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非理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及消解

　　近期，台湾、香港地区相继出现“占领立法院”和“占中”事件，而参与者大多是青年。人们不得不反思，政治参与是民主化的成果，但这种成果的极端化却肆意地破坏着民主。台湾和香港青年学生的非理性政治参与事件，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党派斗争和各种境内外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但为何青年却一再成为类似事件的主角，国内是否存在青年非理性政治参与，这很有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青年类型的划分

　　有学者以地域为特征，将青年划分为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不少专家关注青年农民工这一群体，因为这一群体的特征十分明显，其权益保障和理性政治参与的路径相对不够畅通，易发展成非理性政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角。由此，本文所研究的青年群体可分为三类：城市青年、青年农民工和青年学生。城市青年是指出生地和居住地都在城市的青年群体。青年农民工和青年学生很易界定不再赘述。上述三类青年群体在文化程度、生活方式和家庭背景，特别是关注领域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他们完成政治参与的方式和路径也必然存在着显著差异，三类群体可能发生的非理性政治参与方式也会呈〔二、青年非理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导致非理性政治参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主观方面，即参与者的政治参与能力的不足和对政治参与的误读;其二是客观方面，即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不高以及官方对政治参与的认识、回应能力不够。青年这一群体显然具备主客观方面条件，因此也自然容易成为非理性政治参与群体事件的主力军。

　　主观上：青年政治参与能力不足和认识误区

　　如列宁所言，“只要人们还没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言论、声明和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么他们始终而且会永远是在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的愚蠢的牺牲品”[1]。青年在没有经历和阅历的情况下，难以透过纷繁复杂的政治表象来洞察背后组织者的真实政治目的，因而极易成为各类非理性政治参与事件的主角。

　　也有不少青年接受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化思潮，认为政治参与是其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却忽略了公民和国民的一致性，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时，忽视其国民身份的政治责任和法律义务。台湾和香港发生的“占领事件”，正是这种认识误区的体现。占领者高喊着要民主要自由，却在用自己的民主和自由肆意侵害现出各自的典型特征。和践踏着别人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占领者高喊着要主张公民自由，却将公民权利凌驾于国民义务至上。这些问题在内地发生的一些非理性政治参与群体事件中通常也会表露无遗。比如，2014年5月10日杭州某区市民本着“欢迎建垃圾焚烧厂，但不要建在我家门口”的非理性“邻避思维”，数千人集聚堵路，抗议建立垃圾焚烧厂，甚至打砸来维持秩序的警车。将个人权利置于集体权益至上，要求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却忽视了同时应该承担法律义务。

　　2.客观上：社会民主治理能力不够和政府回应能力不足

　　经过多年的民主化建设，我国民主制度如选举制度、信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已经相当健全，公民民主参与的途径日益多元，但遗憾的是，社会的民主治理能力相滞后，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路径的畅通，有些途径甚至被异化。比如，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农村村委会选举，本应是公民自由表达个人政治意愿的机会，可以通过积极方式参与投票，也可以选择消极方式不参与投票。但由于组织者考虑到结果需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于是要求选民必须投票，这样一个过程无疑是对民主的一种亵渎，将主动民主变为被动民主，让公民对民主产生误读和误判。其实，管理者如能充分做好选举前的准备工作，将候选人的资料尽可能地让村民了解，完全可以扭转这一局面。再如信访制度，公民可以通过信访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有些部门没有重视老百姓的权利申张，议而不决或久拖不决，于是老百姓便产生了非理性政治参与方式——上访，甚至造成群体性事件。一旦上访会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使得问题能够得到迅速妥善解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给公民非理性政治参与提供了不恰当的暗示和丰富的想象空间。还有的地方官员，不仅回应民主参与能力不够，而且回应前后矛盾，让坊间谣言成真，使政府的公信力一再受损。比如2014年杭州车辆限购限牌事件，3月24日上午政府还通过当地的大小媒体公开“辟谣”限牌一说，3月25日晚7点，限牌政策落地，谣言成真。尽管面对重大政策的实施，政府部门确实要面对很多问题，需要保密，但两天之内先辟谣后又让谣言成真的做法，未免荒唐。

