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缴纳物业费、离婚，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1]中文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时间2016-2020年[2]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颁布时间2020年5月28日[4]施行时间2021年1月1日[4]颁布大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4]立法经过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立法活动被终止。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现行的民法通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终被搁置下来。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从做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总
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两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并将修改完善的各分编草案同民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法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民法典的编纂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意义重大。具有纲领性作用的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定，统领各分编，因此广受关注。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2017年3月，民法典编纂完成了关键的“第一步”。作为中国民法典开篇之作的民法总则，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2018年8月，民法典编纂迈出“第二步”，各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其中包括6编，即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共1034条。此后，2018年12月、2019年4月、2019年6月、2019年8月、2019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2019年12月23日，“完整版”中国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一本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摆放在与会人员面前。7编加附则、84章、1260个条文……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与2017年制定的民法总则终于“合体”面世。编、分编、章、节……厚重的草案文本中，体例结构的“大树”枝繁叶茂。
民法典草案合同编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就是现在合同法的内容。只不过稍有修改、扩充、增加。
民法典的三大特征！民法典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民法典》编纂始终贯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民法典》第一条中就有明确的体现：“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民法典》第二条至第十条从民法原则上对社会核心价值观进行了体现，特别是其中的秩序原则、绿色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具有极强的中国时代特色：其中“绿色原则”的提出，是以人民为中心，可持续发展在法典层面的具体体现，是与我们国家的发展政策向呼应的；而“秩序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则是强调“习惯”“公序良俗”的作用。社会问题的治理，不仅仅要依靠法治，同时也要凭借善良风俗；需要基层组织处理群众反映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懂法，还要对所在地区的习惯、风俗具有明确的认识。问题的处理结果，不应当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应与该地区历史形成的善良风俗不同，而影响群众的“法情感”，未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打开《民法典》，我们发现使用语言是平实易懂的语言，从形式上保障了人民的权利；而《民法典》中对民事主体人身及财产权利的保护，是从实体上体现出人民当家做主。《民法典》对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等倡导性规定，无不是《民法典》中国特色的。 民法典的特征是具有显著的开创性。《民法典》的开创性体现在历史维度和编章设置。《民法典》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法典，开创中国法律法典化的先河。中国自古有“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主要集中于刑事规定，民事纠纷的解决主要由社会基层组织依据道德、礼俗给予解决。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思潮下，进行了大量学习西方制度的努力，但距离具有自己的法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典》在1954年开始就进入草案阶段，历经66年积累与准备，终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 《民法典》的编章设置，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法典，有开创自己的特点。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其他国家没有过的，足以体现《民法典》对人的权利的重视。人格权编不仅对传统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相关权利进行明确规制，更是对人的精神健康进行了规定，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强化了隐私保护，进一步加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完善了相关的保护规则。 民法典的特征是具有很强的实践连续性和可操作性 《民法典》1260条是建立在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民法总则等九部民事法律所确立的框架下，对原有法律条文进行了吸收和精练。在立法过程中，《民法典》条文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150余条，而这种“吸收”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就是法院裁判的延续性，对于社会经济的平稳，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民法典》不但提供纠纷处理的基本原则，还制定了常见具体问题的处理规则。以旅客霸座为例，近些年霸座事件屡见报端，但往往停留于道德层面，公权力介入存在法律障碍，而本次《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票，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民法典》以明确态度，对于霸座行为给予了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赋予承运人有向“霸座”人员按照自行规定加收票款的惩罚性权利，更重要的赋予了在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情况下，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不但能够使霸座人员受到应有惩罚，也从事实上维护了合法旅客的权利，引导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民法是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
