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着全新的理解。他在判断时代特征、回答中国革命时代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时代新课题的任务;他在分析中国国情和批判主观主义基础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受众对象、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纲领基础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思想,是我们党最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密切联系的三个领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解决了世界时代变化所提出的新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解决了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成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胜利。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起到了启蒙和奠基的作用。
　　一、毛泽东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时代新课题的任务
　　解决时代新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是与“帝国主义”、“十月革命”、“二战”、“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准确判断了时代特征,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时代新课题的历史任务。
　　1.革命与战争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非常注重对于时代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曾以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为依据,提出了不同的时代划分。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论述了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毛泽东坚持了马列主义对于时代的认识方法,具体分析了世界时代的特征。1940年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1〕革命与战争时代是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2〕。二战胜利以后,毛泽东根据世界形势,于1949年6月作出了“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判断。他认为,“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3〕。
　　毛泽东对于时代特征的把握,符合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观,革命与战争是这个大时代的第一个表征。毛泽东分析时代特征,目的是提出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毛泽东指出,在时局的变化面前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4〕。这种认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5〕。
　　2.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
　　革命与战争的时代特征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从时代特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中国革命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6〕。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需要整个世界的援助。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苏联的存在、二战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被****、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积极起来斗争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与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等一切因素的综合〔7〕。
　　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已经改变了革命的性质,已变为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时代特征制约下的中国革命的新性质,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中国革命还具有一个时代特点,这就是他的胜利需要整个世界的国际援助,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8〕。
　　3.马克思主义要解决时代新课题
　　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新的时代课题,即: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下,如何取得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如何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将中国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解决时代的新课题,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1936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9〕1937年毛泽东又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10〕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承担这种责任,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担负此种责任有“百战百胜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毛泽东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曙光即在前头。
　　二、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这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特性。毛泽东深谙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分析中国国情和批判主观主义基础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

　1.中国的特殊国情
　　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1〕。
　　中国的特殊国情促使毛泽东思考中国如何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2〕中国革命特殊的战争规律,经过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长期的游击战争这一中国革命特殊的作战形式;以及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国情条件出发思考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既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充分说明了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
　2.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按照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在批判主观主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创造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一个是教条主义,另一个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具体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其实质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主观和客观不相符。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进步是同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成为批判教条主义的着名论断。1940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能公式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13〕。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将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态度概括为“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从而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在建党20周年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4〕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5〕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形成,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正确地认识国情相结合,也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具体化
　　毛泽东明确完整表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具体化,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6〕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具体化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义,一是,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其时代背景和语言环境都不同于中国,因此要使其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以便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17〕。二是,中国经验要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8〕三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要长期化。中国的特殊国情、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成为一个长期的任务。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1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三个要义,突出了中国的国情特点,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既解决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内在包含着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三、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掌握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人民群众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需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毛泽东极力倡导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受众对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纲领,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
　　1.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什么是人民群众呢?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20〕这实质上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受众对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思想体系,就应该由这四种人所理解和掌握。
　　马克思主义需要灌输,但是如何灌输需要有革命的文化,革命的文化要认真分析文化的对象,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21〕因此,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教育农民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文化工作。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军队的政治教育至关重要,毛泽东指出:“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22〕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化,在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问题之后,接着就要解决如何服务的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普及和提高的辩证统一,“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即是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要从人民群众中获取艺术的灵感;具有马克思主义内容的革命文化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因此,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互相需要、互相促进的关系。
　　2.共产党的文化纲领
　　共产党的文化纲领是实现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互相需要、互相促进关系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指出,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力量的发展,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产生,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及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对于封建文化、外来文化,主张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的,它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也就是民主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体现了文化的大众化方向。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一方面说明五四以来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新文化须臾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由此可见,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大众的有机结合。

　3.马克思主义需要大众化
　　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相互需要、相互促进,党的文化纲领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有机结合,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观点通俗化,使之更好地被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列宁讲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毛泽东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含义,毛泽东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3〕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有:一是,大众化的“化”是“彻里彻外之谓也”,连“少许”都没有实行,是不能称作“化”的,即“大众化”必须要彻底。二是,“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24〕,即“大众化”的主要表现是语言。三是,“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25〕,即“大众化”来源于社会实践。四是,“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26〕。即“大众化”也是具象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决了理论掌握群众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书斋之中,要走进人民大众中间,融入到他们心灵。“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27〕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目的。
　　四、毛泽东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多次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8〕这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所解决的主要问题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处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解决了历史时代的新课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决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灌输问题,它是伴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发展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变革之中缺一不可。1949年毛泽东总结性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情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9〕这里的“社会条件需要”就是时代产生了新课题;这里的与“革命的实践发生联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里的“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就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大众化。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胜利。
　　〔参考文献〕
　　〔1〕〔6〕〔11〕〔13〕〔16〕〔17〕〔2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0,667,633,707,534,707,534.
　　〔2〕〔3〕〔7〕〔2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7,1483,1474,1515.
　　〔4〕〔8〕〔9〕〔10〕〔12〕〔21〕〔2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3,161,183,296,171,39,63.
　　〔5〕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2.
　　〔14〕〔15〕〔20〕〔23〕〔24〕〔25〕〔26〕〔2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5,952,855,851,841,852,836,858.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1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