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汉奸不清白:鸦片战争中最大的影子军团之谜
由于长期的信息沟通不对称，加之清王朝错误的内外政策，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中英双方事实上处在一个极度不对称的较量位置上。这种不对称既表现在双方武器装备的差异，对战争指导的差异，也表现在双方制度建设的差异，以及相互认知的差异。今天的读者因为拥有了长时段的历史纵深，并且可以自由翻看双方的底牌，故而很容易认清这种差异。但当年身在局中的国人的感知就大不相同了。无论是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还是身处抗英一线的官吏乡绅，也无论是得风气之先的林则徐、魏源，还是闭目塞听如裕谦、托浑布，都未能跳出天朝的惯性思维，所以也始终未能准确地把握这场特殊较量背后的历史脉动。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战争中关于“汉奸”的特殊争议。
汉奸：鸦片战争中的影子军团
“汉奸”是乾隆的发明。当时西南的部分少数民族因不满清廷的大满蒙主义政策，发起暴动，得到很多汉人的支持，乾隆非常愤怒，骂这些汉人是“汉奸”。以至于后来无论哪族人卖国，都上“汉奸”尊号。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国人仍沉睡在天朝迷梦之中，怎么也不相信天朝的天兵天将打不过一个万里之外的岛夷。当时更有一种离奇的说法，说英军只能水战，不能步战，腿不能弯曲，一旦摔倒就爬不起来，只要我方集中优势兵力，诱之于内陆，使之脱离坚船利炮的支援，必可一战而胜。
很显然，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时却有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就连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曾坚信不疑，下令广州地方赶制钩镰枪，以使英夷倒地而不能起。但虎门一战使之前的种种幻想全部破灭，可惜由于信息迟滞和官僚系统内部的讳言，竟使这一关键信息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传遍官僚系统和在野的士绅精英，所以又产生了另一个误传，致使当时很多人认定英军陆战专靠汉奸，没有汉奸就打不了胜仗。于是便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呼声：靠“良民”取胜和靠“奸民”取胜。
第一种的基本思维是“民心可用”，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民心所向和正义与否。唯一值得担忧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武器发给民众容易，但打败英夷后，这些人会不会成为一股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呢？看起来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强调要从民众中甄选良民，充分动员起来，由官方组织，编成类似于民兵的单位，陷英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民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正规军都打不赢的仗，何以民众可以打赢？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单纯的精神加数量的制胜思维。
在天朝的一些精英看来，兵是外省调来的，往往讨贼不足，扰民有余。而民众是地方的，妻儿老小，祖宗墓冢俱在，绝不会轻易屈服外夷。而且，民众相对于正规军是低成本作战工具，可以收数量优势之效，又规避了朝廷一笔相当大的开支，何乐而不为呢？
这些官员未能认清的是：首先，眼下的这场战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不对称较量，面对英军强大的火力战，民众的数量优势很难发挥内战中“讨贼防匪”的作用；其次，对于英军“以华制华”的能力估计严重不足，所以也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第二种观点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因为但凡对外战争向来都是听说严防汉奸，还真没听说过把汉奸当作一种资源，甚至是决定性制胜资源使用的。
在这一派看来，英军之所以能猖狂，在于“炮火之利”，“而炮火之用，全赖汉奸为之导引”。何以英夷远道而来，却能知我山川险要？他们不以为是英军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而认为是汉奸在起作用。又何以倒地就不能起的英军士兵陆战能连克我炮台？他们不认为是己方情报有误，同样归因于有汉奸扶持。甚至关天培在给琦善的汇报中，也认为沙角之战中的敌军是“黑夷一千名，汉奸数百名”。
民间更是风传汉奸猖狂，认为沙角之战中登陆的部队“大半皆汉奸”。这些汉奸帮英军造竹梯千余架，“此外火箭喷筒之类，照内地制造者，更不可以数计”。作战时英军以炮火正面轰击，汉奸“或冒穿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更有善于附会者，称这些汉奸是当年林则徐招募而遭琦善遣散的水勇!而且说汉奸仿造“内地”器械，帮英军打赢陆战。如此说来，倒是我天朝器械精良，英国人善于“以华制华”，“师华长技以自强”了。但在当时，相信者却大有人在。所以才有一帮人士断定：“英夷之强，不在炮火，全在汉奸，炮火易制易避，汉奸偏在内地，根株蔓延，诛不胜诛。”所以要打败英夷，关键在于解决汉奸问题。而汉奸不能靠严打解决，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汉奸在内地无容身之处，更加死命地为洋人效力。解决办法在于化害为利，以利趋害。因为所谓汉奸，无外乎为了利、害二字为洋人出力。那么如果天朝能改剿汉奸为抚汉奸，再悬以重赏，让汉奸去剿英夷，抢到的战利品归其私有，则汉奸不仅可以掠夷货、杀夷人、烧夷船，甚至可以“并其炮而掠取之，如拾薪矣”!这话说得够豪气，汉奸抢大炮像拾柴火，这官军和良民相形之下，岂非太无能了!
