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整合： 中西传媒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逻辑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社会形态可能发生“断裂”。当今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是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即“由多功能角色结构向若干种更专门化的结构进化”。帕森斯认为结构的分化可分为四个过程：—是分化，新的单位或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与原有的结构及其功能有所不同;二是适应能力上升，社会结构分化的结果使社会单位的资源增加，束缚减少，从而增加了适应能力;三是容纳，一个社会能容纳新的单位与系统，则其基础会更加稳定，其效率也会提高;四是价值通则化，社会对新分化出来的单位或系统加以承认与肯定，也就是“合法化”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传媒业是从传统社会分化出来的新的功能性单位，如果详细地描述这种分化的过程，可以区分为社会性分化、市场性分化和政治性分化三个阶段。所谓的社会性分化，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使得传媒摆脱了传统权力结构的束缚成为社会的一般性信息传播机构;市场性分化则是传媒借助于市场经济规则将信息转化为商品，获取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而传媒的政治性分化是传媒通过现代民主政治逐步完善的过程获得了独立的制度性保障。因此社会学视野下传媒如何保持自身的功能和特点，在政治分化中维持社会制度的平衡与和谐，是传媒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社会学不仅提出了社会分化的相关理论，也相应地注意到分化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因此，整合就成为现实和理论上的需要，而这种整合从现代社会的实际发展现状来看，必然还是需要政治权力的积极参与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如何整合社会、市场和政治三者的统一性，使媒体不失其特点地既为社会服务，又可避免负面效果?

　　一、传媒的社会性分化与整合

　　在西方，传媒业最初是依附于宗教，抑或是依附于封建政权，均是以特殊的信息传播机构而存在的。新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出现推动了传媒的社会性分化，传媒业作为独立的功能性社会单位逐步分化出来并自成体系。马丁•路德新教改革通过教育和印刷的推广和普及，使得普通民众逐步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让欧洲进入理性和世俗的时代。借助类似的过程与机制，资产阶级同样通过印刷宣扬自由和免于被侵害的权利，专制政体最终无法阻挡这强大的社会力量，或被迫交出权力，或接受权力制约。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英国陆续废止“星法庭”和报业许可制度。到19世纪中期废除“知识税”以后，欧洲“尽管受到了政府的努力控制，但还是出现了一个独立于法律和财政控制之外的报业”英国的广电业也在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建立后分化出来，由首相提名，女王委任，成为只受皇家宪章保障的独立电视机构。作为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美国社会的形态本身就是由英国分化而来，美国的早期报业在北美独立战争过程中通过“反印花税”等斗争方式逐步脱离了英国当局的管制，并在1791年美国政府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后获得了独立自由的法律地位。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合法地位后，与传媒相关的各种机构不断分化出来。美国早期的报纸很多是依靠政党资助或者承印政府公文生存的，1846年国会取消这项资助后报业即成为独立商业机构进入社会领域。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产生了现代报业的标本“便士报”，它标榜客观、公正、中立与平衡的“新闻专业主义”。由此，新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依赖政党资助、标榜独立的媒介组织。1849年，“致力于快速、详尽、公正地采集和传播一切新闻的组织”美联社成立，[4I(2W>传媒业开始体系化地发展。“扒粪运动”把媒体的功能推向了一个高潮。19世纪末期，记者成为一个有声望的职业，新闻业成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0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第一所独立的新闻学院，传媒业的发展因此更为专业化和规范化。19世纪末期，报业印刷工人、编辑、记者陆续组织工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标志着与传媒业相关的其他社会组织逐步分化出来。效仿1953年英国成立的报业评议会，美国在I960年代末也组织了类似机构，使得美国传媒业不仅要遵循法律法规’还要兼顾公共利益。正是由于这些社会机构的不断出现，西方传媒业日益发展壮大而且运行良好，在20世纪末成为规模庞大的社会机构，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独立而巨大的影响。