　　不少管理者在认识上也有误区，他们认为青年是不成熟的群体，他们的想法过于幼稚和单纯，没有认真关注青年的诉求，在和青年对话的时候，也总是本着过来人的态度，有着家长式的优越感。有些管理者甚至把政治参与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政治参与会影响单位的安全稳定，经常借着安全稳定之名，压制合法的政治参与，有的管理者甚至把一些政治冷漠的青年视为遵纪守法的楷模。其实，在一个开放的法治化的国度，参与化程度越高，民主化程就越气，在“参与”和“稳定”的不断平衡中，社会反而会越稳定。有时，即使是参与者的一个幼稚的政治设怎，经过政治家巧妙的矫正和转换后，也可能会变成社会和谐旋律中的美妙音符。

　　3.典型诉求：不同青年群体的权益主张

　　如前所述，除了共性特征外，由于三类群体关注的视角不同，其权益主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诱发非理性政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也当分类考量。城市青年群体政治参与冷漠现象客观存在，虽然政治冷漠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这不利于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城市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一般都在相对固定的单位工作，可以通过加人党团工会等官方组织或一些协会类的非官方组织，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在社会秩序的框架内，城市青年进行较大规模的非理性群体性事件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因此，这一群体的政治秩序相对比较稳定，但依然有不稳定的政治情绪。由于自身的阅历和经历问题，他们通常处于单位的底层，有很多政治诉求在单位内部不能得到有效回应，消极情绪使很多青年开始崇尚消费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啃老”，极个别人依赖父母变成了“官二代”“富二代”;他们为了消费而消费，享受消费后的短暂快乐，缺乏青年应有的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批评和反思的能力，从理想青年变成物质的奴隶，从热血志士转化为愤世青年。这些极少数的案例，往往又会演化为其他青年鞭笞社会不公、官员腐败和政府失信等诸多问题的靶子。如不及时回应，有的也可能诱发政治参与的非理性群体事件，如“我爸是李刚”“郭美美”等事件在社会的持续发酵。

　　青年农民工群体的权利主张要求迫切。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农民工已经获得了比先前更多的生存保障权利。但青年农民工仍然面临着文化差异和身份确认等问题，遭遇很多闲惑：他们感觉自己既不像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既不像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工作不固定，且从事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工作，他们来城市的目的，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简单，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工资，他们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城市认可和市民身份。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经常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如拖欠薪酬、超时加班、劳动歧视等等。相比于城市青年，他们的维权通道不太畅通，在过多的情绪积压而不能得以有效宣泄和排解时，可能会通过同乡和工友关系组织起来，爆发出非理性群体性事件，严重的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近年来，屡屡爆发的农民工跳楼讨薪、劳资冲突、集体上访等事件，都在提醒我们在重视城镇化建设的时候，还要重点关注人的城镇化，要重视和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利益维护和权益保障，让人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完成身份确认和认同，给予青年农民工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完善他们政治参与的合法有效途径。

大学生群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这一代大学生，尽管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用自己的身体在广场呐喊声援，成为社会和政治焦虑的一代，但是他们也绝不像有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受消费主义的影响，表现为“政治无涉”，变成政治冷漠的一代。高校特有的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和青年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注定了这个群体所特有的政治关注度和政治热情。他们心中向往着美好公平的政治环境，当观察到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丑恶不公现象时，巨大的落差会让他们感到无比失望，于是表现出“政治冷漠”;他们向往民主、自由的法治环境，但到自己表达政治诉求的时候，却容易为情绪所左右，难以做到依法主张，于是知难而退表现为“政治无涉”;他们希望在现实环境中表达政治愿景，但当渠道受阻时转而在网络上宣泄情绪，于是表现为“政治悲观主义者”。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强烈，但参与能力尚显不足，尤其在遇到挫折时，不会寻求理智的合法的理性政治参与方式。这一特点也容易被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利用，也可能会让一些极端的社会思潮在高校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果仔细研究大学生的政治心理，我们倒可以通过“政治冷漠”、“政治无涉”、“政治悲观主义者”这些平静的表象，感受到当今大学生火热的政治热情。一旦国家和民族遭遇伤害时，这种政治情绪便如同山呼海啸般爆发，大学生在“钓鱼岛事件”中声援国家权利的诉求恐怕比社会上任何一个群体都要强烈。与其说当代大学生政治冷漠，还不如说他们比父辈们青年时代的政治参与更加务实，他们倾向于在适当的机会和环境中宣泄自己的政治情绪。  

三、青年非理性政治参与事件的消解)

