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与形成策略论文（共5篇）
第1篇：陈毅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陈毅是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也是著名的诗人。
1927年南昌起义开始的10年内战时期，他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黄桥、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引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他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转变与转战
陈毅非常关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认为形势转变了，人的思想应跟着转变，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应跟着转变。只有及时转变并调整自己的步伐，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革命处于严重关头。为了救国救民，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于8月1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陈毅从武汉赶到江西，追上了撤离南昌南下的起义部队，担任一个团的党代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毅保持清醒头脑，准确判断大势，承认失败但不失去信心，创造条件努力开辟新局面。他协助朱德将留在三河坝的部分部队及时向粤、赣、湘边界转移，实行战略性的转战。当时，部队经过多日转战，减员很多，思想混乱，处境艰难，不少人动摇了。在这个严峻时刻，陈毅对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向起义干部、战士耐心说明革命的前途，说服大家适应形势转变、调整好心态。他坚定地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但头脑一定要清醒，判断一定要准确。”又说：“干革命就不能怕牺牲，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任何艰难困苦中不动摇。”在朱德和陈毅的组织领导下，部队转战于丛山密林之中，起义骨干得到保存。
1927年10月底，在信丰传来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朱德和陈毅想方设法与井冈山取得联系。第二年1月，他们转战到湘南，与湘南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发动和领导了湘南暴动，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革命政府。这次的转战，实质上就是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转变，是开始向农村进军。
1928年4月，敌人重兵围攻湘南。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亲自率领井冈山部队前来湘南接应。陈毅协助朱德率领起义军向井冈山前进，和毛泽东在砻市胜利会师。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先后任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等职，协助毛泽东、朱德领导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曾任中共赣西南党委书记、江西军区司令员，亲自组建了红六军、红十二军，并任军长。
陈毅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迎着走与牵着走
中央苏区的迅速扩大，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蒋介石亲自发动了几次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陈毅率领部队积极参加粉碎反革命围剿的斗争。1930年底，蒋介石兴师十万，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状况，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提出了“退却到根据地作战”的方针。红十二军军长陈毅坚决贯彻这一原则和方针。战前，他对红十二军三十五师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政治动员。动员后，部队作战情绪很高，信心很足，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敌军从吉安、建宁一线，分兵八路向根据地进攻。陈毅亲自率领第三十五师从黄陂、小布出发，迎着敌军往龙冈、枫边、东固、富田向吉安方向开进，与敌军对着干。每当遇到敌军，就采取“东钻西走”之法，既打又不打，既不被敌人吃掉，又不把敌人甩掉；既要让敌人知道红军的行踪，又不让敌人摸清红军的底细。从黄陂出发后的第六天，在一个山口与敌遭遇，为了抢占有利山头，双方展开了猛烈的争夺。就在战斗最激烈时，陈毅果断决定：“部队立即撤出战斗，向富田转移。”到了富田的第二天，果然不出陈毅所料，敌人跟在屁股后面又撵了上来。陈毅沉着指挥，即使是在敌人泅水过河时都留着不打。为了麻痹敌人，还故意让出一个口子，给敌人闯进来。一直等到敌人快打进富田街门了，陈毅才骑上骡子转移，在东固的大山上阻击敌人。两天后，又转移到枫边。部队边打边走，到了白沙，接着又转到龙冈。这时，敌军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共8000多人，又跟到了龙冈。至此，大家才逐渐明白：开始迎着敌人走，遇敌不打，是为了把敌军引出来；到富田后，打了就撤，打打走走，是为了牵着敌人鼻子走，一步步把敌军引到龙冈。
龙冈是中央苏区的腹地，地形易守难攻，群众基础很好。毛泽东决心在龙冈打个歼灭战。他命令陈毅让出龙冈，带着第三十五师转到龙冈后面。张辉瓒跟到了龙冈，实际上是钻进了红军的“口袋”。这时，几路红军迅速向龙冈靠扰，其中有红三军、红四军、红五军、红八军和红十二军，还有兴国的独立师和附近几个县的赤卫队。12月30日拂晓，总攻开始，红军各部队从四面八方冲向敌群。敌人很快被打垮，张辉瓒成了“瓮中之鳖”。接着，红军乘胜追击，消灭了谭道源的大部，吓得许克祥部调头逃跑。蒋介石亲自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群众观点与战略支点
在中央苏区时期，陈毅对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受到了排挤和打击。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陈毅因在兴国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留在中央苏区与项英等一起，领导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后又转移到赣、粤、湘边界地区。当时，斗争环境十分险恶，敌人对赣粤边的油山、北山、梅山一带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陈毅和战友们面对的是“四处有敌人，到处有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的处境。
针对这样的情况，陈毅提出了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他要求大家时刻树立群众观点，和群众在一起，做好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他特别提醒大家“要加强学习，加強团结，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是游击战争的积极支持者。这一带的群众力量是在武装暴动中发动起来的，差不多每个村庄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过、烧过，与国民党反动派结下了深仇大恨。他们都看到，由于游击队的存在，地主不敢进山收租，反动派也不敢进山抓丁、征粮、征税。这是革命带来的好处，因此对共产党和游击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同时，游击队非常注意和群众一道打土豪、抓反动分子，把没收到的财物分给群众。这样做的结果，使游击队和群众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靠，相互支持，谁也离不开谁。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革命力量为什么能保存下来？这个答案都凝聚在陈毅的诗词中：“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陈毅和项英等一道，杰出地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大量兵力，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北上抗日；保存了革命火种，积蓄了革命力量。对此，毛泽东作出了高度评价：“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政治仗与军事仗
