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书评

李自成，原名鸿基，小名叫黄娃子，也有说是黄来儿的。说是，李自成出生时，李自成的父亲梦见了一个黄衣仙人进入了一土窑内，李自成的父亲心有所感，故也唤李自成为“黄娃子”。费密所撰写的《荒书》中有明确记载。

而李自成的一生，也颇具传奇色彩。明末时期，李自成担任农民起义的领袖，一路披荆斩棘，欲推翻大明。当然，他遇到过很多挫败，被打惨过很多次，最惨的我印象中有两场，一次是他被打的只剩下十八个人，一次是他被打的只剩下五十人左右。

然而，这位愈战愈勇的骁将，竟然再次崛起，直至拥兵百万，踏入北京，最后灭了大明。

可是怪事也正发生于此，李自成的百万大军，竟然在一瞬间，便败给了数量远小于他的清军。而且出乎意料，这位坚韧不拔，多次咸鱼翻生的大将军，竟然再也没能恢复元气。

李自成的失败，成为了历史的一个迷。许多人不解，这位拥兵百万的骁将，为何会被清军，一举击败。

有人说，是百万大军军纪溃散所致，有人说李自成不得民心所致，有人干脆说，李自成进入北京后骄傲自满，最终失败。甚至还有人说，李自成最终败给了“红颜祸水”。

其实据历史考证，这些原因一定是错的。首先李自成的军队纪律非常严明，而且李自成本人也总是严格要求自身。刚到北京，李自成就惩讨贪官，当时从贪官手中，李自成直接获得了近七千万两白银。这些银子相当于大明八到十年的税收。也就是说，李自成至少可以两年不收税，赢得民心。

那么，李自成溃败于清军，又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查阅了很多资料，终于在一本名为《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集》中发现了原因。

书中有一篇文章记载到，明朝末年，鼠疫横行。也就是说，李自成败的不是人，而是天。

众所周知，鼠疫在古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非但传染率高，而且死亡率也极高，几乎是得了就必死无疑。当时，李自成驻扎北京时，刚好是冬天，那时候，鼠疫相对来说传染的比较缓慢，所以李自成也并没有发觉。

而一到三月，春暖花开时节，鼠疫传播的速度就变快了。鼠疫传播主要靠老鼠，跳蚤带动，据记载，中国古代曾经发生过鼠疫，死亡率达50%，七世纪，欧洲发生鼠疫，死亡率达70%，也就是说，李自成还没有开始实施自己的宏图霸业，就已经被鼠疫击垮了。

文献记载，当时流传过一句话，叫“贼过处，皆大疫”，李自成的百万大军，面对鼠疫，束手无策，所以只能选择坐以待毙。

适时，清军前来讨伐，李自成几乎不战而败。

但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李自成的人得了鼠疫，而清军就相安无事呢？

因为在14世纪欧洲壁画中，人们发现，所有骑马的人几乎都没有染上鼠疫。所以自此得出结论，老鼠和跳蚤都讨厌马的味道，而清兵又有“八旗铁骑威震四方”之说，也就是说，喜欢骑马的清兵，因为善骑马，而避过了鼠疫的侵害。

至此，我们只能为李自成感到惋惜，这场决斗，天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李自成也只能空叹一句“天要亡我”，随之含泪而去。

历史研究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刊物，1954年2月在北京创刊。毛泽东为该刊提出“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直接领导了编委会和编辑部的组建工作并撰写了发刊词。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历任主编有尹达、黎澍、庞朴、徐宗勉，现任主编是田居俭，副主编阮芳纪。1979年起为双月刊。 《历史研究》主要刊载史学界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史学史，史学著作评介并发表重要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及其研究、考证、介绍，设有读史札记和史坛信息等栏目。该刊提倡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倡实事求是、各抒己见，并就史学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讨论，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研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编辑部与东欧、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和学术团体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许多优秀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翻译介绍到国外。 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 2、《历史研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及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早已为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悉和景仰，但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卷帙浩繁，常令众多心仪者望而却步。汤因比在去世前，根据当时史学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改写了这一巨著，将其压缩为一卷，于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其1995年重印熬，翻译出版了这一享誉于世的著作。 汤因比在这部著作中，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种文明，汤因比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同时，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汤因比闻名遐迩的挑战-应战模式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汤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我们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此外，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汤因比指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的确，随着考古的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并列”。另外，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也成为汤因比关注的焦点之一。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在本书的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汤因比集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种试图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中发现人类历史整齐划一轮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与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三卷中译本）相比，篇幅当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读，这大大方便了读者。另外，虽说也是一部节录本，但与索麦维尔的版本不同，这一版本不仅是汤因比亲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撑其观点的历史例证以及更多的细节。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一大十六开本的著作是一部插图本，共配有四百多幅黑白串文图、地图、图表和九十幅彩图。制作精美的彩图和丰富的串文图、地图以及图表，配有恰到好处的详细说明文字，赋予了该书新的内容和形式。诚如汤因比所言：“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 阅读《历史研究》，在钦佩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之余，我们可以徜徉在令人着迷的历史海洋之中，不仅吸取知识，丰富思想，而且能充分获得思考带来的快乐。 3《历史研究》的趋势分析 历史研究定位与趋势分析： 《历史研究》，双月刊 ，逢15日出版，大16开本，每期192页，约30万字，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其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负责具体工作的《历史研究》编辑部。该期刊的历史可谓悠久，它与1954年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综合性史学期刊。期刊的办刊指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 为了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世纪之交的时期，几乎每一期中《历史研究》都邀请了一个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对这个领域内百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回顾和反思，对未来的反战做出预测和展望。这些文章，可谓是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最好概括和总结。 至于和时事的联系方面，在到一些重要的周年或者大事发生的时候，论文就会加倍加速的产生。例如：1997年设香港历史研究专题；1999年设澳门研究专题；01年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专题等。 而对于一些热点问题和史学动态，在这个期刊中也有所关注，例如01年第四期的《走马楼吴简研究》，00年的《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等。 而从10多年的目录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人口问题、对外关系和海外中国学的介绍等开始发热，生态史等领域也开始有所展开，这就可以看出史学研究的范围是不断地在扩展，而跨学科的研究也是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最后这本期刊的不足之处也有不少：首先综合性压过了具体性，导致了专题研究不足；其次和国外的最新史学动态联系还不是太紧密，中国史部分比重过于庞大，导致世界史研究的领域所收录的文章所占比例过小；再次，虽然本期刊是史学界的最好刊物之一，但是论文学术水平却参差不齐，有些甚至可以说有些低劣；最后关于一些史学界的禁区的研究几乎是没有收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