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法律的司法审查制度

　　导读：所谓wto法律的司法审查制度，概指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法律文本和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法律文本对司法审查多有涉及，

　　一、司法审查的涵义及其在wto法律中的重要地位：从世界范围看，司法审查是指由法院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如裁判所）的行为的合宪性或者合法性进行复审或者审查的制度。各国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尽相同，但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通例。wto法律规定的司法审查折衷了司法审查的多种涵义。司法审查在wto法律中居于重要地位，其目的是贯彻法治原则、维护法治统一、确保wto法律的国内遵守和保护个人、企业的合法权益。

　　（一）司法审查一般涵义

　　司法审查的英文用语是“judicialreview”。wto有关协定使用了该术语，如《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即1994年反倾销法典）第13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23条的条旨（标题）均为“judicialreview”。

程序功能’（proceduralfunction）在诸如经济和对外贸易法领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这些领域政府机关行使着广泛的裁量权，受到‘寻租’的利益集团的强大的政治压力，而提供补贴、限制竞争和在国内公民中再分配收益。如果没有‘个人对保护其权利的警觉’和分散的司法审查，就很难设想像关税法、反倾销法、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数量庞大的规定和日常行政决定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4.保护私人权利。西方法治笃信，独立的司法是私人权利的最好保障。司法审查的基本立足点是保护私人（个人和企业）的私权利。西方法治国家通常认为，条约的谈判和缔结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事，司法机关并不介入，而行政机关制定贸易政策更多地倾向于政治考虑和宏观考虑，主要不是着眼于私人权益的保护。司法作为制衡立法和行政的另一支力量，在实施条约时其通过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方式解决争端，保护私人（参与经贸关系的生产者、贸易者、投资者、消费者）权益。

　　二、wto法律的司法审查层级要求与我国承诺的司法复审的关系：wto各协定对司法审查的规定内容不一，其要求具有层次性和灵活性，反映了各成员法治水平和国内情况的差异，但由法院承担司法审查职责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即体现了这种主流做法，将最终的司法审查权赋予法院。由于该议定书是为我国量身定做的wto法律（针对我国的“实施细则”），其中对司法审查的承诺是wto法律一般要求的具体化，一般要求由此对我国失去意义，履行议定书承诺成为我国的直接义务。

　　wto协定是适用于所有成员的，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及工作组报告书则是为我国量身定做的wto协定，或者说相当于针对我国的“wto协定实施细则”，而工作组报告书相当于议定书的“起草说明”，其说明了议定书条款的具体形成过程，对议定书条款具有解释作用。就司法审查而言，wto协定对司法审查的要求只是一般性要求，这些要求如何在各成员实施，则取决于各成员根据其他成员的要求和自身的情况而作出的承诺，也即各成员的具体承诺才是对其实施司法审查有实际意义的要求。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关于司法审查的承诺是wto司法审查一般要求的具体化，是我国履行司法审查义务的具体依据。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是否符合wto协定的要求，不是根据wto协定的一般要求进行衡量的，而取决于我国加入wto时对司法审查的具体承诺。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应当优先适用，或者说这些承诺才是专门针对我国的wto协定。

　　

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行政法规，均对相应的司法审查作出了规定。可以预言，随着我国承诺的落实和相应法律法规的实施，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当然，由于wto法律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个人或者企业只能依据国内法律、法规规定而不能直接援用wto法律的规定在我国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当按照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受理与wto司法审查相关的案件，而不能简单地直接按照我国承诺扩展案件的受理范围。

　　（三）如何确定司法审查标准

　　涉及wto的司法审查都是对贸易行为（包括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有关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一般而言，国家（包括地区）的法院对贸易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没有太多的局限性，区域组织的法院（如欧洲法院）往往具有较强的司法自限。原因是，国内法院对案件或者争端具有固有的和当然的司法权，而区域法院的司法权来自条约或者法律的明示或者默示规定，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也具有很强的自我限制自觉性。例如，美国等国家的法院对反倾销和反补贴具有广泛的司法审查权，而欧洲法院只限于审查程序和法律，而不审查事实。我国履行司法审查承诺时，也必然涉及到司法审查的程度。例如，有关部门在起草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时，曾对司法审查的程度（仅限于审查程序的法律，还是同时要审查事实），进行过讨论。

　　本文认为，确定我国司法审查的程度应当注意以下问题。首先，我国法院享有的司法审查权当然是固有的司法审查权，其范围应当是广泛的。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合法性审查的规定是广义的，法院对行政案件不仅要进行法律审（包括程序问题），而且包括事实审。如果法律没有另外规定，不得将事实审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例如，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未对司法审查的程度作出规定，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查范围当然包括事实、程序和法律问题。其次，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时又存在着限制（司法自限），这种限制体现着司法对行政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尊重，但在审判实务中该限制必须统一到法律规定上来，如法律对判决方式的规定，既是对司法审查程度的授权，又是对司法审查权的限制。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界限，是通过这种法律规定的方式划分的。再次，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复审程序，wto法律和我国承诺对其启动均使用了“上诉”（appeal）一词，这表明其与行政程序之间具有延续性。例如，法院对事实的审查不是对行政程序中的事实认定进行简单地重复，而主要是审查其认定事实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遵循证据规则等，这种审查方式在反倾销、反补贴等行政案件中更是如此。

