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资料的整理研究与党史二卷的写作

　　我想结合二卷的编写谈一些体会。我们了解到一些地方党史部门搞二卷走了弯路，主要是没有做好前期准备，没打好基础。前期准备是多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专题，要做好专题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此外，还有送审，初稿写成后可能都会经历一个比较长的送审和修改的过程，中间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做了专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即使写好的二卷本子出不来，做好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一个个地先出来，就好比一个大的航空母舰，航母出海了没到目的地，但航母上的小飞机却一架架地起飞了。对于党史工作者来讲，有阶段性的成果源源不断地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第一个问题，在理清本地党史脉络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

　　史料作为反映历史的材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文献史料，是以文字记载过往事件和人物，包括档案、报刊；二是口述史料，根据个人见闻或者笔记下来的一些史料，包括民间传说、社会歌谣、调查和采访记录；三是实物史料，即文物、图片、手迹、遗址，遗址包括标语、碑刻和一些重要的故居及会议遗址。史料是反映、研究和写作历史的基本素材，没有史料，研究和写作历史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史料不管多丰富，它本身构不成历史，史料要想成为历史必须经过整理和编撰。

　　收集史料是一个定向积累、不断深入的过程，包含对选题的设计、对采访的组织和对口述史料及档案资料的加工整理。在开展工作之前要有足够的党史知识，对于本地党史要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知道本地党史的特点和写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收集资料就有了目标，去采访的时候就知道问什么，进了档案馆，就知道要查阅什么。在收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新的线索，要马上跟踪，进一步发掘，顺藤摸瓜，便可能将更有价值的东西找出来，获得最大收获。要注意收集和使用第一手资料，不要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胡编乱造，更不要搞“大概”、“差不多”之类。找到一些资料后要认真查证、鉴别、核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当前一些年轻人的一个毛病是急功近利，写东西求快，动不动就以网络上下载的材料为依据。我们中央党研室编撰二卷的时候是严禁从网络上下载材料的。网上的东西并不可靠，真真假假混在一起，一不小心用到书里，就是一个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定时炸弹”，对整本书产生颠覆作用，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要以第一手的资料为准，要参看权威性著作如领导人的年谱、文稿、中央文件汇集等。当然，权威性著作里边也有错误，但总体上来讲是可靠的。

　　对收集的材料一定要经过考证。现在回忆录比较多，实际上回忆录主观性比较大，带有水分，当查不到背景时，回忆录可以作为一个佐证来用，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只用个人回忆录来说明问题可靠性会打折扣。除了不要被回忆录牵着走，还要注意不要被数字牵着走。写历史要用数字，但要注意数字是在不断修改的。不要见数字就用，要想一想数字可能是有变化的，要特别注意核实在一些文件中记录了的数字和材料，在后来的实践中又有所变化。对这些数字和材料要反复核对，核准了再整理成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

　　我们在搞二卷注释集的过程中，因为一些老同志先后退休了，用的基本上是年轻人。为了防止使用材料的随意性，采取的一个办法是加注释。在一页正文中可能有半页是注释，每一件事每一句话从哪来的全都记下来，这也是落实责任制的一种措施。收集资料的过程如果要求比较严，有些年轻同志就能够把写好这么一个东西作为追求学术目标的过程来看待，一个条目虽然只有短短一两千字，他可能会改上四五稿，光是注释就可能近千字。这样，虽然费一些功夫，但搞出来的东西是扎实的。

　　第二个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间会产生一些成果，比如大事记、专题等，都是一种成果的形式。在做大事记、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发现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从写作二卷来讲，做大事记和开展专题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写史书离不了大事记，也离不了专题，这两个就像是在一根线上串珍珠，把大事记作好了，这根线拉清楚了，那么专题实际上是在这根线上挂着走的，这样写二卷就有了基础。

　　有人问：搞专题研究有什么用啊？写史，不是有材料就可以了吗？搞专题研究，对于写好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搞专题研究有利于搞清本地党史的基本线索，搞清本地党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问题的历史真相。如果一个地区写党史本子，对于本地党史没有经过研究，或者没有搞过专题研究就开始动笔，要想写好是非常难的。除非执笔者本人对当地党史非常熟悉，准备得很充分。我们看的有些地方党史本子，一上来就是汉字一二三，下一层次是阿拉伯数字123，再加括弧123，这样写党史实际上是简单地堆材料。执笔者如果对本地党史缺乏研究，进入写作过程时往往会被材料牵着走，面对漫无边际的材料，看到哪写到哪，结果越写越乱，越写越散，最后再抄几段中央文件的话、哪一级领导的话，再加一堆空话、套话，就算完成了。这样，写出的书稿实际上做成了“夹生饭”。

