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音小论文范文

“历史的回音”——唐装之我见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3．同义指代汉服．汉民族服饰．唐装原意指代唐代的汉服，一种是传统的襦，裙装，这种风格一般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与现代的唐装概念明显不同。 唐朝的服装 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 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 随着发展，唐代的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 襦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的夹衣或棉衣。袄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有夹衣或棉衣。襦、袄有窄袖与长袖两类。 衫是无袖单衣，功用吸汗，有对襟及右衽两种。 衫在春秋天也可穿在外面，但和穿在外面有短袖的衫不同，后者就发展成了背子或半臂。而在以前，裙子的造型向来都是一种长方形的方片直裙，有点类似的和服裙子。 方片裙的样式显得较呆板硬性，因此女性穿起来并不能显出美丽来。因此到了唐代，裙子的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的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的优美风度。 这种裙子的结构必须和人体的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或喇叭裙。 二就是到了中晚唐时期，服装中加强了华夏的传统审美观念，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的风格，服式越来越肥，这种风格定了型一直影响到后期华夏女装的基本理念，既宽松随体肥大，这自然在后来也成了礼教所要求的对象，柔和自然，无形无欲。中晚唐女装华丽大气，一般类似于礼服，她们里面直接穿抹胸——抹胸原本是内衣，在唐代和裙子结合形成了一体，它不系腰带，宽松自然。真正的唐装 是中晚唐女装向古代礼仪服饰的过渡的进一步证明，这种款式为礼服一层叠一层，层数繁多，厚重拖摆，穿起来很麻烦。首先穿上很多层广袖上衣，层层压叠着，然后在围上伟大拖地的厚重裙子，即著名的“唐裙”，然后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虽然繁琐，却给人稳重的感觉，赋有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著名古代宫廷和服“十二单”就是从此款礼服演变过来的。日本人称之为“唐衣”即从唐朝传来的服饰，样式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在风格上增添了几许日本本民族的特色。“唐装”通常有两种解释，最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唐朝的服装”；另外一种比较牵强的解释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后一种说法的由来，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西方国家称“中华街”为“china town”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译为“唐人街”，于是就把这些华人街的“唐人”所着的中式服装叫做“唐装”。 根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的意见，“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因此当初设计好服装后，设计组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的时候，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的过程便是深受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对“唐装”的解释的影响。 现在大陆流行的“唐装”，即是这种清末的中式着装风格的服装，也即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这种服装事实上是满清马褂的延续与改良，属于满服的范畴，与“唐朝的服装”（汉服）在风格、款式上面并无丝毫相似之处。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把这种源于“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的满装马褂误认为是“唐朝的服装”。 “唐装”一词本身的称谓，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 把“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本来作为中国人传统服装在海外的惯称、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也算顺理成章，但让人遗憾的是，风行的“唐装”一词严重偏离了它的本意，极易引起普通民众包括历史知识欠缺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误解：以为此“唐装”即“唐朝的服装”。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自是不明了“唐装”一词的确切指代，而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虽然是清代以降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不排除其为流行规律的必然或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但此举在催生汉服运动的同时，却也给后来真正的唐装（汉服）的复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阻碍。 这种“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显然这种“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 “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才市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 “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 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 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 唐装(满族式)唐装(汉族式)唐装 - 评价唐装 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 其实，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至离人们更近的明代袍服（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并非不太可能重回流行。