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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闽南社会家庭结构异化

发布时间:2023-12-09 03:34

  摘要: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福建闽南社会家庭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断层、块状变化。本文试着以一个英国传教士在其所著书中的一个故事为例,来分析鸦片战争之后闽南社会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


  关键词:家庭结构;闽南社会;竹树脚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福建闽南社会家庭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断层、块状变化。本文试着以一个英国传教士在其所著书中的一个故事为例,来分析鸦片战争之后闽南社会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


  文中所引用的故事是麦嘉湖(JohnMacGowan)在《竹树脚》(BesidetheBamboo)中讲述他在闽南见证王家女儿婚嫁之事。这种关于个人记忆故事与社会关系的叙述,如海德格(MartinHeidegger)所言,“一方面阐述个人记忆如何透过生命故事展现其社会互动,并企求时间、传记、主题和因果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则解释为何人与社会并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在之中’的寓居关系。因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两者是一体的,社会并非客体,也不是人要拓殖(colonization)或超克(overcome)的对象,其乃寓居之所,人就在社会之中,而社会亦须藉由人方得以开显(disclosure)。”[1]因此,本文希冀通过王家女儿婚嫁之事显示历史内涵,摆脱过往帝国殖民、经济扩张的叙述模式。


  《竹树脚》是从日常视角出发,对鸦片战争之后,闽南地区尤其是厦门社会生活所做的观察记录,目前该书尚未中文翻译出版。该书作者麦嘉湖1866年至1910年住在闽南地区,对闽南社会有独特观察,代表作有《华南印象》(PicturesofSouthernChina)(1897),对中国历史亦有研究,如《中国通史:上古至今》(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中华帝国史:中国史学家编纂之帝国史》(TheImperialHistoryofChina:beingahistoryoftheEmpireascompiledbytheChinesehistorians)(1906);也对中国社会生活观察与描述,如《中国生活拾零》(SidelightsonChineseLife)(1907)、《中国生活光影录》(LightsandShadowsofChineseLife)(1909)、《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MenandMannersofModernChina)(1912)等;并曾在厦门创办戒缠足会(TheHeavenlyFootSociety)。因此,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认识,尤其《竹树脚》封存着那个时代的记忆,一叶知秋。


  首先,作者从宏观角度描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在某些层面上仍保持固有传统。对于中国家庭结构,作者写道:“中国民居“面积不大,房间又少,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家庭规模很小,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通常恰恰相反。中国盛行的宗族和家族体系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开枝散叶,扩大规模。”[2]“随着家庭人数增多,就需要建造大点的房子。此时,他们直接紧贴着后院,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房子,住所也就随之增加了一倍。这个程序可以一再重复。中国人很有艺术细胞,每多建造一座房子,都会比正前方的一座建得高一些。等建到六七座的时候,就是一派雄伟壮观的景象。”[3]作者这些观察,与古老闽南社会家庭固有结构模式并无差异。对于闽南人的印象,作者在书中描述:“最令我们为之倾倒而又无法言状的是什么呢?是每个人身上神秘的个性”[4],“幽默而且充满了人情味”。[5]但是,这种社会结构下,隐含着各种生命悲欢离合故事。作者也通过记述如何处理社会环境与个人命运的矛盾,来展现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家庭结构模式。


  正如作者所说:“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的前后门就大敞着,直到日暮人静,准备休息。由于没有窗户,无法透光,所以只能一整天地敞着门。”[6]“如此一来,家庭生活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幕幕家庭悲喜剧在路人的面前上演。”[7]对于王家女儿的故事,作者写道:“时光荏苒,小柳很快长大成人。她已经18岁了,而在中国南方,女孩儿一到了这个年纪,就算已经成年,应当承担起女儿应该承担的责任。”[8]小柳算不上漂亮,但笑容明丽。她思想过于常人,“有些问题,和她同龄的女孩只会等着别人定夺,小柳却会有自己的想法。”[9]“此时她的人生出现了危机,令我们每个人都坐立难安。而且这件事从在中国人看来,根本没有解决之道。此事和她的婚事有关。”[10]作者正是借由小柳的婚事,写出了在西方教会逐步介入传统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碰撞和对抗。