今天看来，固然是荒诞不经，可在当年，得风气之先的魏源也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只不过他对汉奸的鉴定比较特殊，近似于社会不安定分子。在他看来，“兵”本来就是毒药，非至毒不能攻毒，所以那些平时被视为“乱民”，“有事则目为汉奸”的动乱分子正是作战的有力成员。
与此同时，各地官员或为推卸战败责任，或不明真相，以讹传讹，也纷纷在战报中大谈汉奸作乱的消息。其内容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绝对是天方夜谭般不可思议。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魏源也出错的沙角之战
第一个例子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沙角之战。时间是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
当时因为琦善和义律谈判破裂，为迫使琦善屈服，英军对沙角炮台发起了进攻。因为错误地判断了英军的进攻规模和战法，所以当时清军仅将沙角炮台作为前哨据点布防，加之误信英军跌倒就起不来，所以陆上布防松懈。其中沙角炮台只有副将陈连升率六百兵防守，开战前琦善意识到沙角炮台“孤悬海外”，又派抚标兵二百、陆路提标兵二百增援。而英军以两千人进攻，既有数量优势也有武器优势。
进攻前，英军先派出三艘战舰，以六十四门火炮猛轰沙角炮台，吸引守军注意力。同时一千多名登陆部队则在四艘轮船和小船的运输下，由波拉特鲁军少校指挥，在清军阵地东南四公里空无一兵的穿鼻湾顺利登陆。十时左右，英军登上了一道无人防御的山脊，从这里可以俯视炮台后方的整个清军兵营。英军以三门野战炮进行猛烈俯射，炮击引发了兵营大火，清军被迫弃守。
英军得手后并未追击这些败兵，而是从炮台的火力死角处对沙角山发起进攻，一举占领该处的小炮台。接着，英军在海军的支援下又从背后攻克了沙角主炮台，这时被压迫在山谷中的清军遂成为英军火炮肆意屠戮的牺牲品。而其他据点的清军，尤其是后方主防线上的主力根本来不及救援。战斗在三个多小时后结束，清军损失七百多人。对一支一千人的部队而言，这个伤亡是令人震惊的。而英军仅三十多人受伤，其中一部分人的受伤说来近乎笑话。
当时英军伯兰汉号的大副淮纳追赶一名清军士兵，后者“躲进一个像是棚房的东西里”，并从里面将门插死。淮纳对着门孔就是一枪，没想到只听一声巨响，那棚房立时炸作一个大火球。淮纳和冲在前面的英军士兵转眼被灼成重伤。事后英军才知道，这是清军的火药库。英军不仅大肆抱怨清军火药库的修筑太不讲安全原则，也不做明显的标示。这一炸造成了这次行动中英军登陆人员最主要的战损。
琦善在战后的奏折中称“打死夷人、汉奸十数名”，实属对道光的安慰。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也跟着说“歼敌二三百名”，并将沙角之战中的汉奸数目扩大到两千余人，称“水勇失业，变为汉奸，英人抚而用之，翻为戎首矣”，“洋船炮攻其前，而汉奸两千余，梯山攻其后”。可惜，就是这些传说长期以来主导了国人的历史记忆，而完全忘记了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小说般的长溪岭防御战
第二个例子是1842年3月的长溪岭防御战。