新四军成立后，陈毅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第一支队司令员。不久，他与粟裕等率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继而，陈毅派叶飞等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继续东进，深入敌后，直逼上海近郊。他针对江南水网地带敌人据点林立的现实指出：抗日民族战争的群众基础比之前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广泛得多，我军充分发扬游击战特长，以分散对敌的集中，以集中对敌的分散；在平原水网地区作战，虽然比山区困难多一些，但“寇能往，我亦能往”，要善于利用地形而不为地形所限，要创造平原水网地区游击战争的新经验。
1939年冬和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惨败后，加紧在华中地区制造摩擦事件。此时，陈毅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又派叶飞等率部渡江北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亲任苏北指挥部指挥。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在政治上，他主张团结合作，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他说：“搞不好‘合作’就要变成‘活捉’”，要站在我党严正的立场上，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当时，盘踞苏北的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依仗他的优势兵力，妄想一口吃掉苏北的新四军。苏北泰州一带的李明扬、李长江地方杂牌军和宋子文系统的陈泰运税警部队，同韩德勤部队有一定矛盾。陈毅对李明扬、李长江以及陈泰运部等做了大量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在军事上，对国民党顽固派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10月，韩德勤率领一个军又一个旅共1.5万人，进攻苏北新四军。陈毅、粟裕把主力7000多人全部集中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在地黄桥镇，进行了有名的黄桥战役。黄桥战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1万多人，俘敌3000多人。我军乘胜打下海安、东台，和南下的八路军会师白驹镇。这次战役的胜利，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这次战役是陈、粟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具体体现，是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结果，也反映了陈毅有魄力、有决心，果断地将政治仗与军事仗结合起来的杰出的领导才能。
“求心退却”与一心歼敌
1946年夏，蒋军气势汹汹，进犯解放区。陈毅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挺进山东前指挥华东我军，从几个方向上迎击蒋军，取得初战胜利。尔后，又逐步集中主力，采取“求心退却”战术，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先后取得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的胜利。1947年2月，国民党军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南线敌军以八个整编师进犯临沂，北线敌人以三个军南下策应。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陈毅、粟裕等指挥我军少数兵力奋勇阻击南线之敌，主力则日夜兼程北上莱芜，歼击李仙洲集团。经过三昼夜激战，全歼该敌6万多人，活捉李仙洲，收复山东13座城市。这次歼灭战，大大鼓舞了士气，振奋了军心民心，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使其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慘败。
蒋介石被迫收缩兵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1947年4月，蒋介石调动40万兵力向山东进攻。5月上旬，由临沂、泰安一线，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区进犯，企图压迫我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陈毅等以掌握最大限度的主力在手，仍然采取“求心退却”“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战法，在南征北战中寻找战机，以极大的耐心等候进攻之敌发生过失。终于从正面敌人一字排开的八九个整编师中，找到了国民党最强的所谓“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决心将张灵甫这只“肥猪”全部吃掉！陈毅以巨大的勇气指挥华东野战军以部分兵力分别钳制左右两翼敌人，而以主要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四面包围突悬冒进的中路强敌七十四师。经过5月13至16日的浴血战斗，全歼敌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山区，张灵甫被击毙。这次战役，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整个战局，粉碎了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作者：李直
第2篇：浅析习近平军事辩证法思想
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指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思考军事问题，形成了我党军事指导理论的精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深刻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律，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一、战争与和平辩证法
习近平站在时代大势的战略高度，研机析理，运筹全局，揭示了“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的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当今世界，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国家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世界形势总体稳定的大环境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另一方面，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安全和发展形势更趋复杂，各种可能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将会增多。这就需要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二、战略思维与战争指导方法论
（一）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在民族复兴大目标下认识筹划战争
习近平指出，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