  作者采用对比手法,将两种文化处理社会家庭矛盾的方式展现出来。“中国婚事的安排与西方截然不同。在中国,最关键的两个人不得有丝毫联系。关于婚事,他们不敢向对方提起,甚至都不敢跟自己的父母讨论。我在中国待的这些年,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中国人违反这条社会法则。”[11]“女孩儿长大后,自然就要给她说一门亲事。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女孩儿就再也不能外出散步访友,只能一直跟在母亲的身边。她的母亲一直陪着她,向她袒露内心的一切秘密,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她什么时候会嫁给谁。母亲知道女儿内心的想法,和脑海里浪漫的想象,因为她自己也曾是个小女孩。但一旦提起,就会让她们无地自容,也让她们之间产生一辈子的隔阂。”[12]于是这种媒介,只能由东方式媒婆来充当。“这个国家四亿人民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经由媒婆的帮助。媒婆对所在地区适婚男女的家庭情况了若指掌。”[13]“媒婆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份职业本身也是许多个世代的产物。从很多层面来看,媒婆都是很有意思的角色。她会尽量公平地对待双方,但万一行不通的话,她就会欺瞒忽悠,完全不怕将来遭到惩罚,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哪条律法会惩治她在促成婚事时的不当之举。媒婆以向双方收取费用为生,为了这个目的,她可以无中生有,即便男方是城里最大的恶棍,媒婆也能滔滔不绝地罗列他的优点。媒婆的品行众所周知,但是各地的人们还是会请她帮忙,因为这是能促成他们儿女婚事的唯一方法。”[14]为此,作者提到一个例子,他一个女性朋友的儿子长相英俊,满腹经纶。作者的这位女性朋友找了媒婆给儿子说亲事。媒婆介绍了一位姑娘,说是温良贤淑,是理想的妻子人选。作者的朋友亲自见了姑娘一面,见面时姑娘正在做女红,装扮得体,举止温柔,“不敢擅自就坐,两位母亲交谈时,她不发一语,显示出良好的家教,也说明她未来将是多么模范的媳妇。”但整个过程都是媒婆设计出来的,姑娘的性格与她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而她后来的丈夫第一眼看到她后,就发现她根本不适合当自己的妻子。[15]作者这种对媒婆观察非常准确,也凸显出婚姻中最关键的双方在婚配过程中的一再缺失,以及存在的隐患。“小柳早就已经许配给了一个与她门当户对的小伙子。可惜小伙子品行堕落,估计很快就会葬送他本人和小柳的人生。……没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个小伙子改过自新,从而配得上许配给他的姑娘。”[16]文中作者提到了处理这种矛盾的另一种方式。


  作者此处提到教会力量的介入,这是千年来闻所未闻的。“悔婚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种事,我跟当地的牧师提起来时,他大为光火,祈求我不要再提,因为中国人对此深恶痛绝,根本不可能这么做。”[17]作者决定尽力帮助小柳,将小柳的婚事推迟了两年,但也终于不能再拖。最后是小柳自己站了出来。“她对她母亲说:‘您和父亲将我许配给人,对方很快就要来迎娶,我也已经做好了出嫁的准备。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种情况。我不抱怨,也不敢抱怨。迎亲的人一来,我会穿戴整齐坐上轿子去成亲,但你们也就再也见不到我了。我没法跟这种臭名昭著的人一起生活,天黑之前我就会就近跳井自杀。’”[18]而“这片土地上根本没有秘密”[19],风言风语很快传到准新郎家里。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曾两次阻扰这场婚事,如果新娘自尽,作者有可能请英国领事要求中国官府彻查。虽然准新郎没有过错,但官府一旦调查,就会一再勒索,令准新郎倾家荡产。所以准新郎家决定接受补偿,取消婚约。“这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有史以来的头一遭。”[20]“为了避免将来的麻烦,小柳几个月后就嫁给了教会的成员。”[21]应该说,教会力量的介入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闽南社会虽然没有带有普遍性,但也说明当时的社会呈现断层、块状的趋势。一则鸦片战争之后教会活动在闽南有一定规模,也有一定活动能力。如反缠足运动取得一定成效。另一则从教民数量亦可看出端倪。据1875年伦敦会统计,截止1876年,伦敦会在厦门施洗1482人。[22]


  总之,从个体上说,作者从理解人生的角度来处理,使得小柳避免陷入不幸,一生备受折磨。但是个人在历史中与其所置身的社会往往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此作者从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清朝整个社会溃败,官府介入,“一再勒索,令准新郎倾家荡产”,[23]使得社会公权力介入变得不可能,教会私权力得以介入闽南社会固有家庭婚姻模式,也使得鸦片战争后闽南社会家庭生活模式呈现断层、块状的形态。


  作者简介:叶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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