说明。杜甫的许多名作如《诸将》、《秋兴八首》、《咏怀古迹》、《八哀诗》、《白帝》、《登高》、《八阵图》等都咏成于三峡之中。他诗歌的风格也由于巫山夔峡萧瑟之气的感染而一变为沉郁苍凉和凝重，并成为杜诗最具代表性的风格特征。又如欧阳修，风华正茂时因事被贬夷陵，三峡的雄丽风光冲淡了他的牢落不快，夷陵的风俗民情也使他倍感新奇，他陶醉在“天下佳”的西陵山水中，“有时携酒探幽绝，往往上下穷烟霞”、“贪追时俗玩岁月，不觉万里留天涯”。三峡雄奇的山水自然风光，勇直的人文精神，既勃发了他的诗兴，“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也更锻就了他的人格，“不向芳菲趁时节，直须霜雪见青葱。”可以说，欧阳修的佳作，大多作于这一时期。如《黄牛峡祠》、《下牢溪》、《黄溪夜泊》、《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戏答元珍》等，莫不如此。三峡文化的文人精神，使他汲取了精神营养，他以后事业的成功，是和被贬斥到三峡密不可分的，所以清人说“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三峡独特的山水性情，人文精神，历史渊源，形成他最精美的作品世界，也促成了他最本质的人格精神。二十岁已作巴东县令的寇准，以后宰令全国，难道能说没有三峡文化的陶冶之功？而刘禹锡民歌体诗能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他诗歌的代表风格，也不正是因为三峡人文精神的滋育和熏陶？甚至可以说，没有三峡竹枝词，就不会有刘禹锡民歌体诗的清新自然的作品世界。三峡诗词文化的几个特色相互交合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诗词风格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 ——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 【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 【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 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 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 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 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 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 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 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欧阳修的词曲风格清丽淡雅，而且洋溢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欧阳修的仕途也颇多不顺，但他为人积极乐观，在《醉翁亭记》中能够说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见他为人的通透和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