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两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并将修改完善的各分编草案同民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法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民法典的编纂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意义重大。具有纲领性作用的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定，统领各分编，因此广受关注。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2017年3月，民法典编纂完成了关键的“第一步”。作为中国民法典开篇之作的民法总则，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2018年8月，民法典编纂迈出“第二步”，各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其中包括6编，即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共1034条。此后，2018年12月、2019年4月、2019年6月、2019年8月、2019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2019年12月23日，“完整版”中国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一本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摆放在与会人员面前。7编加附则、84章、1260个条文……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与2017年制定的民法总则终于“合体”面世。编、分编、章、节……厚重的草案文本中，体例结构的“大树”枝繁叶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缴纳物业费、离婚，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1]中文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时间2016-2020年[2]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颁布时间2020年5月28日[4]施行时间2021年1月1日[4]颁布大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4]立法经过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立法活动被终止。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现行的民法通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终被搁置下来。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从做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总
《民法典》第三编第十八章“建设工程合同”共有21条条文，在《合同法》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下简称“《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建设工程合同进行了系列规范。其中，《民法典》第七百八十八至七百九十条、第七百九十二条、第七百九十七条、第七百九十九至第八百条、第八百零四至八百零五条以及第八百零八条与《合同法》的原文完全一致。此外，《民法典》还对《合同法》做出11处表述修改，并新增了建设工程合同法定解除和无效合同处理原则两条规定。1、《民法典》对于《合同法》的表述修改在第七百九十一条，《民法典》将《合同法》“总包”中的“肢解”修改为“支解”，替换了原本带有形象色彩的表述。这基于体系变化和逻辑考虑，以更加严谨的表达限制了将建设工程支解成若干部分发包或分包的行为，也将带来后续《建筑法》、《合同法》等民事单行法的文字修改。在第七百九十四条和第七百九十五条，《民法典》在《合同法》基础上对“勘察、设计合同主要内容”和“施工合同主要条款”作出“一般”限定，这将给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内容的丰富和发展留出空间。在第七百九十六条，《民法典》将《合同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本法”改为“本编”，体现了《民法典》 对于法律用语的细致规范。在第七百九十八条、第八百零一条和第八百零三条，《民法典》将发包人和承包人的“要求”都改为了“请求”，进一步凸显发承双方在合同中的平等地位。同样在第八百零七条，《民法典》也将“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中的“申请”改为“请求”，体现了法律用语的一致性。在第八百零二条，《民法典》将《合同法》“质量保证责任”中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修改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语义更加确切；并对应将承包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修改为“赔偿责任”，与上述改动一脉相承。在第八百零七条，《民法典》将《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中的“按照”修改为“根据”，并对“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进行了凝练。2、《民法典》中的新增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民法典》还补充了《司法解释》第二至四条、第八至十条的内容并加以调整，意味着司法解释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后被民法典吸收和完善。在第七百九十三条，《民法典》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处理作出了规定。首先不同于《司法解释》的竣工验收是否合格分类标准，《民法典》按照验收是否合格分为两类情况：这扩大了可以请求支付工程款的工程范围，为单项工程、阶段性工程甚至是半拉子工程的工程价款结算与请求补偿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后一方面在合同无效但验收合格的情况下，《民法典》将《司法解释》中的“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修改为“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实际上将请求权主体由承包人扩展至发承双方，意味着发包人、承包人皆可主张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另一方面在合同无效且验收不合格的情况下，《民法典》将《司法解释》“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的“民事责任”修改为“责任”，意味着发包人的担责范围除民事责任外，还需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另外，通过将情形一中的“应予支持”改为“可以参照”，将情形二中的“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改为“发包人可以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改为“承包人无权请求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民法典》也给法官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实际上增加了折价补偿的不确定性，将倒逼合同当事人强化对于合同效力的审查。在第八百零六条，《民法典》对于建设工程合同解除及后果处理作出了规定。一方面在发包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中，《民法典》仅保留了《司法解释》第八条中的最后一款，将情形限定在转包和违法分包中；并将“非法转包”的表述修改为“转包”，更加凸显了转包的非法性质。另一方面在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中，《民法典》删除了“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情形，实际上删除了《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已经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情形，这意味着承包人在因发包人拖欠工程款而无法施工前即可依法解除合同。