“长袍大袖”只是现代的人们对“古装”的模糊认识（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末的传统中国人的穿着主体款式是“交领右衽，隐扣系带，褒襟广袖，峨冠博带”，其中，“褒襟广袖，峨冠博带”仅为礼服特征，而“交领右衽，隐扣系带”的特征则为礼服、常服所共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唐装除了作为主体款式的礼服外，还有作为补充的“窄衣窄袖”的常服。 这些服装自唐以来就有“汉服”或“汉装”的正式称谓（意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汉族的民族服装”），经历将近四千年，一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并深远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日本的“和服”（汉服中的深衣款式），朝鲜（韩国）的“韩服”（汉服中的襦裙款式）便是汉服在这些国家的正常延续。真正的“唐装”的“宽衣大袖”的礼服更适合于祭祀、成人礼等庄重场合，而其“窄衣窄袖”的常服则更适合于劳动耕作及日常场合。随着自互联网发起，以都市青年白领阶层为骨干的“汉服复兴”运动的兴起，真正的唐装（汉服）在现代人们的视野中也并非“遥不可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唐人”而定义的“唐装”一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置疑。

历史的回音的散文 我知道，冰雪从悄悄融化成水，到换颜成海，只需一个春天；我知道，树叶从默默吐芽泛绿，到叶落归根，只需一度春秋。 然而，我竟现在才知道，欧洲从仰视中国到登上顶峰，用了五千年，从希腊罗马到光荣革命。文明之钟早在亘古以前就被希腊人敲响，奈何历经几千年的缠绵悱恻，欧洲还能发出最强回音。 《极简欧洲史》文字虽然简约，但简单之中却阐述了复杂的欧洲历史。欧洲可以称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良好的历史基因----怪异的文化组合体。这个组合体有三个构成元素：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犹太教（犹太民族之宗教）的一个奇特分支、对罗马帝国进行侵略的日耳曼蛮族的战士文化。 三个元素相互独立，欧洲文明起源。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现代文明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希腊，这个以城邦兴起的国度，靠着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画卷中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这一笔也深深烙在了现代民主之中，美国国会、英国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似乎都有古希腊的影子。虽然在古希腊的时代里，国家与社会重合，根本不存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区别，但民主政治已然深入人心，为以后争取民权奠定了基础。有时候，我们不禁感叹古希腊人民的伟大，他们在哲学、数学等方面都很有建树。古希腊人民为何这么聪明，我们无法得知。然而，他们根据灵感、大胆猜测，这种听随灵感的科学精神，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研究科学，往往是先有假设再用实验去验证，我们把实验当作习题来做，他们却认为实验是引导人类认知本质的一个途径。他们坚信这是一个简单的、符合逻辑的、能以数学表达的世界。 在希腊化时期，西方社会就开始了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变的进程。罗马人在文明的传承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优良的文化传统，补充发展了罗马法。另一方面，罗马又是日耳曼蛮族文化的引路人。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粗野不文，他们夺权的方式完全体现了暴力学说的国家理论。他们简直就是为打仗而活，他们认为打仗是件好玩的事。这种战士文化，体现了个人尊严和不服输的勇气。然而这种文化，又势必盲目自大，不利于个人的长远发展。后来，这种文化发展成现在的绅士文化，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可见，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日耳曼蛮族文化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 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西方社会开始进入中世纪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普遍崇尚多神，而犹太人却坚信神权说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真神，他们认为这是个邪恶的世界、唯有耶稣能拯救它。正因为如此，在中世纪，市民社会被神权国家所吞并。基督教徒还认为道德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基督教所倡导的信仰与道德，不正是我们现在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我们总说：社会冷漠，道德滑坡。然而，这一切，我们又都可以归咎于中国人没有信仰。 三个元素从分散走向结合，欧洲沉睡了一千年。 公元313年，君坦丁大帝成为一位基督徒，公开表态支持教会。五十年后，另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更禁止异教，独尊基督教为国教。如此这般，在耶稣于罗马帝国一个纷争不断的偏远省份传教四百年后，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的天下，教会变成了罗马人的教会。 罗马帝国覆灭后，日耳曼蛮族很快就被主教说服。主教告诉他们：只要接受基督教的上帝，就更能克敌制胜。这群特别的征服者接受了被征服者的宗教，日耳曼蛮族也支持了基督教。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宗教的魅力。宗教既能征服聪明的罗马人，也能征服粗鲁的'日耳曼人。可见，宗教具有无形的感染力和感召力。 然而，基督徒却没有自订的教育体制。因此，在基督教会下令将信仰制度化时，非常依赖熟悉希腊罗马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协助。这些人利用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学替基督教教义解释、辩护。就这样，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保存了下来。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基督教徒的聪明。