　　如果仅从时间上考察，中国传媒业的社会性分化并没有比西方晚多少，只不过这种分化是西方靠战争手段将封建中国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从19世纪早期开始，中国就出现了由西方传教士和政商势力主办的多种报刊。19世纪中期，外商主办的商业类中文报刊出现在中国社会。“到19世纪后期，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办起了近两百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宗教性报刊、政治性报刊和商业性报刊并立的局面，并且在业务上、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都具有了和西方传媒业同步的发展态势。进入20世纪，1W4年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了国内第一家通讯社一“中兴通讯社”，向广州、香港等地的报纸发稿。在1923年，无线电广播也出现在中国。伴随着传媒业的发展，传媒的专业化教育也很快出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一年之后，留学美国的徐宝璜写出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以时间顺序来考察中国传媒业的社会性分化是为了明确一个事实，即中国传媒业的社会性分化有深刻的西方因素，并且在20世纪早期就基本形成了现代的传媒业格局，只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而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反复。特别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以后，中国的传媒业用30多年的时间快速地完成了过去100多年的分化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基于技术因素的传媒业分化已经基本完成，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不同的传播特征和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形成了稳定的社会信息传输系统。不过，现代社会是较之传统社会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作为社会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传媒业并不是孤立的社会功能单位，它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个动态的过程。其中，现代社会在个体层面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化即是一个重要的影响要素。近些年来，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媒体在市场压力下过分迎合受众需求，造成虚假、庸俗和极端信息传播的现象。这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认为，媒体参与并放大了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因素，影响了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分化了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因此，现代的传媒业，作为社会结构中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当前应该担负的职能是：一方面保证社会整体结构信息沟通的顺畅，另一方面捍卫民族国家为本位的价值观念，通过国家整合或协商达成基本共识。以此而论，社会分化并不是社会变迁单一的演变规律，而是伴有整合因素的变迁过程。当前，基于整合的社会共识与政治共识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二、传媒的市场性分化与整合

　　对传媒社会性分化过程的描述主要是侧重于其社会功能属性方面。如果从传媒发展的具体动力来源来考察，源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建立则是其分化的主要原因。

　　最早的传媒业是以政治性的印刷出版物为主的，由于依附于政府或政党，发行量小、市场规模小、受众群体也不大。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快，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商业化报刊时期，也被称为“便士报”时期。这个时期传媒业最大的特征是印刷技术的革新、传播内容的大众化和低廉的交易价格。从传媒市场的总体形态来看，不断扩大的传媒市场中容纳了越来越多的秉承不同传播理念的传媒公司，虽然总体上都开始强调商业利益，但如果从报业市场来看，少数族裔报刊、黑人报刊、女性报刊和其他政治性的报刊业并未消亡，也同样具有自己的市场空间，这表明市场性的竞争规则加速了传媒业的市场性分化。进入20世纪，广电传媒加入传媒市场，传媒市场形成了报业、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标志着传媒市场性分化在形态上达到更高的阶段。正是由于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巨大，在它发展的初期各国政府基本都按照公益性机构来进行管理，也就是传媒的市场性分化进入了国家管制的整合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撒切尔、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拥护者普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反对福利国家政策，主张给私营经济以更多的自由，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美国社会要求强调媒介的社会责任，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是这种治理思路的经典文献。美国在1934年出台《通讯法》规定广播电台必须播出非商业性教育节目，但在1996年出台《电信法》准许政府放松对传媒业的管制，从而使公共电视面临激烈的竞争。英国虽然有强大的公共广电体制/但在撒切尔主政时期，却频频向公营体制发难，新自由主义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众多国家的公共媒体面临商业化的冲击。BBC从1986年到1993年之间，被迫裁员7〇00人，失去1/4的固定职员，广播电台数量从48个减少到38个。[61(1°7>到20世纪末期，“只有奥地利、爱尔兰和瑞士尚无显要的商业电视”。与西方的基于自由主义的“解除规制”方法不同，我国传媒产业的分化则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从1978年允许传媒市场化运作，放开广告市场，到1992年承认传媒的产业属性，我国传媒开始按照市场化的规则运行，一些经营性的项目剥离传媒主体，并且以党报为依托，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分化出都市报等消费类大众报纸。20世纪90年代，“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成为政府基本的媒介治理理念。迈入新世纪，在外资、民营资本和社会变革的多重动力作用下，我国媒体的产业化发展路径基本确立。目前我国的传媒产业规模日益庞大，报业、期刊、广电和网络体现了多主体的竞争格局，并且在媒介经营上开辟了多渠道的融资方式。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国的传媒产业通过国家的主导实现了传媒的市场性分化。

