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校训翻译现状研究论文

关于文化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分析

翻译实践的这种文化特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本文关于文化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和翻译的关系，阐述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提出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注重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理论;文化意识

一、引言

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翻译活动在人类走过的几个世纪中可谓影响深远。i·a·理查兹曾于1953年提出，翻译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为复杂的一种活动。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目的语(targettext)中再现源语(originaltext)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文化信息在传递中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活动，以达到跨文化的社会交际、传递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当今世界科技、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态势渐趋明晰，翻译的文化功用日益彰显，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翻译研究需要“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制约，以及译著对接受文化产生的影响”。

二、文化的范畴

在我们试图探讨翻译和文化这一主题之前，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文化这个概念。文化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文化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萨莫瓦(samovar)也认为，文化是-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总合。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风俗习惯、服饰礼仪、婚丧庆典、节日禁忌等等。据说文化影响已深埋于人的新大脑皮层之下，成为集体潜意识。我们从生到死，甚至死后的葬礼也摆脱不了文化的制约。

那么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如何呢?南开大学的王秉钦教授曾引用了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的话对此予以说明：“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由此看来，翻译虽然在基本形式上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但是还涉及到许多的文化因素。

三、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

翻译实践的这种文化特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地考虑并考察文化内涵，寻求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的统一呢?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even—zohar)在后期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坦屉亚诺(tynjanov)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系统论(polysystem)。坦尼亚诺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素材和写作技巧的堆积，而是由不同成分所构成的系统。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因此，文学研究必须置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之下来进行。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而佐哈尔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文学以及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抽象与具体的现象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归为三类相互矛盾与对立的概念：中心与边缘(centervs.periphery)，经典化与非经典化(canonizedvs.noncanonized)，来源与目的(sourcevs.targei)。这些矛盾着的现象相互斗争，保持着此消彼长的状态共处于一个系统之中，维持着系统的现状，推动着系统的发展。并且佐哈尔将长期被人轻视的翻译文学重新定位，提出翻译文学也是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析了三种能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状态，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心还是边缘地位。佐哈尔倾向于引入时间因素来分析影响翻译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评价翻译文本时要将其放在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考虑到社会文化历时的演变和发展，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文本造成的影响，而决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显然，埃文一佐哈尔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把系统的概念从文学作品内部推广到了整个民族文学、文化的构成。

之后，佐哈尔的学生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又在多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描述翻译学。他引进了“常规”norms)概念，即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他认为常规是解释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解释文化、翻译活动的关键。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socialnomrs)和文学惯例(1iteraryconventions)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趋向并影响译者所做出的具体选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主张接受并承认所有既成的翻译结果，探索影响其形成过程的所有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目标语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并对此进行全面的历时性描述和分析。在图里看来，语言学和美学在翻译中并不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翻译作品的抉择。描述性翻译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审美不同带来的干扰，客观地描述所有译作的特点和价值。这种理论为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者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

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m)的口号。他俩的研究超越了语言，着眼于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注文化影响和限制翻译的方式，研究有关语境、历史和习俗的问题。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应割裂孤立，而应相辅相成，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文化共享。根茨勒(gentzler)认为“文化转向”的提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项真正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1]1它标志着翻译理论研究时代的来临。谢莉·西蒙也指出：“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着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协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20世纪的90年代，文化研究从三个方面影响着翻译研究：1.翻译作为一种改写，这是系统理论的一种发展;2.翻译和性别;3.翻译和后殖民主义。把目光投向文化层面之后，翻译研究迎来了一系列的转变：“从原文中心到译文中心，从规定性到描写性，从翻译过程到翻译产品，从语言研究到文化研究。”

四、翻译实践中的文化意识的培养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彼此相互渗透和影响，“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61但在文化趋同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态度不仅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误或误解，而且也会成为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的难题，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因此，许多译界学者提出应在翻译实践领域加强文化意识，应将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译论研究中来。.

那么什么是文化意识呢?文化意识就是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他在进行语言文字的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a.nida)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所以，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翻译不仅仅传达语言信息，语言表象下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源语中特有的文化因子可以通过解构和移植加入目的语中。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

五、小结

翻译必定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制约。所以，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除了要提高自己的理解和使用语言文字的功底，还应注意培养文化意识，加强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和归纳，从而达到源语和目的语契合，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互动和移植。

厦门大学1921年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即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定为校训。“自强不息”指自觉地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永不懈怠。最早见于《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指通过不懈的努力，以臻尽善尽美而后才停止，也就是说不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绝不停止自己的努力。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