要保持战略清醒，处理好战争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着眼国家政治外交大局和国家安全战略全局筹划军事行动，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
（二）实干兴邦、实干兴军
求实、务实、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这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①
钉钉子精神体现出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实现强军目标想问题、作决策、抓建设的根本工作方法。要求必须用战斗力标准检验工作，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深入研究强军兴军的战略问题，深入研究制约部队发展的瓶颈问题。
（三）保持积极进取与坚守底线的动态平衡，把握军事力量运用与战略态势营造的辩证法
习近平指出，要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发挥军事力量在营造态势、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方面的战略功能。军事斗争是国家政治和外交斗争的坚强后盾，只有把军队搞得更强大，底气才足、腰杆才硬。
积极进取，就是要我们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观察和处理问题，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力争积极主动的战略态势和制胜目标，增强战略定力，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坚守底线，就是要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有心理准备和相应对策以争取最好结果。在积极进取和坚守底线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确保一种积极而又稳妥的战略主动姿态。
三、战斗力建设中的辩证法
（一）用全面的观点抓建设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习近平在治党治国治军实践中，高度自觉、能动运用这一唯物辩证法要求，鲜明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在军事领域提出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确立“五个更加注重”军队建设发展战略指导、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全面的观点抓建设谋发展的思想。
（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牵住牛鼻子
习近平在2013年12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谋划。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任务，要扭住不放，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阐明了军队改革创新与发展、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重点与非重点、主与次、军与民等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自觉遵循和灵活运用，体现了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在战略思维层面的有机融合，为我们深化军队改革指明了方向和根本遵循。
（三）“平时多流血，战时才能少流血”——训练中的辩证法
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多次强调要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军事训练辩证法思想，深化了对军事训练的地位作用和目标要求的认识。他指出，越严格训练，真正打起来才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这就是训练中的辩证法，决定了军事训练必须动真格的，而不是搞“训为看、演为看”那套假把式、花架子。因此，实打实的实战化训练一定不好看。它会暴露问题，也应该暴露问题。否则到了战场上问题再暴露出来就晚了。
（四）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习近平指出，现代战争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看上去眼花缭乱，但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本的是战争的制胜机理变了。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搞透，否则的话只能是看西洋镜，不得要领。这告诉我们，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如此，我们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现代战争万花筒中厘清现代战争制胜机理。
作者：郑殿琪
第3篇：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
一、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的必然性
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20世纪中前期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各种矛盾日益加剧，中国革命与敌对势力的武装斗争异常激烈，是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形成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和德国、苏联等国家的军事理论著作，是朱德同志军事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关于朱德同志的军事实践基础则应该是从他考入陆军讲武堂那个时期开始的学习。1909年的学习只是一个开端，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双重实践，则逐渐形成了自成一家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二、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在20世纪前中期，革命与战争成为了世界性的话题。马列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是在俄国进行了十月革命之后。在马列主义的先进思想的启发下，以及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爆发，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党派，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的许多先进思想，尤其是里面的社会革命思想和阶级斗争的普遍性，这让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似乎在茫茫黑夜中遇到了一盏明灯。为朱德同志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发展起来的，是一步步从客观上的历史危机和转折中逐步壮大起来的。”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一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造成的，还有一点就是长期积累的社会基本矛盾日渐激烈导致的。马列主义军事辩证思想是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之一。在当时的中国，如果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想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没有武力的保护，那根本就是一纸空谈，跟别说什么完成历史使命了。
