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章研究生毕业论文

至今，夏教授出版的主要著、编作30余种，发表论文约300篇。代表性著作有《行政学新论》、《市政学引论》、《现代公共管理概论》和《〈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等。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和教科书近三十种，发表三百余篇学术论文。1995年以来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奖项十多次，其主编的《行政管理学》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 管理*伦理*法理（法律出版社,1984） 管理*心理*医理（法律出版社,1987） 人事管理（人民出版社,1985） 高等教育管理学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行政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 香港行政管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新加坡行（市）政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市政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三国”智谋与现代管理（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 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中大出版社,1996） 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 行政奇才周恩来（与汪淑钧合作,中大出版社,2002） 二类刊物 “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依法行政必须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中国行政管理》（北京）， “依法治国是“政治与法律”研究的重要结合点”，《政治与法律》（上海）， “从五四运动80年和建国50年看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广东）， “中国行政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中国行政管理》（北京）， “《老兵新愿》，《依法行政》，《科教兴国》等12篇”，《中国行政管理》， “从加入WTO看引进MPA”，《中国行政管理》， “一部开创性的行政史——《新中国行政管理简史》评介”，《中国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与知识管理”，《中国行政管理》， “加强政治科学研究此其时矣”，《政治与法律》， “学科理论与实践漫谈（12则）”，《中国行政管理》， “中山大学法政学科百年回顾”，《中山大学学报》， “必须着力切实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喜见学会刊物越办越好”，《中国行政管理》， “虚实并举 点面结合——寄语《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行政管理》， “专业短评共12篇”，《中国行政管理》， 三类刊物 “公共管理的旧貌新颜和发展趋势——公共管理面面观”，《公共管理学报》，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圳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圳特区理论与实践》， “满怀豪情、信心迎、庆香港回归”，《当代港澳》（广州）， “由衷期望切实发挥重庆直辖市真正优势”，《理论阵地》（重庆）， “重点高校必须高度重视三支队伍建设”，《高教探索》（广东），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研究意义的课题”，《唯实》（江苏南京）， “设置公共行政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北京）， “关于世纪之交行政科学的发展问题”，《行政人事管理》（郑州）， “教育家刘佛年二三事”，《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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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老教授百岁仍在家给博士生授课

夏书章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活的教科书’。”1月19日，中山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举行了夏书章教授从教70周年座谈会，自1947年起，他已在中山大学70个年头了。1月20日，夏书章过了99岁生日，按中国人的说法，已是百岁高龄。这位生于“五四运动”年代的学人，经历国家磨难，参与国家建设，也见证了国家复兴。他身上的家国情怀到今日仍能感召我们。

夏书章教授，1919年生，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1946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山大学副校长、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等。现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2006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以及“全国模范教师”“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等奖项和荣誉称号，被誉为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奠基人、“中国MPA之父”。

夏书章生于“五四运动”的年代，一生跨越了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山大学一起走过风风雨雨，他经历过战争、屈辱、动荡的年代，也在参与和见证新中国的发展、富强和复兴。

“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见日月换新天”

1947年，夏书章结束学生生涯，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从此与中山大学结下70年的缘分。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历史学者陈春声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夏老是国家磨难、国家建设和国家复兴的亲身经历者，他身上的家国情怀最为真挚，并感召着我们。夏书章教授长期积极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盛誉载身，由他创建的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科一直在全国发挥着学科引领作用。

座谈会上，夏书章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百年人生的曲折经历和人生体会。他说，自己的人生可以分为3个30年和一个10年。第一个30年是1919年至1949年，这是在旧社会的30年，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彼时的他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深怀同感。1949年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慢慢富强，他正式进入了学术研究黄金期。“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见日月换新天。全面小康已在望，民族振兴梦必圆。”他用这首诗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

97岁仍著书 《夏老漫谈》一谈就18年

夏书章在百岁高龄仍在进行高频率写作，并时刻关注最前沿的学科发展和国家治理议题。在当天的座谈会上，还举行了《夏书章著作选辑》(十卷)、《夏老漫谈》(增订版)发布仪式。《夏书章著作选辑》(十卷)包括《<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三国”智谋与现代管理》《行政学新论》《知识管理导论》《现代公共管理概论》《论实干兴邦》等，选取了夏书章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初十年、近十年的代表作品，兼顾了夏书章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术领域的各类代表性研究主题。其中，《论实干兴邦》是在2016年写就并出版，当时他已97岁高龄。

《夏老漫谈》是夏书章受邀自2001年起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开设的专栏，至今已持续18年。《夏老漫谈》选编了这个专栏近二百篇杂文风格的短文，展示了他作为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奠基人的学者情怀。在编入该书的《当代治国理政中的行政学内涵》一文中，夏书章写道“行政的实质在于‘行’，或者说行政的要害、关键、精髓与根本在于‘行’”。 “我们选择夏老著作的部分再次出版，是希望更多人阅读它，体会夏老思想精髓，感受夏老的家国情怀和为师之道。”陈春声说。

求学：炮火中辗转到哈佛深造

1919年1月，夏书章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几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他亲身体会到国家贫弱导致国民的缺少尊严。“我的前半生一直在路上， ‘九死一生’。”1939年，夏书章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当时抗战硝烟弥漫，南京沦陷，学校迁至重庆。“那时候的山间公路，蜿蜒曲折，七十二拐，山谷里能看见很多翻下去的汽车。”当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到达学校时，夏书章已经错过了许多课程，不得不选修别的院系的课程来代替学分。即便如此，夏书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毕业后，夏书章原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行政学学位。他在波士顿上岸后访问了哈佛大学，在出示了芝加哥大学的入学证件后，哈佛大学也有意录取他，于是他便留在哈佛行政学研究院求学。

去美国的路上也是危险重重，“那时候在船上，上面有日军飞机的轰炸，下面有潜艇和水雷的威胁，我们吃饭、睡觉和上厕所都穿着救生衣，随时都做好了沉船落水的准备。”

教学：执教七十载仍坚持家中授课

1947年，夏书章到对他“很有吸引力”的中山大学任教。彼时，全国已经掀起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高潮，中大师生在广州是主力。为营救被反动派拘捕的进步师生，夏书章和其他师生一起向反动派提出严正抗议。

1979年4月21日至5月17日，以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为团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黄焕秋为副团长、夏书章为秘书长的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一行9人赴美国回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等高校，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个赴美访问的高校学术代表团。

从28岁到99岁，夏书章从当年的“中大最年轻教授”变成了今天的“中大最年长教授”。其间，夏书章编著了著作40余本，发表论文约500篇。然而，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他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在工作上，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兵”一直没闲着。如今，夏书章仍在家中给博士生开题、授课，给《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写《夏老漫谈》专栏，在文章里，他担忧城市的过度扩张，批判高校乱象，语言生动又给人启发。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夏书章总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被学界赞叹“真‘刚猛’也”。

治学：一生倾注于中国行政管理学

夏书章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活的教科书”。他被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把自己一生的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到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事业中。

1979年，夏书章听到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要重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就给《人民日报》写稿，呼吁“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并很快得到学界的响应。1985年，他编写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科书，同年，《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创刊。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1999年，夏书章又倡导在国内引入MPA(公共管理硕士)，最初只打算在6所院校试点，后来第一批试点MPA专业学位的全国重点院校增加到了24所。

尽管年事已高，但每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开会，夏书章都尽可能地参加，每次参加都认真发言。万一不能到会，他总会认真地准备一个书面发言，郑重地委托参会人员宣读。“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夏老作为行政学界的前辈、一名老知识分子，对学会、对学术事业的那份沉甸甸的情感和深深的关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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