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俗赋研究论文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ich.cass.cn

张鸿勋 (1935—— ) 张鸿勋，祖籍河南省郑州市，1935年2月4日生。敦煌 文学研究专家。 张鸿勋1949年9月考入陕西省第三中学，初中毕业后，1952年9月升入西安市高级中学，1955年7月高中毕业，旋即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59年8月毕业，分配到天水师范专科学校(今天水师范学院)任教至今。现任该院中文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等职。 张鸿勋就读大学期间，即开始从事宋元话本与明代小说的资料搜集和研究，1958年曾于《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发表其论文《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 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敦煌说唱文学历史的研究。不幸这一研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被迫中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80年代，得以继续进行。从1980年在甘肃《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简论敦煌民间词文和故事赋》起，至今在有关专业刊物或论文集上相继发表敦煌文学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专著5部，并先后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次。 张鸿勋的敦煌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中的通俗文学作品，他认为这部分作品是现存敦煌文学作品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对它们的探讨，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具体作品分析，都应置于整体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大背景下进行宏观观照，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住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他的《敦煌俗赋(茶酒论)与“争奇型”小说》(刊《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敦煌唱本(百乌名)》的文化意蕴及其流变影响》(刊《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孔子项讬相问书)传承研究》(刊《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等，就是把它们放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中作纵横考察而有所发现之作，因而被同行学者评为“无疑扩大了敦煌文学的研究领域”(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8年第2期［总第15期］:《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纪要》)。但是，敦煌文学生存的土壤是当时西北边陲重镇敦煌，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历史环境，以及受周边少数民族、外来佛教文化等等影响，遂形成了它与中原主流文学不同的一些独特个性，他的《敦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辨》(收入《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敦煌话本(叶净能诗)再探》(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敦煌本(观者证验赋)与敦煌观音信仰》(收入《敦煌文献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敦煌写本(下女夫词)新探》(收入《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就分别是从佛教、道教及民俗的角度，研究它们的产生背景、成立年代、流传地域、民众信仰等之间的关系，由古及今，由近及远进行比较，以确定它们在宗教文学中的价值，及其在早期话本小说、唐赋、婚礼仪式等方面的地位，受到海外学者的重视。 张鸿勋的敦煌文学研究，勇于探索，敢于立论，尤其是以敦煌说唱文学研究为主攻方向，多有建树。他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虽在注释等方面存在某些不足，但却是国内外敦煌学界第一部这类作品的普及选注本，获甘肃省高校1979一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为台湾“敦煌学导论丛刊”撰著的《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一书(文津出版社，1993年)，又是敦煌学界第一部较系统，较全面探讨这三种敦煌俗文学类型的专著，为前辈学者从未如此涉及过的一个领域，故有相当的开拓意义。获1994年甘肃省高校社会成果一等奖。1982年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的《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及收入台湾《敦煌丛刊》二集的《敦煌说唱文学概论》(文津出版社，1993年)，将以往被笼统地称为“俗讲”、“变文”，重新分类，并简明扼要而又全方位地探讨了每一类型的体制特点、渊源流变、演出场所、演出艺人、演出底本、演唱声腔及演出仪式等，分析其中一些优秀之作，探讨它们的题材选择、故事结撰、思想倾向、人物形象、语言艺术、对后世之影响等等，被同行专家评为“比较辩证、切实和稳妥”(见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第634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台湾著名敦煌学家郑阿财在其《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篇》中也说：“以敦煌变文的概念进行探索，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推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见《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第2期［总第74期］，2000年5月) 张鸿勋1999年被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