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所有共产党的成功失败都和当时的武装革命脱不开干系。经验教训都是在武力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正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我党不得不全心全意的去研究军事，我们党已经意识到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保证我们革命的成功。在一段很长的革命时期内，经过大量的战争的洗礼，我党星姐经验，吸取教训，对军事的掌握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在当时也涌现出来一大批善于行军打仗的革命军事人才。这为以后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那时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于军事辩证法那是如饥似渴。我们党也迫切需要了解革命战争的规律性，以期取得胜利。而在此时一大批军事人才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军事辩证法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三、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形成的理论来源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军事活动以来，军事就是按照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辩证规律发展的。由于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人们远在军事辩证法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早早辩证地思考军事问题。
失败的辛亥革命，让这个革命战士百思不得其解。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论，陷入一团迷雾当中，看不到前方的出路。犹如在黑暗中，始终看不到一丝光明。此后，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消息传来时，朱德同志又站起来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让这个战士的心中的圣火又被点燃。他似乎又看到了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的方向。自此他开始开拓自己的视野，大量接触新思想，新文化。更是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为了更好地研究共产主义，1922年，朱德同志来到了德国。通过在国外对马列主义的进一步研究，他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研究军事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这就为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造就了良好的基础。“客观的认清了历史滚动的规律，还加上我自身的研究和认识，我就看清了我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途径和正确的方法。”1925年7月4日，朱德同志由柏林前往苏联。在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的同时，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军事学思想。加之之前朱德同志的实战经验，特别是游击战类型，所以当他研究苏联内战时的战术时，对于游击战的领会可以说是更深刻，更清晰。这进一步让他看重游击战。
除了以上的理论来源，可以说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还少不了中国古代战争理论的影响。更可以说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军事辩证法的内涵和精华。从《孙子兵法》，到《武经总要》，可以说中国古人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巨大地军事财富。都是他们长期总结出来的军事思想，其中更是包含着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数不胜数，智慧的祖先当然不忘后世子孙，特意留下这么多宝贵的财产。让我们在遭遇战争时，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这些莅临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华夏儿女。可以说，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继承和发扬了祖先的军事理论。也是一个重要来源。
四、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在1911年8月，朱德同志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特别班毕业，顺利完成了学业的不久之后，他就毅然的加入了云南起义。并成为主要领导之一。从这时起，朱德同志开始获取实战中的丰富经验。在当时的起义时，朱德同志勇敢的带兵攻占敌人的要害，总督衙门。并且顺利捕获当时的总督头目李经羲。到了11月，他又参加了支援川军斗争。在援川战斗的庆功会上，朱德同志凭借自己的卓越战功和指挥得当，顺利升为少校。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在1913年夏，一纸调令传来，朱德同志被派到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担任营长。之后朱德同志又随军来到气候条件恶劣，匪徒成患的滇南边境，负责驻守在蒙自、个旧一带。面对当时的复杂情况，无论是敌人还是环境，都是复杂险恶的。朱德同志通过对之前战斗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吸取，在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军事辩证法理论，制定了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这个战术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可以说是创造性的。所以所向披靡，取得了多次胜利，当地的匪患也基本被清理干净。
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并且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朱德同志毅然决定远赴他乡，去参加护国和护法战争。尤其值得被称赞的是，朱德同志在在护国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足智多谋，勇敢坚强，每次都冲在最前面。并且军事指挥能力发挥的极高。所以很快就升为少将旅长，成为当时被人们夸赞的战争名将。1926年，朱德同志刚刚从苏联回国，就又立即投入到北伐战争的战火之中。在此次战争中又表现突出，并且积累了大量在军队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宝贵经验。所以朱德同志在1927年1月转到南昌工作，在南昌工作期间，他亲自主板均馆教育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官人才。在此期间，朱德同志还深刻了解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农民运动已经和党的武装力量成功结合，所以创造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的战争模式，顺利取得了坪石大捷。在此期间，朱德同志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等文章，这些文章中都包含了朱德同志的深刻的军事思想。而且还体现出朱德同志从实践战争中总结出来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担任八路军总司令，在数次成功指挥人民军队对日作战的军事实践中，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1937年8月11日召开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座谈会上，朱德同志完整的讲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其中已经蕴含着军事辩证法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丰富内容。在当时他指出，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持久战，更是防御战，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要采取攻势。在战争中政府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只是八路军第一次取得的胜利，可是在实际上却有深远的意义。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鼓舞了我党的气势。之后在1938年，朱德同志又开始深思，总结之前的战争经验和教训，然后具体的指出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五条基本原则，同时还具体指出了16条对日作战的战术原则。在此时期，朱德同志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游击战争的著作，其中以《论抗日游击战争》比较突出。