　　席卷欧美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全球媒体进入商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传媒资本的合纵连横造就了巨型的传媒集团，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垄断性的市场格局。商业化不仅意味着自由竞争，也意味着资源的强势整合，但商业性体现的更多的是利润和收益，与公共利益常常相左，这也是当前中西方学者共同发起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的初衷。因此，对西方国家来说当前面临的是自由化的经济对社会公益的忽视，而自由主义又是西方主流价值，如何体现这种平衡是西方各界当前思考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传媒市场化是在国家主导下完成的，因此传媒的市场性分化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有计划地推进的，这种计划的大前提非常明确，就是有利于国家对传媒的掌控。我国的传媒集团化发展，不仅具有产业发展性质，还有产业整合性质，区域性传媒集团的组建非常有利于传媒市场的有效管理，国家正是通过这种行政化兼商业化的管理方式实现了传媒的政治性需求和公共性需求。当然，这种改革路径的一个负面效果是我国的传媒市场发展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够，分散而相对独立的传媒版图无法形成更大的发展规模。借助于国家的保护性政策，国内媒体尚未受到国际传媒集团的实质性冲击，但如何有效平衡政治需求与市场需求，建立合理的传媒治理体制和传媒市场格局将是我国传媒产业未来要考虑的问题。

　　三、传媒的政治性分化与整合

　　目前，大多数对于传媒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基本遵循政治决定传媒的思路，即从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来探讨传媒政治的关系。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已有学者认为“媒介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其他政治体制的‘外生’力量，甚至托马斯•梅耶认为“传媒系统规则掌控政治，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传媒的分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单位的分化和市场规则推动下的分化，在本质意义上还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分化。这种分化无疑最终决定了传媒在各国制度体系中的最终地位。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基于自由、共和与民主等政治哲学理念，它们在早期的制度建构上明确了关于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民主政治的组成要素，并且通过宪法从根本上确立了上述要素。传媒是言论的物质载体，保障传媒的法律地位，就是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基本人权或基本的私有财产权，因此由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的制度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正如上文所论，作为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传媒有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当它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政治规制放松的前提下取得独立和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时，传媒也就成为具有独立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实体，其与政治的关系在力量对比上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美国尽管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相应制度还未完善，传媒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传媒不仅容易受政治形势影响，有时甚至沦为政党攻讦与斗争的工具。1798年，在约翰•亚当斯政府时期，国会通过《外侨法》和《煽动法》，其目标之一就是针对反联邦党人的新闻活动。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内战和末期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即使是处于大众报业时期，传媒业依旧积极地支持政府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为美国的大肆扩张制造舆论。美国传媒与政治的分化有赖于独立的司法体制，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美国法院才开始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和出版商免受政府压制”[9KS)。借助于众多案例的判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将言论自由的边界不断扩大，传媒也借此壮大了自己独立存在的政治实力。因此，在20世纪中期以后才有了媒体对于越南战争真相的揭露和著名的“水门事件”。以自由立国的美国尚且如此，欧洲传媒的政治性分化就更晚了。1968年，法国戴高乐当政时期，他三百五十次动用了“冒犯国家元首”的法律。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欧洲才陆续引进传媒的商业模式，政治与传媒才适度分离，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特别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模式，他们认为媒体本身的属性应是公共服务机构，当然这并不影响其媒体的政治独立性。与欧洲传媒体制出现变化的时间点相似，我国传媒与政治的分化点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风波之后，传媒与政治关系再次收紧，更加表现为政策的诱导。这种政策张力其实也是一种分化的潜在因素，即分化为靠政策保障的主流媒体和靠市场生存的非主流媒体。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加入持续地分化了我国媒体格局，国家虽然继续强化了相关管理，但很明显当前的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在具体的运作上已不能保证有效的统一性了。原因是政府主导的主流价值观舆论场和民间热衷的草根舆论场表现的矛盾愈加尖锐，甚或表现为一种“颠覆”危机。