另外，《民法典》删除了《司法解释》中的“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也是为了避免与《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重复，是《民法典》体系化的结果。从表述修改看，《民法典》基本承袭了《合同法》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和规范了法律用语；从新增规定看，《民法典》吸纳了司法实践成果，为建设工程合同法定解除和无效合同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民法典》对于无效合同的规定，这也警示发承双方重点关注合同效力问题，合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人们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将会出现大量援引“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这一模糊条款，实质上就成为人们在援引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从而会使这一规定在执行中的力度大大减弱。笔者认为，此处应对诚实信用所要求的先合同义务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便当事人适用。 2、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履行时的附随义务 我国合同法第6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该条第2款又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下列义务：(1)及时通知；(2)协助；(3)保密。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合同法要求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仅要承担合同明确约定的给付义务，而且还应承担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各种附随义务，以使交易过程能够圆满、妥当地进行。 附随义务并非在订立合同一开始就能确定下来，而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以及交易习惯而逐渐产生的义务，因为无论是立法者的法律规定，还是合同当事人的约定，都无法穷尽人事的变幻，也无法详尽地、事无巨细地规定当事人义务的全部内容，但是为了使交易能够圆满地完成，即使合同没有约定，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对其应当负担的义务，不得借口合同没有约定而拒绝履行。 附随义务的主要作用在于辅助给付义务的履行和保护债权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附随义务的产生和对合同关系的加入，使得过去只注重给付义务的合同履行由粗糙变得精细。这种对附随义务的关注应贯彻于合同履行的全部过程和各个方面，当事人虽未明确约定债务履行方式，但应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要求合同关系当事人以爱人知己之心善尽义务，才是符合法律的真正要求。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债务履行过程中应负担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除此之外，对“根据合同之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进行扩张解释，如还应包括提供必要条件的义务、告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 义务等。对于违反附随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我国合同法未作规定。一般认为违反附随义务的履行不产生履行的效力，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并不消灭，应以合于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的方式另行履行；债务人因违反附随义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终止后的后合同义务 按传统民法，合同关系终止后，当事人即脱离了合同的约束，彼此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但有时这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不够周到，于是现代民法理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创设了后合同义务。即在合同关系终止后，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仍应负有某种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以维护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例如，租赁关系终止后，房主应容许承租人在一定期间内在门前适当地方张贴迁移启事，以及他人问询时房主有告知的义务；雇佣合同中终止后,雇主应受雇人的请求有开具服务证明书的义务，而受雇人在离职后对于工作期间所接触到的商业秘密有保密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与情事变更原则 情事变更是指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形势等客观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情事变更原则渊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变更和解除领域的运用和具体化。 因为合同依法成立之时，有其信赖的客观环境，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权利义务是建立在这一客观环境的基础上的，当该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不复存在，原来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新形成的客观环境不相适应，如果僵化地坚守原来的合同内容，将造成不公平的结果，此时只有将合同加以改变乃至解除，才符合诚实 信用原则的要求，才不致使法律异化为人们的枷锁。 、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解释 合同属于当事人自创的规范，源自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于满足不同的利益；加上表达这些意思所用的语言文字未必精确，因而在合同订立或履行过程中对其意义、内容或适用范围，难免发生疑义，这使得合同解释在实践中非常必要和普遍。对合同进行解释的方法很多，其中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便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为各国民法所采用。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合同应按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进行解释。”意大利民法典第1366条规定：“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契约”，这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具有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其在合同解释中的主要作用在于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地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结语 综上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对我国整个合同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十分活跃，在私法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今日私法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由内心趋向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趋向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滥用自由之思想趋向权利滥用禁止之思想，已由个人本位趋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诚实信用原则日益受到重视，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尽管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还处于初经阶段，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应用不断扩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诚实信用原则也必将对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合同法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应给予诚实资料来源：