　　非理性政治参与一般发生在理性参与失败之后或无法获得理性参与机会的情况之下。其干预也应当在结合青年特点和不同青年群体政治需求的基础上，着力在保障青年理性参与机会和畅通理性参与途径方面获得突破。如果刻意地压制非理性政治参与，往往会将非理性政治参与事件扩大化，甚至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无论非理性政治参与群体事件解决得多好，它所产生的社会裂痕总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愈合，有的裂痕甚至无法逆转。因此，非理性政治参与事件的事前干预显得异常重要。

　　1.提高立法水平是消解青年非理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

　　人的个体的理性是有限的，但共同体需要理性才能稳定，这就需要更多个体进行妥协商讨，并最终达成并遵循共同体的共同理性规则——法律和制度。当大多数个体都能够通过共同体的理性规则进行政治参与时，非理性政治参与事件发生的概率就会少之又少。当然，这一理性规则必须放权给每个个体，激发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让他们能够在秩序框架之内自由地进行政治权益表达和维护。在各种立法过程中，要按适当比例吸引青年代表参与，让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实现权利主张;要切实赋予并规定好共青团这一政治组织权限，让他们能够切实代表好并维护好青年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让其真正成为青年之家;要在制度框架内，确定各企业中工会在单位决策和利益分配处置过程中青年代表的参与作用，规定好工会委员中青年委员的比例，让他们能够代表青年群体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在保障青年政治参与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尝试，规定“章程起草组织应当由学校党政领导、学术组织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相关专家，以及学校举办者或者主管部门的代表组成，可以邀请社会相关方面的代表、社会知名人士、退休教职工代表、校友代表等参加”。“高等学校起草章程，应当广泛听取政府有关部门、学校内部组织、师生员工的意见，充分反映学校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以及教职员工、学生的要求与意愿，使章程起草成为学校凝聚共识、促进管理、增进和谐的过程”[2]。这些都有效保障了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权利和渠道。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査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3]。

　　2.提升治理水平是消解青年非理性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

　　理性的规则只停留在制度层面远远不够。制度执行者的执行能力对制度作用的发挥十分关键。同样的制度，不同的人去执行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制度执行能力往往体现为管理者的治理能力。为了保证制度得以有效落实，在与不同参与者的对话交流和情感沟通中，管理者会综合运用多项法律和管理制度，使得参与者能够遵守法律和制度，理性地参与各项政治和社会事务。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提升治理能力的制度措施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提出要“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4]。管理者应注重提升治理水平，引导青年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将合法表达维护利益诉求，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来肯定、倡导和弘扬。青年的不理性情绪只要化解及时合适，非理性情绪未必会引发非理性行动。青年其实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青年不理性情绪的适当表达，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也可以让社会认识青年，这正是青年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因此，管理者要主动到青年中去，倾听并重视青年的合法利益主张，坚决依法办事’不能用自己的非理性行政作为来误导或放大青年权益维护的消极情绪。

　　3.关注利益诉求是消解青年非理性政治参与的有效方法

　　青年的非理性行动一般与青年的利益诉求有关。因此消解青年非理性政治参与事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决好青年的利益诉求。非理性行动总是负面情绪较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因此并不难发现青年的利益诉求。对于合法而又能够解决的利益诉求，要注重效率和结果，议而不决和久拖不决是青年对管理能力的最不满事项。对于合法但目前尚未完全有能力解决的，要主动到青年中解释缘由，合理的情绪引导往往可以有效消解青年的非理性情绪。对于某些极少数的不合法的利益诉求，管理者绝不能因为安全稳定的需要而过分迁就，给予青年某些错误的引导，助长青年政治参与的非理性情绪和行动。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参与难度相对较大，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便捷性，很多青年便转而通过新媒体来宣泄情绪，表达诉求，维护利益。新媒体已经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如当前的网络反腐已经成为青年的谈论焦点和参与热点，青年也创造了“习大大”“那么问题来了”“躲猫猫”“俯卧撑”等诸多与政治参与有关的网络热词。因此，管理者应关注青年政治参与的新媒体方式，及时通过新媒体来了解青年利益诉求。事实证明，新媒体是监督政府管理职责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媒体应有政治意识和社会良知。媒体融人民意只是为了引领民意，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收视率和点击率，过分地报道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而将倡导主流核心价值观的政治责任弃之一旁，这样也无形中渲染了一些负面的非理性社会情绪。并且，媒体在履行监督责任的同时，无形中也在某种程度上给管理者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依法行政带来难度，有时无意中冲淡了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和合法维权意识。媒体，包括每个公民都必须坚信，法律是维权的最有效和最理性的手段，其他都只能是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