总体来说，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建立，离不开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实践，更是对马列主义的成功运用，用来解决中国实际战争问题，这是长期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从而概括出的伟大理论成果。
五、朱德军事辩证法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朱德同志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不仅是简单的改进，而是对马列主义的进一步扩充。朱德在中国和世界上对马列主义作出的最为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性的提出了人民战争辩证法，与此同时结合人民战争特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将游击战从战术等级提升到了战略等级，深刻剖析了马列主义军事辩证观，为中国的革命战略作出了理论性的指导，故而，他的论著也同样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如，他对待战术与战略上辩证的态度，提出战略上对敌方的藐视和战术上对敌方的重视，在弱势的情况下积极防御，而不让己方处于劣势的主动进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持久战术。他不仅将中国的运动战思想体系推向科学化，同时融入游击战中取得的经验，建立了完整的游击战理论，借助马克思理论的精髓--辩证法，探索出游击战与正规战的辩证关系，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在长期指挥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步总结形成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奇迹，同时还是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重要的组成，更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汲取和发扬，该思想成为日后中国人民战争胜利和军队建设的成功基石。该思想更是对马列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充实、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人类军事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作者：高原
第4篇：运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分析我国反恐斗争策略
“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同志1936年在陕北红军大学讲课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用客观、全面和发展的观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指导我们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当前反恐斗争条件下，运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分析、研究反恐斗争的特点，对于制定反恐政策策略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毛泽东关于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思想分析国际反恐斗争合作原则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坚持在斗争中正确把握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战争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综合而形成的整体，有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之分。其中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而战争整体中的某个部分或战争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便是战争的局部。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全局统帅、决定局部。作为局部，在一般地隶属、服从全局的同时，关键环节还对全局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处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时，要以全局为背景和出发点，把握关键环节进行决策。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联系合作与跨境流动趋势不断强化。如果说恐怖主义非国家行为体的组织形式、袭击目标的国际化等特点使反恐斗争在一开始便具有了全局性的特征，那么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合作与联系的不断强化，恐怖分子跨境流动性的日趋加强就使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境外“东突”等恐怖组织以“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为样板进行运作，并得到它们在资金、武器、训练等方面的支持。近期孟买发生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在劫持人质并和警方对峙期间一直在通过卫星电话接收来自国外的指示。就我国而言，中东、中亚、南亚等我周边及已远地区，其恐怖势力不仅与我境内恐怖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一直试图向我境内渗透。在这一地区性恐怖网络的辐射下，我国境内的恐怖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当前，中东局势动荡不安，险情不断。一旦失控陷入更大规模的动荡，恐怖主义会进一步扩散，并波及如中亚、高加索、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东以外地区。届时，从阿富汗到伊朗再到伊拉克将连成一线，形成一个更大的动荡地带，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更大范围的活动舞台，从而使恐怖组织联合化、反恐问题复杂化的风险性进一步加大。