　　从20世纪末期以来，传媒学者开始观察并反思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传媒作为言论自由的物质象征，在宪法层面已得到了保障，在现实层面也越来越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成为民主政治结构中重要的制衡性力量。不过，政治的重要性在当代的社会还是无可替代的，正如哈林所言：“从事比较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人从不研究媒介。”[61(2>中国政治学界很少将媒介因素视为其研究的重要资源，而传播学者却积极地考察政治，试图为传媒在政治学版图中寻找到重要的位置，这也就是近些年来传媒政治、传媒民主等学术名词出现的背景。其理由不外乎有三：首先，政治具有处在主导位置的价值优势。现代政治的价值指向是公共利益，而传媒并不具备这些资源，传媒的多重属性以及其过分自由化、商业化的发展导致了忽视公共利益的消极影响。其次，政治具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制度优势。政治在传媒发展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传媒特点，例如，西方国家政府公关部门的出现和政党选举形式的改变，就是政治通过制度的革新主动去适应媒体并主导媒体。最后，政治在国际秩序构建中具有主权性优势。当媒体进入国际竞争格局，其竞争的主体表面上是媒体组织，但背后必然是政治性的博弈，比如我国尽管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保护国内传媒发展，还只是非常有限地开放传媒市场。从这几个方面看出，传媒和政治的关系中，政治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的程度不同，这在世界各国概莫能外。

　　结语

　　通过考察传媒变迁过程中的社会性分化、市场性分化和政治性分化及其相应的整合机制，可以发现中西方在三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趋同性，即都建立了功能完善的传媒体系，都有相当规模的传媒市场以及都强调传媒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同时，中西方也都重视发挥政府的整合性作用，积极遏制传媒的消极作用以体现公共利益与诉求。然而，从整合机制来讲，中国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因其生存土壤的不同，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积极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创造了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仅创造了价值，也加快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格局逐渐遇到社会空间加大而政治空间不足的发展瓶颈，传媒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利益表达明显不足，缺乏动力与合理的作为。同样，媒体的产业化发展在政策上也摇摆不定，政策界线、区域界线、行业界线依旧无法被有效打破。社会与经济的因素是传媒与政治关系的基础，而在我国政治制度的因素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西方社会的普遍想象中，中国政府仍然是与往日相比并无多大变化的威权型政府”。nt)](33)这种形象到目前为止改变不大。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整合的政治机制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与不断发展和分化的社会格局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传统的整合模式应该有所调整。首先，需要明确我国当前对于传媒整合机制的主导性思维应该是开放前提的整合，而不是封闭前提的整合。开放的意义在于尊重和保障多元社会主体的基本权利，封闭则正好相反。整合的必要性在于以合适的体制机制维系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并体现一种稳定的秩序性，它和开放不矛盾，但封闭只会导致僵化。这是主导性思维的基本逻辑。其次，具体整合机制的调整应体现一定的技术性宽容和政策性宽容，从而使整合手段具有弹性和张力。市场和新媒体技术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舆论环境，面对积极的网络化政治参与，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策上都应首先给予宽容，然后才是引导和管制，这是当前政府角色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整合机制应从垂直式管理模式向平行式协商模式转换。协商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传媒作为一种组织化、规模化的言论机构已经逐步成为协商机制的有效运作平台，也正逐步受到官方的认可而被制度化。因此，传统的垂直管制媒体模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以平行的方式建构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可能，并且这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

　　总之，任何国家的传媒机构和政治之间都曾有一段磨合、协调的历史，政府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的主导下，应开放民众的自由民主;进一步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开放我国传媒的信息传播功能，关键还在于价值层面的共识和规则层面的制度化。整合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政府的角色在传媒变迁的过程中应有合适的定位和适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