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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大计之变，我国的大学生当会为报效祖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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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J]红旗文稿,2010,(16):4-8.

[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中国近代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古老的中国在与周边民族和国家接触和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等“驭夷”方略。这种外交策略一直持续到清末。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一次次外敌入侵、一次次割地赔款，传统的“驭夷”方略再也显现不出往日的“神威”。在这种冲击之下，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与外邦的关系。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围所处的国际新格局进行了再认识，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对手，已不是昔日的蛮夷之邦，而是拥有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远方强国，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逐步摸索慢慢地确立了“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外交方针，为确保这一方针的实施，就必须讲究外交策略。当时国际上盛行的外交策略种类繁多，有均势主义、同盟外交、国际孤立、泛民族主义、门罗主义等等。李鸿章主要采取了“诚信待夷”和“以夷制夷”两外交策略。这两种外交策略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有积极也有消极。一、诚信待夷即诚信外交，它既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对外交涉的一种手段。随着对洋人交住的增多，李认为既不能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抗夷，“失之过刚”①，应该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所以他将传统的儒家学说应用于近代外交，主张待洋人以“诚”、“忠”、“信”。“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 “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同时认为“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②，所以诚信待夷就是主张以诚信待洋人，不能存有丝毫的欺诈之心，欺诈之言，乃至欺诈之行为，“凡中外交涉之事，总以必诚必信为主”。李诚信待夷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首先，与洋人交际要坦诚、谦抑、礼让。李鸿章认为“谦抑二字先从自家身心做起。再就是对洋人要礼让。李鸿章认为对洋人要“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哪怕是洋人有刁难之处，也应“婉言慰藉” ①。（二）其次，与洋人交涉时要信守条约、循理等。他认为，凡事应“依约而行，接之以信，驭之以诚，断之以理”，从而能较好地处理中外交涉，“亦不至大有龃龄”。李鸿章希望以此策略来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在这一和平环境下着手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①，其主观愿望是不错的。但是“诚信”等道德原则与志在扩张、掠夺、奴役中国的西方列强交往，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其结果必将是列强借势要挟，从中国攫取大量的权益。因此在李的这种外交策略下，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不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二、以夷制夷在确定了一定的目标之后，外交策略的运用，则在于“发现国际间之罅隙而有以图之” ③。李认为给中国带来灾难并构成极大威胁的西方列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内部有利益冲突，存在与列强进行周旋，从而达到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可以说贯穿于他外交活动的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外交策略。其主要表现有三：（一）令各国均沾李鸿章令“各国均沾”的制夷策略，主要表现在处理清帝国周边地区与列强的外交交涉中，特别是在处理台湾、朝鲜等问题时表现突出。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杀一事，武装侵略台湾，清政府责成李鸿章处理此事，他主张同日本讲和。认为不能因此事同日本发生战争。讲到制日之策，李鸿章认为：“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奠若令各国均沾。”即主张台湾向各列强开放通商，使各国在台湾均有自身利益，让他们在台湾逐鹿，相互牵制，达到借机控制他们的目的，借以保存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与其签订《江华条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为寻求制日之策，1879年8月26日，李鸿章亲自写信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说服他对朝鲜宫廷施加影响，让朝鲜同各国通商订约。李鸿章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还说：“若贵国在与英、德、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札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在这里，李鸿章是想让朝鲜与各国通商。使各国在朝鲜均有自身特殊利益，若日本或俄国想独占朝鲜，其他各国必加以干涉，这样可避免朝鲜为一国所灭，从而可保中国的宗主国地位。1881年，美国谴使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让马建忠协助朝鲜签订了朝美通商条约，此后，德英等国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同朝鲜签订了商约。这便使欧洲各国均在朝鲜获得商业利益，而令日本侵霸朝鲜的野心遭到强力遏制，这是典型的引虎制狼，即“以夷制夷”策略的实施。（二）与日、俄联盟李鸿章在处理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存在着一种联盟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联日与联俄活动中。起初，他试图与日本联合，建立所谓的“东方战线”，在日本步步进逼之下，希望逐渐破灭，转而依靠俄国，企图借俄国的力量来达到遏制日本及其他国家过分侵略的目的。然而联合日本无异与虎谋皮，不但没有给大清带来太平，反而引狼人室。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促使李鸿章从联日转向联俄。日本吞并琉球，中日进行交涉之际，正值俄国侵扰新疆边境。中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时，在当时士大夫中有“联日制俄”和“联俄制日”两种趋向，此时，李鸿章力主放弃联日，改为联俄。他认为在中俄、中日交涉中，中俄关系更为重要，认为“日人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得俄以慑倭。”他建议清廷以“延宕之法”拒绝批准中日分岛改约的草案，使日本妄图以分琉球南部两荒岛换取清政府承认“利益均沾”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阴谋归于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俄国联合德法成功地使日本“还辽”，并且使赎辽费由1亿两降至3000万两。清廷及一些地方督抚大员对俄国另眼相看。在朝野一片“联俄”的气氛中，李鸿章充当了清政府联俄的使者。1896年，李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建立了针对日本的表面上的军事同盟，至此李鸿章的“联俄”行动达到顶峰。但是，义和团运动以后俄国在东北的侵略扩张证明，《中俄密约》并未给中国带来好处。相反，却便利了俄国势力大举侵入东北地区，东北实际上成为了它的势力范围。（三）寄望于国际“调停”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还表现在他每遇中外重大冲突，便请求列强“调停”，把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预上。这种“调停”，一般来讲，是想以较小的让步换得“和局”，避免中外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以此尽可能保全中方利益。李鸿章争取“调停”的活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当李的“调停”愿望与列强利益一致时，也起到过一些效果。如中英在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公使威妥玛曾坚决要求处分云南巡抚岑毓英，但李鸿章借设宴各国公使之机，借其帮助，使威妥玛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再如“三国干涉还辽”，也使清政府至少名义上暂时性地收回了辽东半岛。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但这种策略无疑是步险棋，在自己国家无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时，片面依赖一“夷”的矛盾，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不是“制夷”，而是被“夷”所制。虽然在有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了些成功，但与其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不论如何，李鸿章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策略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驭夷”方略，加入了一些现代因素，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由此开启。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参考文献：①李鸿章全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4．③刘达人．民国丛书：外交科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7．④栾兆鹏．李鸿章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⑤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七编（上）［M］．东京博物馆，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