正确把握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加强反恐合作。“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危害的认识更加充分，反恐合作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但从过去7年的实际情况看，国际反恐合作的现状依然是“热情高、分歧大、合力小”。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联合趋势不断加强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国际反恐斗争的步伐与恐怖主义的发展蔓延相比仍相对迟缓。当前，相关国家联合反恐和共同加强边境控制对于防止跨国恐怖袭击十分必要。越是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越要以全局的视角审视亚洲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深刻把握恐怖组织联合化、恐怖分子流动性的趋势制定对策。一方面，针对恐怖势力的力量联合与流动渗透，要加强我国与其它相关国家反恐力量的联系与合作。另一方面，全局概念的多层次性特点要求我们要在周边地区动荡不安这一大背景下，主动将联合反恐纳入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整体关系中进行考量，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军事等一切对外关系和政策。紧紧抓住足以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在地区性事务中发挥自身积极作用，通过政治、外交等多种手段努力协调地区矛盾、维护区域稳定、遏制滋恐因素的增多和扩散，逐渐形成有利我的反恐形势。
2运用毛泽东关于内线外线的辩证思想分析在反恐斗争中坚持打歼灭战原则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坚持内线与外线在作战中的综合运用。内线、外线概念属于作战空间范畴。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对如何运用内线、外线相结合的战术战法，调动、消耗敌人，转化力量对比进而形成有利于我的形势做过精辟的论述。毛泽东认为，在战斗中要努力创造和利用有利条件和形势，以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歼灭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为最终夺取胜利创造条件。
我国境内反恐斗争具有内外线特点。就全国反恐战局而言，一方面，我国中东部广大地区是“东突”等恐怖组织进行各类恐怖暴力活动的重要阵地。在这些地区，人口稠密，物流繁忙，开放性强，经济、政治重要战略目标遍布，点多、线长、面广。同时恐怖行为隐蔽、突发和手段多样、破坏力强等特点，又使暴露在恐怖分子视线内的潜在袭击目标难于防范的面面俱到，一旦被袭便处于猝不及防、应对置后的弱势地位，容易造成巨大损失和深远影响。恐怖分子藏匿后，侦察和抓捕难度大，军事打击手段更无施展空间。另一方面，以“东突”为主的恐怖组织大多将后方基地隐藏于西部边疆山区，并在那里进行信念培养、行动部署、人员训练等集中活动。在这些地方，敌人对气候、地形、环境较为熟悉，占据了有利地形建立基地、修筑工事，并借助语言、宗教的一致性与当地居民建立联系，培植势力基础。
坚持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发挥外线优势歼灭集中之敌。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获得主动权，对抗双方中哪一方失掉了主动权，被迫处于被动地位，它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用我军外线部队随时对敌人基地的围剿歼灭，牵制恐怖分子可能对我内线发动袭击的恐怖力量。用我军对恐怖组织在战役或战斗上的绝对优势，遏制敌人对我的潜在威胁，为内线的积极防御减小压力、争取时间。
3运用毛泽东主、被动辩证思想分析在反恐斗争中坚持打人民战争原则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坚持在斗争中对主动与被动辩证关系的分析与把握。毛泽东认为，有主动性才有自由权，有自由权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因而争取斗争中的主动地位是获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条件。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引征了中外历史上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诸多实例说明在优势劣势、主动被动的现实转化中主观指导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认为，在一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毛泽东指出：“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反恐斗争中同样存在主被动及其转化。与单纯军事力量悬殊的传统非对称战争不同，在反恐斗争中，我们不知道或很难确定恐怖分子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实施恐怖袭击。高科技装备的扩散和日益平民化更使这种新型的非对称性更加凸显。袭击动向的难以把握与严重后果的强烈反差使反恐一方必将首先处于相对被动的和防御的地位。这种被动的防御地位是由斗争双方的性质所决定的暂时地位关系，绝不是指我方要在战略或战术上实行专守防御。相反地，只有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才能不断地由被动向主动转化。
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恐怖主义的本质和恐怖暴力事件的事实越来越清楚的表明，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和最大受害者是广大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在反恐保卫战中如何扭转人民群众被动挨打的地位，挽救尽可能多群众的生命是摆脱被动局面的主要问题。要发挥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创新地开展反恐人民战争，必须认清现实条件下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地位和特殊作用。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其作用并整合到以国家为主导的反恐机制当中。这就决定了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提供情报和避险自救等方面。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要在反恐机制中创新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在上述两方面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短信等实时性媒体开展反恐动员，增加信息透明度，使安全防范观念和危机意识深入人心。建立多元、保密、便捷、高效的反恐信息情报传递机制，通过降低群众提供情报的风险成本来提高他们主动提供情报的积极性。加强对公民的危机应对教育，提高他们在各种条件下的自救、互助的意识和能力。
作者：秦斯亮
第5篇：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形成
虽然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古已有之，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军事辩证法”概念，则是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此前只有“战争哲学”之类的说法。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肥壤沃土，共同孕育和催生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这一独具民族特色的思想奇葩，由此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可以说，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汲取中国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上而形成的，因而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中国古代辩证思维传统在军事领域有着极为生动而杰出的表现。这种智慧或是直接体现在阐述兵法的兵书中，或是渗透在古代典籍史册中，或是保存在历史典故中，或是充彻于文艺作品中，或是流传于民谚俗语中……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从成文典籍到戏曲故事，都承载着古人的军事谋略与智慧洞见。对此，毛泽东兼收并蓄，通过自己的咀嚼与消化，使之成为催生“军事辩证法”的丰富养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的确从中国古代兵书、史书经及诸子书和小说书中摄取过丰富的军事思想和经验材料，用来制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1]施拉姆()也认为，毛泽东“在军事方面，传统的烙印最为明显”[2](P147)。