取他人之长，弥补自我之短。 我们且将这个组合在中世纪的运作做一个归纳。蛮族现在成了信奉基督的骑士，希腊和罗马的学术被拿来支持基督教。而教会就居于这个怪异的结盟体之间运筹帷幄，努力维系这个体制于不坠。学术是基督教的，骑士也是基督徒，这个世界成了基督教王国，是耶稣基督的天下。在此，欧洲的民主政治已然渐行渐远，古典文明也成了天方夜谭。在教会的麻痹下，整个欧洲世界彻底沉睡了。 三个元素从结合走向分崩离析，欧洲迈向文明。 时至1400年，这个混合体开始分崩离析，它的分裂首先始于文艺复兴。沉睡的欧洲终于渐渐苏醒，古文化再次被被人们发现。披着传统文化外衣的文艺复兴，强调个性解放，认为古典的东西是无与伦比的。随着文艺复兴的来到，欧洲社会开启了它漫长的世俗化过程。在世俗的世界里，宗教可以存在，但属于个人的事物。宗教不能左右社会，不能强制每个人遵守规定和仪式，也不能主宰思想。文艺复兴促进了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给社会带来的种种促进，历史早就给了我们回复。我国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明清两朝，钳制人民的思想，使我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因此，宗教的思想钳制一旦被打破，欧洲的思想就变得更大胆开阔，更天马行空。一切的一切，为后来的欧洲称霸奠定了思想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当我们自身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达到目的，一如文艺复兴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来削减宗教势力。作为当代青少年，我们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一如文艺复兴唤醒人们沉睡的民主意识。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中世纪世界遭遇的第一个冲击，那么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第二个，这回是对基督教会的直接攻击。宗教改革的目的，是要基督教会回复到尚未罗马化的样貌。宗教改革------主张信仰得救、因信称义，而不需要通过教会，沉重打击了教会的势力。主张王权大于教权，获得封建君主的支持，促进了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当我们自身能力足够强的时候，就要集中火力解决主要矛盾，一如宗教改革直接攻击教会。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一如宗教改革联合了封建君主。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向过去看齐的运动，两者皆是意图将欧洲这个混合体的某个部分独立分离出来。天主教会所保存的希腊和罗马学术，被文艺复兴拿来规避它对思想的钳制；而《圣经》，则被新教改革者拿来颠覆它的神学和单一性。历史的长期积淀，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回音。然而，欧洲并没有一味的回顾历史。 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欧洲文化开始从回顾演变成前瞻。牛顿的万有引力，告诉我们世界不再是上帝在主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科学革命，使教会的理论，不攻自破。然而，科学革命，却也在不经意间，告诉我们：古希腊人错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敢于挑战权威，质疑权威。不要对权威极力尊崇，不要盲目相信权威的正确性。 科学革命之后，科学的种种发现并没有贬低人的重要性。相反，人们相信，通过理性，人类可以思索出整个自然体系的运作。人们对理性的渴望，驱动了启蒙运动的开展 。启蒙运动追求理性、科学、进步。因此，启蒙运动不仅反对教会，而且还反对绝对专制的一国之君。资产阶级力量强大了，资产阶级就抛弃了盟友-----封建君主。看似很无情，无情之间就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利益一致则是盟友，利益对抗则是敌人。 然而，启蒙运动第一次实践就受挫-----法国大革命在扫除国王和教会后，带来的却是流血、暴政和独裁。然而，这一切却并没有阻碍欧洲进步的步伐。与启蒙运动并存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启蒙运动形成截然对比。浪漫主义运动崇尚感受、情绪和情感。他们强调传统文化，自由解放和民族运动。历史就是这么神奇，当一个力量不行时，终归有另一股力量的升起。历史就是这样，一步步推进。 人权开始得到一定保障，民主意识重新深入到欧洲。我们总认为欧洲的民主，根源于古希腊。然而，事实上，古希腊的民主，共治色彩浓厚，带有一丝高压意味，个人人权观念几近为零。可见，我们如今对人权的关注根源于别处。其实，根源于古罗马，古罗马的共和体制才全心全意以公众利益为念。西罗马帝国，因国王的紧紧钳制而灭亡。此后的日耳曼王国，国王与臣子之间，互亲脸颊盟誓，建立契约关系；然而，日耳曼王国又承认基督教，结果教会束缚了人权，长达一千年。英国很早就有议会，苏格兰人民起义和新议会的召开，使国王与议会的矛盾激化，议会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力；然而真正使冲突白热化的却是宗教因素，几经波折，议会拥护新教国王，签订《权利法案》，保障了一定的人权。法国的民主就像一场戏，法国的宪法起因竟然是一扇门没有打开；历史的偶然却是人类民主史上的一大进步，《人类与人民权利宣言》奠定了现代民主，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人民的权利开始得到体现。 权力得到合理的制约和监督。首先，国王从教会手中夺得权力。然后，议会从国王手中夺得权力。议会由人民组成，人民有了表达意愿的机会。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议会的权力虽然不尽一样，权力制约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不变的是权力都得到了合理的规划，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迈向文明奠定了基础。 语言多样化，文化得到释放。语言最开始只有拉丁语和希腊语，语言简单，文化简单。随着战争入侵，语言开始多样化，文化开始变得复杂。同时，语言之间开始彼此借鉴，语法开始简单化，有利于文化全民化，从而有利于文化普及，从而提高文化素质，使欧洲迈向文明。 平民百姓生活城市化。罗马帝国境内，有将近九成的人住乡下，他们谈论着天气，担心着收成。一旦缺粮，他们就抢粮、抢食、抢囤积，以至于他们一度以肥为美。随着国家征税愈来愈沉重，农民开始起义发起农民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然而，工业革命衔接农业革命，它带领着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城市，逃离农村。 听，历史的回音，依旧在单曲循环， 聆听着历史的回音，欧洲等了一千年，迈入文明。 伴随着历史的回音，欧洲再过一千年，会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