　　第二、搞专题有助于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在大事记里历史线索可能是清楚的，但对具体问题的反映并不充分。大事记里一个事件的发生和一个人物的出现，是随着时间先后被分在好几处，是跳跃的，难以给人一个集中的印象，做专题就是要把这些事件、人物集中到一个点上，让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把重要的问题一个一个搞清楚，这样，党史的大部分内容就保存下来了。

　　对于难点问题也要通过专题来解决。写作建国后29年这段历史会碰到很多难点问题，有些难点问题可以绕开，有些绕不开。比如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对知青上山下乡应该否定，他们说文革都否定了，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也应该否定。也有人说，对知青上山下乡不能否定，现在不也还在组织年轻学生下乡锻炼嘛。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与否定的问题。知青上山下乡经历的时间非常长，50年代中期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城镇就业问题无法充分解决，城市里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安置。这时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毛泽东认为，农村的一些合作社需要能写会算的会计，知识青年可以去做这些工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的口号。这时，在共青团的号召和组织下，一些有志青年组成了青年垦荒队，以北京杨华为代表的垦荒队到了黑龙江建立北京庄，把个人的青春投身国家建设，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一段历史是不能也不应该否定的。这段历史是与我们当时的认识和体制状态连在一起的，那些自愿参加垦荒队的青年是自发报名去边疆的，是应该肯定的。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时候，从农村招来参加工业化建设的工人过多了，城市的职工要下放，大批的中学毕业生也是如此，于是，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这时也不是搞运动，而是做工作。这一阶段广阔的农村实际上成为国家调节劳动力的一个蓄水池，工业化建设规模扩大的时候从农村招工，经济困难时候城市职工下放农村。这个阶段出现了侯隽这样一些代表性人物，他们有的已经考上了大学，但认为好儿女应该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知识青年下到了边疆。这个同样不能否定。到“文革”发动后，知青上山下乡的性质变了，变成了一场运动。如果对知青上山下乡不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的话，就可能搞不清楚它的由来，它在不同阶段是个什么情况。这种难点问题，不通过研究是无法解决的。

　　再比如三线建设。对三线建设，如果按照一些统计材料和数据来反映，得出的结论会是三线建设得不偿失，投入巨大，造成很大浪费，当年的建设工程后来大多废弃了。后来，我们看到四川党研室的一篇文章，提出四川三线建设拉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文章引用了很多数据说明这一观点。我们从中受到了启发，去西部调研，补了这一课。后来，我们写三线建设，既讲到当时高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决策上错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边远山区，造成了浪费，同时也没简单否定三线建设，对当年一些军工企业后来的发展也做了交待，还写了三线建设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写就能够被比较多的人接受。

　　专题研究除了有助于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外，还有助于在一些问题上搞清事实真相。这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口述史、个人回忆录、业余修史者不断出现，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假冒伪劣作品增多，真假难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专题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可以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弄清真相，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第三，搞专题研究可以增强可读性，在资政育人方面发挥作用。一个专题要是搞得具体，对一些生动、典型的事例尽可能地去还原，就会使历史丰满起来。这对克服党史本子中文山会海、千篇一律的套路是有用的。比如，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从《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决定》写起，照抄决定内容：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这样写出来，让读者看，会感觉非常干巴，得不到更多的信息。如果换一种写法，从专题入手，联系到具体实例，先写地方的实际情况，再去写中央文件中的各项规定，如一些地方的农民再次搞起责任田，仍被认为是自留地，一些农民搞长途运输仍被当作资本主义，情况如何反映到中央，后来中央作出上述决定。中央决定传达到基层，产生了什么效果？这样写，在理解上就深入了，这一段历史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复活了。

　　专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可以有多种形式，文章、报告、专著都可以，这些年地方党研室出了一些不错的专题。如：《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鞍钢宪法的产生和影响》、《鞍钢三大工程纪实》、《河南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发建设北大荒》、《开发小兴安岭》等，都是从一个地区的一个方面入手，总结经验教训，反映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起到了资政育人的作用。

　　确定专题要慎重，以防止浪费人力、时间和精力。确定专题时，首先，要有利于突出党史的主题、主流、主线和本质。应该选择一些典型性、代表性的事例和事件，比如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及文化教育、民族、港澳台方面的内容等。今年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里提到三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看，这三个方面都是少不了的。第二，要有利于突出地方特色，即地方在贯彻中央决策过程中间，有创造性的事例。这是应该挖掘出来并作为重点的。有些地方的一些事例党史特色是比较鲜明的，比如1961年广州会议、山西农业学大寨、西藏社会变革和民族区域自治、浙江永嘉的包产到户、河南新乡包工包产到户责任制。抓住地方特色就能由小见大，对全国党史作出补充，体现出党史整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地方党史专题的确定，应注意避免选题过大，脱离地方实际，如题目选得太大，写出来会很平淡，最后，稿子没法用。