当然，对于古人的经验，毛泽东决不是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加以科学的改造和利用。这种(由显而隐的)汲取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对中国古代兵书中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直接汲取和利用。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频繁发生的大小不等的战争，锻炼并造就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和军事思想家。早在先秦，“兵家”就是诸子百家中极为重要的一家。①伴随着军事指挥家和军事思想家的出现，也出现了大量兵书，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法——《孙子兵法》就享有世界性声誉。这些专门的军事著作不同程度地阐述了战争规律，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可资利用与吸收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3](P88)。在他特别喜欢的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的序言中，就引有《孙子兵法》中的话：“《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4](P12)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还曾从魏源的《孙子集注序》中涉猎过孙子的思想，《讲堂录》中有相关记录。[5](P120—121)毛泽东研究《孙子兵法》，并用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以进一步指导战争实践，这实际上始于陕北延安时期。②《孙子兵法》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毛泽东的“能动性”观念就来自《孙子兵法》的“能为”观念——既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又要求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6](P248—249)
在毛泽东军事著作中，作为中国兵学奠基之作的《孙子兵法》确实是被反复引证和阐发③，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7](谋攻)毛泽东认为，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8](P182)这里，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阐述了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他还说道：“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9](P490)除此之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还引证了《孙子兵法》中关于“避其锐气，击其惰归”[7](军争)和“示形”④等的论述。他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8](P209)他还指出，在退却中不仅可以发现敌军的过失，“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8](P209)。可以说，《孙子兵法》提出的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等战争指导规律，关于“因敌而制胜”、“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作战原则，是毛泽东最为看重的。
其二，对中国古代典籍中具有谋略意味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进行改造、利用。“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丰富的文化典籍。”[9](P622)毛泽东最初接触到的古代典籍，是在私塾里学到的儒家经典“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虽然毛泽东明确表示过，“我读过经书，并不喜欢经书。”[10](P14)但通过这种被迫式的文化接受，中国古代文化按其传统方式建构起毛泽东最初的知识结构与理论基础，“使得他从客观上必然要受到这个文化的实在内容(语言、思维方式、基本概念等等)的影响，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否承认这一点，这种影响的客观性是不应被忽视或被否认的”[11](P84—85)。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就列举《礼记•中庸》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来说明，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9](P495)毛泽东特别注意研究历史上各个朝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广博地吸取各家学说的优长，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朴素军事哲学思想尤感兴趣。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中国古代政治论著很感兴趣，在长沙上学时曾研读过《老子》(又名《道德经》)，熟悉老子的思想，并对《老子》中蕴含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给予了关注，从中吸纳了许多有益的养分。
《老子》寥寥五千言，却充满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其中所蕴含的兵学思想，其实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⑤《老子》不是一部军事著作，但其中确实蕴含着十分宝贵的兵学思想和军事智慧。《老子》中有关“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其《讲堂录》中就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12](P595)《老子》第36章曾讲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欲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这种“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辩证军事策略，体现了老子独特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对此加以了汲取利用：“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8](P211)由于中国革命的现实是“以弱对强”，而中国革命的目标则是“以弱胜强”，因此，“以弱胜强”就成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命题。这样，强调“柔弱胜刚强”的《老子》就自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更多关注。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毛泽东本人堪称以弱胜强的大师。