研究未来中国民法典债法编的结构设计问题起源于两个考虑。首先，统一合同法的制定事实上已经成为朝着编纂中国民法典而迈出的成功的第一步。但是，随着中国民法典编纂进程的展开，这一合同法的存在又将是过渡性、暂时性的。它必然会被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整合到民法典之中去。基于，在合同法制定之后接着考虑更高层次的债法的结构问题是必然的选择。其次，在司法部科研项目中南政法学院民法典草案之中，根据起草大纲的计划也存在一个债法编。而这一草案之中的债法总则、合同总则、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部分的起草工作由我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促使我思考债法的结构。
民法典草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2020年新的民法典草案六大新变化。①扩大遗产范围，删除列举内容；②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侄甥可代位继承；③新增继承人宽恕制度，填补立法空白；④删除“公证遗嘱效力优先”规定；⑤增加打印，录像等新遗嘱形式 ；⑥增加遗产管理人制2020年民法典主要内容较长，留下您的邮箱我这边可以发您邮箱里。
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中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三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均无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于1986年4月颁布，被学者称为“准法典”[3] ，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鉴于当时国情和紧迫形势出台的一部不太完善、不太全面和系统的调整我国民事关系的法律，是民事政策权宜之计的产物，但即使这样，这部法律也有着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意义。所以《民法通则》既不是民法典，又不是民法总则，但从1986年开始，《民法通则》在我国起着民法典的作用，它和其它单行民事法律及其它部门法中有关的民事法律规定一起调整着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民事法律关系，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4] 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民法典草案，但由于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学术观点存在分歧等原因，最终未能实现。《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北京化工大学法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建银集团法律部等单位的26人组成。梁慧星学部委员担任课题组负责人。该草案采用德国潘德克吞编制体例，分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七编，共计1947条。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书籍2015年3月，张德江表示，将抓紧研究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2016年6月1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委员长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6月27日至7月2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民法总则草案的议案。[5] [5]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向会议做说明时说，编纂民法典已列入调整后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民法典编纂工作拟按“两步走”进行：第一步，编纂民法典总则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争取提请2017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上半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争取于2020年3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6]截至2016年9月，中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现有民事立法存在主体多元化、法律渊源众多等问题，并未形成系统。民法典有上千个条文，涉及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多且复杂。如何将这些已有的法律法规串在一起，缺乏共识，需要处理好法典编纂和单行法的关系。此外，中国的民法典编纂，要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反映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在实践中需要权衡。[7]2017年3月15日，民法总则终于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我国将正式全面开启民法典时代。2018年8月27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专门规定了“居住权”：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并经登记占有、使用他人的住宅，以满足其稳定生活居住需要。据介绍，规定居住权是为了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也有助于为公租房和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法律保障。[8]
《民法典》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2879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该法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民法典》的颁布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那么《民法典》的诞生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影响呢？1、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的，民法典规定胎儿具有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是死体的，权利能力自始没有。2、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行为能力人。3、禁止高利放贷。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该条内容的高利放贷的认定标准依赖于国家可能随时调整的最高利率。目前最高年利率不能超过36%。4、自愿救助他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这条内容鼓励了见义勇为行为。自愿救助是发扬优良的社会道德。譬如，自愿救助人工呼吸，最容易造成受助人的肋骨骨折，就不应当由救助人承担责任。5、禁止性骚扰。民法典的草案中规定了，言语、肢体的骚扰，正式稿中增加了文字、书面骚扰方式也为法律禁止。所以，以后发黄段子的人可要注意了，会涉嫌性骚扰，是违法的。6、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发生所有权变动的，租赁关系不受影响。该规定作为传统民法理论上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立法确认。