　　搞专题，除了要注意选题外，还要注意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专题确定后，要以扎实的史料作为支撑。资料的真实性是史书的生命，特别是采访、查阅的资料都要经过核实。要注意发挥注释的作用，一本党史书里应该有准确规范的注释。注释可以加大信息量，增强学术性。用注释还可以避免写作时生出枝蔓，可以对一些简化语作出解释，如“三支两军”、“斗批改”等。

　　语言要规范。不要把后面流行的语言弄到前面来。比如，说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市委动员人们“改造旧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是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搞，怎么就“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了？“文革”结束后一些批判文章上的语言不要用到党史书上，什么“狗头军师”、“‘四人帮’在东北的太上皇”，“挥舞大棒、痛打落水狗”，等等，不要这样用。要避免使用记实文学的写法，语言以平实为好，尽量冷静客观。还有保密问题，凡涉及军工、武器、装备、军事的材料，不要引用。一些绝密材料，即便是过了30年，也不要用。

　　资料的完整性也需要注意。一个事情、一个人物、一个问题都要有始有终，它是怎么发生的？过程怎样？有什么特点？要保证足够的信息量，不要一开始就精炼文字，删掉了一些必要的信息。要注意挖掘细节。党史细节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增强可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挖掘细节要费工夫，一旦可靠的细节写入党史，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专题资料的收集、研究和整理，与写党史本子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并不是非要做完专题再去写书，最好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如果把两者完全分开，可能会造成认识的中断和机遇的延迟。对中央和地方来说，写党史二卷，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对于我们培养队伍，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是非常有利的。事实上，梳理脉络、写专题的过程，也就是构思全书框架的过程；研究的深入可以使书的纲目、观点、标题提炼得更加鲜明，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不要割裂开来。

　　第三个问题，注意提炼概括，在一些关键点上进行分析，阐发见解。

　　二卷不是资料汇编，是反映中央、省、市和地县党委对这一段历史认识的党史专著，要有明确的看法和结论。胡乔木、胡绳等人多次讲过要史论结合，夹叙夹议，论从史出。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非常复杂，在写我们党的失误和错误时，要如实反映，不要回避，不要渲染，同时要有分寸，作者的观点和分析要与叙史融会贯通、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让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写二卷的特殊要求。

　　注意一些关键点：

　　一是标题。在标题上尽量概括反映本地的特点。好的标题应该避免大同小异、千篇一律，避免过于抽象，要突出本地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对于地方党史，如果本地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反映得具体，地方党史的特色就鲜明。

　　二是突出地方特色。为了突出地方特色，可以从头至尾贯穿始终，每一阶段都有反映。

　　三是写好历史背景，注意在段落间构连历史的内在联系。这段历史很复杂，写好历史背景，才能引导读者了解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如果忽视了历史背景，一上来就写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等等，那后人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党史二卷“文革”这一部分，光是编导语就改了十多稿。为了写好“文革”的背景，我们看了大量资料，从国际国内的环境特点入手写论文，分析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形势促使毛泽东头脑发热，下决心“反帝反修”、“推进世界革命进程”。同时，国内有一些什么问题促使他发动“文革”。我们以大量的研究为基础，然后才下笔去写。最后编导语出来，只有两页纸，实际上已反反复复写了很多稿。

　　四是段落之间的构连。有一些重大事件是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才完成的，要注意前后呼应，用文字进行构连。如文革发动阶段，先是召开了两次中央会议，5月的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来又增加了一次会议，即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开这几次会议？我们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就有一段构连，说明虽然召开了5月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是在各级干部中还有思想阻力。要想消除这种思想阻力，还必须再作一次发动，所以开了10月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这里，构连的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

　　五是加以适当的评论。建国后的29年，历史很复杂很曲折，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适当加以评论，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好的评论都是反复琢磨，精心打磨出来的。比如二卷关于统购统销有这样一段评论：历史地看，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一项重大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项政策对稳定人民生活、解决人民吃穿问题等起到作用。这段话便是反复修改“磨”出来的。一些已经出版的地方党史二卷中也有一些不错的评论。北京党史二卷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尽管北京市委努力跟上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还是显得处处被动，北京市在社教运动中始终强调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要同时抓，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面被迫检讨“右倾”，一面又对过左的作法做了一定程度的抵制，这在当时的处境下实属不易。历史证明，在“左”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任何从局部纠正“左”的努力，都不可能阻止“左”倾错误的发展和扩大。这段评论把握了中央二卷的精神，把北京市想跟又跟不上，结果很被动，不断挨批的特点抓住了，穿插了一些议论，分寸掌握得较好。

　　还要注意详略的把握。点名一定要慎重，尽量少点名。本文来自《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