其三，对记载于史籍的有关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战争谋略与智慧进行摄取并加以灵活运用。毛泽东很早就曾说过，“读历史是智慧的事”[13](P7)。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还这样说过：“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12](P186)可见，通过读史来学习和研究军事问题始终是毛泽东的兴致所在。毛泽东在总结自己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经验时，也曾表达过“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13](P136)，写一部中国战争史著作的强烈愿望。这说明毛泽东一直特别注重主动从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宝库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毛泽东在研究战争中的矛盾时特别重视矛盾的转化，对中国古代战史中一些以弱胜强的战例予以极大关注，这当然与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相关。《左传》是毛泽东相当熟悉的史籍⑦，他在论述战略防御时，就解剖了一个《左传》记载的以弱胜强的战例，从中引申出一系列战略防御原则。根据《左传•庄公十年》的记述，春秋时期，鲁国与齐国交战。鲁庄公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被曹刿阻止，后来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战胜了齐军。毛泽东认为，虽然这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体现了战略防御的一般原则。这就是：战前要有充分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选择有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选择有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选择有利于开始追击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通过剖析这一战例，毛泽东想阐明“弱能胜强、劣以制优”的思想，说明战争的发展不是“一”字形而是“之”字形[8](P204)。
在详尽剖析《左传》所记战例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8](P204)毛泽东这里所列举的中国古代战史中一系列著名战例，湖湘先贤王船山的《读能鉴论》等史论都有过精辟分析。对此，有论者就指出：“从中可以明显看到思想继承性，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军事思想史的逻辑进程。”[14](P432)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反围攻作战”如何“使用次要力量”时，还借用了孙膑进行的“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战法来加以说明。[9](P429)
其四，对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历史典故、民谚俗语、棋艺戏曲中的生活智慧加以提炼萃取，并用于对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阐释与说明。谙熟中国古代典籍并深受崇尚军政韬略的湖湘文化浸染的毛泽东，出于增识明理的精神需要，确实很早就对中国古代富有哲理与战争谋略的著作和文艺作品加以了注意。在《讲堂录》中就记录了大量涉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条目。他少年时代曾阅读过《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对此中的战争故事(“造反的故事”)，“几乎背得出”[10](P15)。他对中国民间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独到的感悟，故而运用时可以信手拈来。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就曾特别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8](P313)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曾举《水浒传》中“林冲一脚踢翻洪教头”的事例来说明“战略退却”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8](P203)。他还通过对“灭此朝食”⑧历史典故的具体分析(“气概是好的”，而“具体计划是不好的”)来说明“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8](P234)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列举了一系列历史典故来说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列举“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典故来说明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攻击[9](P491)；列举“兵不厌诈”来说明采取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9](P492)；借用《宋史•岳飞传》中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说明战争指挥员的灵活性，使之成为更具普遍性意义的军事法则[9](P494)；他还用“南其辕而北其辙”来说明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不能忽视对老百姓的“政治动员”[9](P481)。
毛泽东还非常强调“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15](P837)。如他借用《事林广记》卷九《结交警语》中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来说明，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9](P500)；借用元代郑廷玉《看钱奴》二折中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来说明，避免战略决战而打持久战，这才是“抗日战争的上策”[9](P507)；他把《古今小说》中“只因一着错，满盘都是空”之语，简洁地概括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通俗而生动地说明重要的起关键作用的局部对全局具有决定作用，强调不可忽视对战争全局起决定作用的局部[8](P175)；还引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这样的俗语，来说明“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8](P189)，并指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之一；他还借用中国古代围棋中“吃子”与“作眼”的术语，来形象比喻“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9](P427)。在毛泽东阐述军事思想的著述中，有着许多这样的鲜活语言和生动实例。
总之，毛泽东结合古代兵法、历史典故、著名战例和文艺作品而展开论述的现代意义上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对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继承和超越，是古为今用的优秀典范。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造诣和素养，而且在研读古典文献的过程中不是一昧地盲目吸收，而是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批判地吸取中国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从而辩证地融合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军事哲学的精华，使之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服务，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应当说，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体系的创立没有脱离中华文明的胚基，而是以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智慧成果与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为前提和根据。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充盈着浓烈的民族文化气质与特性。
作者：赵美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