该规定改变了担保法规定的，租赁前租赁物设定抵押的，租赁关系不受保护的规定。7、结婚一方隐瞒重大疾病，另一方可请求撤销婚姻。实践中，对于重大疾病如何界定，需要实践中探索或依赖有关机关出台相关规定。8、医疗机构未经患者同意公开患者病历资料属于侵权。这个规定对律师在办案中调取患者的病历资料，产生了影响。从该规定上看，医疗机构会拒绝律师调取对方当事人的病历资料，而对于调取调取委托人的病历资料，则需要提供委托手续以及患者的身份证等。9、除法律规定或权利人同意外，任何人不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住宅或宾馆房间。喜欢拍照的朋友要注意了，以后进入他人私有空间，拍照可得经过允许啊，否则就是违法了。10、从建筑物向外抛掷物品，由公安机关负责查清责任人。这里大家要注意了，法律规定的是从“建筑物”抛掷，而不是高层建筑。所以，你住的平房也是不允许向窗外扔东西的啊。11、一个人生前没有表示不同意捐赠遗体的，死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书面共同同意捐赠遗体。捐赠遗体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但是应当慎重。如果一个人生前明确表示不同意捐赠，那么好一条是不适用的。12、打印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并且需要每页都签字。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打印现在已经很普遍。打印遗嘱作为一种特定的形式，应当允许存在。但是，打印遗嘱毕竟不是亲笔写的，无法确认笔迹。因此法律规定了需要两个见证人签字。但是，分析该条内容，对于打印遗嘱是适用于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法律正式稿中，并没有确定。实践中，需要摸索。原则上，无论代书遗嘱还是自书遗嘱都应当允许打印。在具体操作规程中需要予以加以规范。作为《民法典》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远远不至以上几个方面，《民法典》堪称是一部生活的百科全书。当然，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民法典》的诞生，不是全国人大对民法的重新制定，而是在现有各部民事法律的基础上，进行编排，并根据时代发展对相关条款修订。所以，虽然颁布了《民法典》，但是相对于民法领域的规定还是以稳为前提，进行适量适当的变动。
《民法典》第三编第十八章“建设工程合同”共有21条条文，在《合同法》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下简称“《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建设工程合同进行了系列规范。其中，《民法典》第七百八十八至七百九十条、第七百九十二条、第七百九十七条、第七百九十九至第八百条、第八百零四至八百零五条以及第八百零八条与《合同法》的原文完全一致。此外，《民法典》还对《合同法》做出11处表述修改，并新增了建设工程合同法定解除和无效合同处理原则两条规定。1、《民法典》对于《合同法》的表述修改在第七百九十一条，《民法典》将《合同法》“总包”中的“肢解”修改为“支解”，替换了原本带有形象色彩的表述。这基于体系变化和逻辑考虑，以更加严谨的表达限制了将建设工程支解成若干部分发包或分包的行为，也将带来后续《建筑法》、《合同法》等民事单行法的文字修改。在第七百九十四条和第七百九十五条，《民法典》在《合同法》基础上对“勘察、设计合同主要内容”和“施工合同主要条款”作出“一般”限定，这将给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内容的丰富和发展留出空间。在第七百九十六条，《民法典》将《合同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本法”改为“本编”，体现了《民法典》 对于法律用语的细致规范。在第七百九十八条、第八百零一条和第八百零三条，《民法典》将发包人和承包人的“要求”都改为了“请求”，进一步凸显发承双方在合同中的平等地位。同样在第八百零七条，《民法典》也将“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中的“申请”改为“请求”，体现了法律用语的一致性。在第八百零二条，《民法典》将《合同法》“质量保证责任”中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修改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语义更加确切；并对应将承包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修改为“赔偿责任”，与上述改动一脉相承。在第八百零七条，《民法典》将《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中的“按照”修改为“根据”，并对“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进行了凝练。2、《民法典》中的新增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民法典》还补充了《司法解释》第二至四条、第八至十条的内容并加以调整，意味着司法解释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后被民法典吸收和完善。在第七百九十三条，《民法典》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处理作出了规定。首先不同于《司法解释》的竣工验收是否合格分类标准，《民法典》按照验收是否合格分为两类情况：这扩大了可以请求支付工程款的工程范围，为单项工程、阶段性工程甚至是半拉子工程的工程价款结算与请求补偿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后一方面在合同无效但验收合格的情况下，《民法典》将《司法解释》中的“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修改为“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实际上将请求权主体由承包人扩展至发承双方，意味着发包人、承包人皆可主张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另一方面在合同无效且验收不合格的情况下，《民法典》将《司法解释》“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的“民事责任”修改为“责任”，意味着发包人的担责范围除民事责任外，还需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另外，通过将情形一中的“应予支持”改为“可以参照”，将情形二中的“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改为“发包人可以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改为“承包人无权请求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民法典》也给法官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实际上增加了折价补偿的不确定性，将倒逼合同当事人强化对于合同效力的审查。在第八百零六条，《民法典》对于建设工程合同解除及后果处理作出了规定。一方面在发包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中，《民法典》仅保留了《司法解释》第八条中的最后一款，将情形限定在转包和违法分包中；并将“非法转包”的表述修改为“转包”，更加凸显了转包的非法性质。另一方面在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中，《民法典》删除了“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情形，实际上删除了《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已经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情形，这意味着承包人在因发包人拖欠工程款而无法施工前即可依法解除合同。另外，《民法典》删除了《司法解释》中的“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也是为了避免与《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重复，是《民法典》体系化的结果。从表述修改看，《民法典》基本承袭了《合同法》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和规范了法律用语；从新增规定看，《民法典》吸纳了司法实践成果，为建设工程合同法定解除和无效合同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民法典》对于无效合同的规定，这也警示发承双方重点关注合同效力问题，合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