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涵义。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涵义也由此变得不明显了。在1932年罗宾斯的一篇著作里,以边际主义的形式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为愿望和稀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取代政治经济学”。[1]至此,“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区别于经济学的,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来研究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被称做“新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内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秉承了政治经济学“管理、控制”的原始涵义,因此,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与回归。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仍然可以从层次上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次。它的微观层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对个体、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影响;它的宏观层次即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摒弃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一系列的非现实假定,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核心地带。

　　1.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新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即为现实中出现的经济事件或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这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然而,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的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看到,马歇尔的断言是错误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尽管已经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现象,但对解释70年代的“滞胀”现象则显得力不从心。

　　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推陈出新”,但是20世纪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政府的垂青。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都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存在异议,有人仍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并非政治经济学,而是受新古典经济学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应叫以研究对象领衔的什么经济学,如政策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6]这种观点把新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把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它的古典形式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获得的不同表述,即在“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求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政策。而它的现代形式,“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4]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为特色的。这种延续性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许有人会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等学科似乎类似。其实不然。以阿罗和布坎南的理论为例,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结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理”;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公共经济学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学 , 即政府的经济决策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分 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 系统地分析隐藏在宏观经 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决 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和授权机构、收入 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 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 与经济转轨等问题。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如 何影响经济政策 ,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 一体, 推动 “新政治经济学 ”的形成。总之 , 宏观 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 重点不在于政治本 身 ,而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10]因此,运用到政策选择上,包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8]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实施,因此,这一决策可以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旦得到,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并贯彻实施。最优政策结果与实际选择的同一性,意味着所得出的结果是规范经济学,而立即进行政策选择就会以实证经济学而呈现。

　　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首先从实际政策与“最优政策”不同这一事实开始。后者被定义为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非政策的制约。因为政策是可以随着最优政策的发现而短期变动的。面对利益冲突,政府所运用的政策选择机制很大程度上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一实证观点暗含了一个规范的方法:规范政治经济学将探讨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如何能够将社会很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这样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如何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约束,而且也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设计政治制度。

　　靳卫萍

　　(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