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论文参考文献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治国理念，可谓志同道合——都是“理财”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就在给前任国家领导人宋仁宗的报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不过，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却受到昔日好友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仁宗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为官，关系特铁，每当闲暇之时，就约上吕公著、韩维两位同僚，聚在一起谈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参与其间，时人称他们是“嘉祐四友”。虽是铁哥们，但王安石与司马光却性格迥异、政见相左。 他们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大人雅兴大发，邀二人置酒赏花。两人平日都不喜饮酒，但包领导兴致很高，总是举酒相劝。司马光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强饮下，王安石终席一滴未饮。王安石的执拗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当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唤作“拗相公”，并非没道理。 而两人的政见差异，早在变法之前就有苗头。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这得益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开讨论。熙宁元年冬天，黄河以北大旱，国家财政紧张，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的执政官向神宗提议，请大臣辞让祭天时赏赐的金帛。神宗于是让诸位学士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司马光、王珪和王安石三人。 司马光说：“现在国家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节省冗费须从贵近之臣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 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省下赏赐大臣的几个钱，也不足以富国，反而有伤国体。况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 司马光反驳道：“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租，榨干百姓罢了。百姓穷困，流离为盗，这难道符合国家利益吗？” 王安石不甘示弱：“善于理财之人，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一针见血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如果设法掠夺百姓，祸害甚于加赋。你这是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话啊。” 二人争议良久，王珪赶紧出来打圆场：“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该从贵近之臣开始，这话说得对；王安石说赏赐花费不多，不赏有伤国体，这话也不错。希望陛下裁决。” 宋神宗心里支持王安石，但不好驳司马光的面子，于是说道：“朕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不过这次两府执政就不必推辞赏赐了，下不为例。”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以“国富”为目标，以“不加赋”为手段。但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其实现前提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确保“税基”扩大。然而，此后的变法只有“农田水利法”对经济增长有贡献，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法，都是用国家机器来强行干预经济，最终演变成巧立名目的变相征税，这种增加百姓负担的做法，反而破坏了经济发展。 富国还是富民，这是个问题。司马光说的国家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表面看来显得保守，但却符合实情。古代科技进步缓慢，经济发展非常的稳定，社会财富增量不多，是大致的常数，政府与百姓之间在这个常数内分配——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穷。 司马光的看法，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看法。苏轼在司马光死后给他写的行状中说道：“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二人的争论此后仍有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一年后的熙宁三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言辞恳切地讨论变法弊病。对司马光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批评，王安石拒不接受，认为自己“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还自比迁都的盘庚，不为时俗理解。 长久以来，人们将司马光视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其实，司马光并不排斥改革，甚至也曾是变法的热情支持者，他的《论财利疏》洋洋洒洒达五千多字，对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视不亚于王安石，甚至对王安石的出山，还助过一臂之力。 司马光反对的，是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和具体方案，特别随着王安石政策的深入实施，各种社会乱相开始潜滋暗长，司马光对这位昔日的好友，从赞成襄助转为公开反对，最后形同陌路。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阶层，反对聚敛、主张节用。在他们看来，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应该符合“义”的原则，与民争利是不义、无德的。同样是希望大宋王朝繁荣昌盛，但改革不能急功近利，国家如果只着眼功利，整天盯着百姓的财产，则为“舍义而取利”，最终结果，会如孟子说的那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种“义利之辨”贯穿了变法始终。北宋“新儒家”中心人物之一的程颢，曾参加过全国农田水利及赋役的调研，他对变法的思考颇多，还曾向宋神宗上书过《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两份变法报告。有一次，程颢与王安石争论新法，王安石勃然大怒。程颢天朗气清，一脸和悦地说道：“天下事，非一人之私议，愿公平心以听之。”王安石为之语塞。 面对众人的反对，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岂能坐以待毙？在他看来，朝廷上下“高度统一思想”，已成了确保新法顺利推行的燃眉之急。

舍生取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摘 要：舍生取义是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作为一种进步的人生观被一代代仁人志士当作评估人生价值的标准。这种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一直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关键词：舍生取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追求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2-14作者简介：周德义（1955—），男，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会长，湖南省教育科学院博士后指导教授，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义”即指精神道义，可谓天下合宜之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道德标准，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经过历代先哲先贤的诠释和演绎，“义”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今天人们所讲的“义”，主要是指合乎正义或公益。“利”，即利益，主要是指生命、金钱、财物等物质_面的利益，但也包括名誉、感情等精神层面的利益。而对于人而言，至高至大的“利”莫过于生命。“义”与“利”，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相互对立统一的概念。“义利”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绵延未绝、经久未衰。孔子最早将“义”与“利”对立起来探讨。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就是说，君子处世，要以“义”为规范。孔子的“义利观”，乃是高尚君子与卑鄙小人的分水线。孟子在回答梁惠王的提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把“义”和“利”看作是对立的，强调要贵“义”贱“利”。西汉董仲舒继承孔孟的“义利观”，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宋儒程颢、程颐、朱熹等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义”与“利”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相生而又相杀。“义利”之辩的实质，是指在“义”与“利”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之时，是选择“舍利取义”还是“舍义取利”，其实质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反言之，在一定范围内，义与利是可以兼而得之的。纵观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老祖宗也并不排斥对于正当利益的肯定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由此可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决不取不仁不义的“利”。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即义字当先的人值得赞誉，而功利至上的人令人耻辱。墨家墨翟说：“义，利也。”他主张义利一致，二者兼得，认为人既要讲仁义，又要合理合法地追求利益。宋儒张载说：“义公天下之利。”他认为，天下之“公利”就是“义”。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乃是公利，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清儒颜元不满意董仲舒的“义利观”，将其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当并重。“义”“利”虽然对立统一，但二者仍有轻重之分，而这一区分，一直被古人视为检验道德水准高下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道德是最高的价值追求，因此君子应当重义轻利，而小人则往往重利轻义。孔子提倡 “见利思义”，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因此，人的思想第一，道德至上。引申为，精神、气节第一。同时，《中庸》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求按照“仁义礼智信”的要求修身养性，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德品性，并且认真践行。君子的生命与道德理想是相互统一的，但是当二者不能两全时，怎么办呢？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为了实现崇高的价值追求而牺牲生命，虽死犹荣。孟子肯定生命和道德都是有价值的。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但是，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则应“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在对待“生死”“义利”的冲突之中，高扬理性精神，提倡“舍生取义”，为了正义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由此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推到了正义人类的道德标杆上面，为世人所称颂。来源：教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