　　有些行政机关对司法审查心存疑虑，担心法院因不熟悉各类专业技术问题而影响审查质量或者妨碍行政。行政机关确实以专业性和技术性见长，但司法审查的立足点不是审查其专业性和技术性，而是审查行政机关或者行政行为是否遵循了法治要求，法院恰恰具有精通法律、严守法律程序和谙熟证据规则等雄厚的优势，这是其胜任司法审查职能的根本保障。在司法审查中偏重技术性和专业性而忽视法治原则，必然是舍本逐末，混淆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区别，与司法审查的性质和目的背道而驰。

　　（四）必须扩大诉权的保护范围

　　司法复审是由原告启动的，原告是享有诉权的人，如何界定原告的范围直接涉及到保护当事人诉权的程序和监督行政行为的力度。与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的相对性和明确性不同，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既要符合公法关系需要范围广泛的个人参与的要求，以加强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又要防止公法关系成为全民诉讼，而导致滥用诉讼程序和妨碍行政效率。确定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国内外确定原告资格的法律和判例纷乱不一，但近几十年来有扩大原告资格范围的明显趋势。wto法律对起诉资格的规定就体现了这种趋势。

　　wto法律对享有诉权的人的规定采用了多个措辞，这种措辞的不同主要是基于行政行为的性质的不同，并由此导致受影响的对象的差异，而不能理解为这些协定对诉权保护的程度的不同。这些规定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首先，具体确定了享有诉权的人。例如，《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的协定》（海关估价协定）第11条规定规定的诉权享有人为“进口商或者其他纳税义务人”。trips协定第41条第4项规定的诉权享有人为“参与程序的当事人”。其次，以例示方式规定诉权享有人。例如，《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23条规定的诉权享有人为“参与行政程序以及直接和自身受行政行为影响的所有利害关系人”。参与程序的当事人是明确具体的，而其他利害关系人则是概括性的。再次，一般性地规定受影响的人。例如，gats第6条第2项规定的诉权享有者为“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总体来说，不论在具体情况下如何措辞，享有诉权的人都是受有关行政行为影响的人。

　　

且要“迅速审查”。这些要求是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而公正和效率恰恰是我国人民法院的世纪主题。结合wto法律的要求，对公正与效率试作以下解析：

　　1.公正与效率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公正是在效率前提之下的公正，所谓“迟来公正不是公正”或者“正义被耽搁，就是正义被剥夺”，都是此义；效率又是在公正前提下的效率，倘无公正，效率即失去意义。法律规定审限，法官控制审理案件的期限长短，都涉及到对公正与效率的关系的权衡。调和公正与效率关系的法律制度设计比比皆是。例如，民事诉讼乃至行政诉讼采取优势证明标准，突出的是效率，而刑事诉讼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就是突出公正的价值。许多国家对涉及死刑、终身监禁等严重影响生命自由权的案件，都不惜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就是为了体现尊崇生命和自由的价值，甚至为此而提出“迟到的公正也是公正”。trips协定允许司法机关采取不作事先通知的临时措施，这是为了追求效率，但又要求事后应当立刻通知受影响的各方，并进行听证等，这是为了维护公正。

　　2.公正优先与兼顾效率。一般而言，行政的理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正”，而司法的理念恰恰相反。因为，司法程序是权利救济的最终途径，此前的争议已历经了自力的（如磋商）或者公力的救济（如行政处理），或者其他救济或许已经穷尽，过滤到司法程序中的案件或者争议在相对数量上已非常之少，法院对此种争议当慎重审理，而且，司法审判是通过判案，将抽象的法律标准明确具体化，具有励行法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一般意义，不能等闲视之。因此，司法程序即使为追求公正而对效率有所牺牲，也是应该付出的必要代价。司法程序之所以比其他救济程序发达和复杂，实际上就是因为要突出公正的价值。法院是公正的化身，司法文化是公正文化，法院的标志、服装（行头）、话语等莫不以公正为灵魂和精神，这些都是司法以公正为本位的写照。当然，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既具有永恒性，又具有时代性，必要时可以因时而宜。例如，西方一些国家近年来也呼吁司法效率，但这不过是要求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对效率进行适当的改良，并不动摇公正的基本取向。当前我国司法的公正和效率都是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两者又被提到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就wto法律而言，其对正当程序的要求、对上诉程序的规定等，都体现了对公正的追求。其对临时措施的规定等，都体现了效率的要求。但是，从wto法律对司法审查的总体规定来看，公正和效率似被置于同等的地位，这或许是由国际贸易的特殊性所要求的。

　　3.公正与效率具有可操作性。哲学和经济学上的公正与效率可能不一样，但法律上的公正与效率应当具有可操作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就实证法而言，法律上的公正与效率必须以法律规范为依托。按照公正的要求，法院必须严格依法（法律原则和具体规则）判案，忠实于法律，不能在法外活动；可以行使法律授予的自由裁量权，但禁止滥用；在填补法律漏洞、适用原则规范和法理时，应当公平持重，不能恣意妄为；严格遵守程序，尊重程序的独立价值。效率也是有法律标准可循的，诸如，法律对审限的规定是对效率的量化要求，遵守审限就是遵从效率，效率由此而具有法律属性；在审限内不存在效率之分，不能以办案快慢作为衡量法律是非的标准，否则可能会损害公正；超越审限就是非法，就是法律价值上的是非判断；延长审限是效率容忍的例外，如果把例外原则化，即使在形式上履行了法定程序，也违反法意，即使旨在追求公正，也损害效率；法律要求迅速采取其他行动时，法院应当在能够取得最佳效果的时间内采取行动，不得擅自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