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与自然环境的“蝴蝶效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放在葛剑雄身上再合适不过。天文地理，人文历史，葛剑雄皆有涉猎，七大洲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见证了不少历史时刻，从行走中不断实践可知，他对于人生的感悟是“行贵干知”。

　　作为中国当下足迹最广的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葛剑雄教授开朗、健谈，烦杂的历史现象经过他的释义很容易就让^看到“症结”，这是一个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人留给“黄河讲坛”聆听者最直观的感受。

　　除了出游广阔与学识渊博之外，学界更常称慕葛剑雄视角独特，观点别致。无论对于人口、统一、移民、以及教育等等问题，其实葛剑雄体现的更多是一种务实精神与科学态度的结合。虽已年过六旬，但葛剑雄精力之旺盛，思维之敏捷与逻辑之缜密令人难忘。对于研究数据的严谨要求不仅让人想起江浙学派的考据传统，而他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又让人觉得颇具海派开放神韵。

　　透过历史地理看环境变迁

　　数十年的治学生涯中，葛剑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等领域，而横跨了历史、地理、人口、文化、环境等，不同维度也使得他的眼界放得更宽、思考得更远。

　　“历史地理是怎么一回事，好多人并不知道，以为就是历史加上地理，其实不然，历史地理主要指历史时期的地理”。在阐述历史地理之于自然环境影响之前，葛剑雄认为有必要廓清何为历史地理这一概念性前提。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地理和当代地理也有很大不同，历史地理研究的依据、信息主要是通过历史文献来搜集。

　　针对近年国际上颇为流行的“地球变暖说”，葛剑雄认为如果通过历史地理的视角或能洞悉堂奥。倘若从历史长时段看，变暖说其实尚有存疑之处，不一定是唯一可能。重要的是作为科学工作者来讲，应该更加密切地注意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一旦这个奥秘能够得到解决，人类应对环境的变化就会更加主动。

　　针对时下的另一种说法：自然灾害是越来越频繁了，越来越大了。葛剑雄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仅仅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结果说自然灾害必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是不靠谱的。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人类的活动就是产生或扩大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从历史地理研究看也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所知道的最大的一些灾害，或者说造成破坏性最大的一些灾害，恰恰是发生在工业化之前。

　　就历史文献对地震、洪水的记载来说，葛剑雄的观点还像他以前一再强调的一样：这仅仅说明目前我们所知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还是基于自然本身的变化，至于规律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了解。当然，现代人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很有必要，但并不因此就认为只要人类约束自己注意保护环境，灾害就能消灭了。关键还是要用主要的精力来关注自然界本身的变化规律，才能从根本上找到产生自然灾害的原因以及防止的办法。

　　对未来环境变迁不必过虑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地理的先天优势在于史料家底比较丰厚。但同时也有其软肋，缺憾往往来自历史文献的疏漏、不确定，历史地理的研究者如果不注意研究的科学性的话，很容易会得出错误的、模糊的、片面的结论，对现实会产生一种误导。以前的史料一方面非常丰富，但是另一方面多数史料都不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记录的，而且中国的史料有一个先天的不足，以前的学者文人习惯了程式化的表述，甚至是夸大性的描述，而缺少精确的量化。对历史上的记载仅仅根据它本身进行量化是很困难的，一定要用现在科学的眼光认真地作比较，看看它采用什么标准，然后才能比较科学地把它复原。否则就很容易没有自己的主见，为现时的一些需要或者比较流行的说法所左右。

　　现在一些生态学家、环保学者在批判人类。葛剑雄认为从长远的角度讲是对的，但是现阶段还是不现实的，为什么不现实呢？他觉得首先我们要肯定自然为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但能否成为现实，要靠人类自身的努力。界别这个标准，离开人的标准，不行。要真正实现人跟自然的和谐，那就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就是人怎么样能够正确地反映出自然的规律，从而去主动顺应它。处于这样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要学会适度控制自己的欲望，要更加注重精神生活。人的精神生活、人的创造力不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定是不断提高的，它甚至可能出现倒退。物质条件是可以逐步积累的，但精神生活却不一定随之积累。现代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往往不惜将欲望推向极致。如果说我们整个社会比较多的注重精神生活的话，那么不仅可以吸引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余暇时间，满足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欲望，同时，可能产生更伟大的精神成果，说不定人类能够产生一个新的飞跃，这在葛剑雄看来就不是简单的节约资源能源的问题了。

　　正因为明乎此，葛剑雄还是秉承一贯的观点，对未来的态度，对环境的变化，他认为首先不能无忧，我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但是不必过虑，过分的忧虑并不能解决问题。他的这种看法也是基于历史地理学对以往中国的研究，正是这些研究使人们相信，自然的变化自有规律。自然环境不是说一定只有越变越坏的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解我们的期望值，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历史地理看河流伦理

　　在一次演讲中，葛剑雄曾这样深情地说文明因河流孕育，受河流滋养，随河流流淌，与河流共存。受惠于河流的人类离不开河流，应该与河流和谐相处。问及；可流伦理问题，葛剑雄认为人类和河流的关系应该通过历史地理的视角作充分的认识，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他特别指出黄河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尽管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古代文明如满天星斗，遍布中国各地，但这些文明大多没有延续到今天，不是中断了、迁移了、消失了，就是被来自黄河流域的文明所融合，所替代，或者影响范围有限，发展程度不高。这是由于形成和发展于黄河中下游的文明具有巨大的优势，较早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而这―优势的物质基础正是黄河中下游的特殊地理条件――黄土冲积平原最适合早期的农耕，当时气候温和湿润，黄河及其支流水量充沛，使华夏诸族得以拥有东亚最大的农业区，形成了最发达的文化。

　　当然，数千年来人类或为了生存的必需，或出于愚昧无知，或陶醉于自身“征服自然”的能力，曾经向河流提出过度的索取，如盲目扩大灌溉面积，无节制地使用河水，破坏流域的植被，污染水源和河床，任意建造水利设施或开辟航道，随意改变流向或流量，用耕地或堤坝限制河道，诸如此类，无不在破坏河流、影响河流的生命力的同时，给人类本身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导致或加快了河流文明的衰落。这类惨痛的教训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类的重视和思考，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人类与河流和谐相处的理念和具体途径。

　　在葛剑雄看来，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河流伦理框架的构建把对黄河的认识和对其他河流的认识，提高到一个伦理的、哲学的高度。它的实现，至少避免了我们在对自然规律还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贸然行动，至少能为我1n的未来，为我们的子孙留下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正因为如此，葛剑雄认为即使将来黄河能与人类和谐相处，它也不会丧失本身的地理特征，不会改变它的本性。我们现在更多是从物质文明观察，觉得黄河已经衰老了。如果我们看到精神文明，看到人类文化遗产的话，对黄河就会充满信心。黄河流域的GDP的确不如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类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黄河流域所拥有的人文资源、历史遗迹、文化精华，是其他流域不能替代的，在文化传承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任何其他文明所不能替代的。本文来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