当时清军发动的浙东反击战受挫，英军随之发起报复性还击。经过侦察，英军确定慈溪是清军发起反击的基地，便于3月15日上午八点，组织由巴加和郭富率领的皇家爱尔兰联队、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等一千多人搭乘轮船皇后号、复仇神号向慈溪进军。
下午三时左右，英军抵达慈溪南门。慈溪三面环山，地势险要。英军本计划从城南炸开城墙入城，但由于清军破坏了桥梁，仅在城上布置了警戒兵哨，集中兵力守城外的高地。英军于是改变计划，绕道进城，出北门，兵分三路向城外高地发起进攻，并派海军从水路切断城内守军的退路。
县城很快就被英军占领了，但在城外的大宝山上，英军遭遇了清军的激烈抵抗。当时都司刘天保率五百余人防守大宝山左侧阵地，副将朱贵率兵四百余名防守大宝山右侧阵地。由于进攻镇海时火器大部分丢失，刘天保部稍事抵抗即行溃散。朱贵部的抵抗则非常顽强，双方一直激战到晚八时，朱贵及其子朱昭南相继阵亡，抵抗才结束。兵士伤亡三百余人，乡勇伤亡二百余人。英军阵亡三人，伤二十二人。
之所以抵抗时间长，而英军实际伤亡小，是由地形和清军的武器、战法决定的。郭富在战后汇报中，一再提及登山的困难。英军则认为，如果清军的火器尤其是火炮质量和士兵的射击技术好一点，而不是只倾向于肉搏的话，英军将付出惨重代价，而清军的伤亡却会大大减少。
作战期间，近在咫尺的参赞大臣文蔚在傍晚时分曾派出三百人增援，由于英军已经切断了大宝山和长溪岭的交通，援军无功而返。
实际上，真正增援大宝山守军的只有两个人：当时在大宝山后方二里处是后勤单位，负责粮台管理的浙江试用知县颜履敬，曾在朱贵家当过教书先生。他“登高观战良久”，见刘部已溃，而朱贵仍督部死战不退，虽自知不济，仍说：“吾不可不助。”换短衣，持佩刀下山，属下竟无一人响应，纷纷逃亡，只有颜履敬的仆人叶升抓起一根木棍，紧随而去，最后主仆二人皆战死于大宝山下。
大宝山失守后，文蔚的部下大多主张立即撤退，文蔚也想撤退，但又怕担责任，便派人去传唤南路前敌指挥官张应云，没想到张早已弃营遁走。于是文蔚拿出牙牌问卦，正问间，其中军所在的长溪寺忽然失火，文蔚误以为英军杀到，汉奸纵火，匆忙逃往东关镇找钦差大臣奕经去了。
当文蔚狼狈撤退之际，在山的另一边，由于天色已晚，英军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直到16日，英军对长溪岭发起进攻时才发觉清军已经撤离，于是放火烧了空荡的军营，撤回慈溪。17日晨，不以占领地盘为目的的英军放弃慈溪，全部撤回了宁波。
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英军对西北和西部调来的部队印象深刻，称他们身材高大，筋骨强健，作战也非常勇猛，军官在实战中表现积极。尤其是长溪岭守军的顽强抵抗，使得英军始终认为慈溪的守军当在七千到一万余人之间。实际上，算上文蔚守长溪岭的两千人，也不过三千余人的兵力。其中真正抵抗的不过朱贵的四百余人—不及英军进攻兵力的三分之一。不知道郭富在有生之年看到这组真实的数字，会作何感想。但是，比数据对比更让郭富震惊的，还是大清国那永远比小说还离奇的奏折。
关于长溪岭之战，道光通过奕经与文蔚的奏折，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景象：
朱贵部正在布防，忽然看到“形状如商民”者数百人“直入慈溪县内”，“尚谓乡民避炮进城”，“不意转瞬间，此项商民，忽由北门冲出，脱去外面衣服，手持枪械，始知尽系逆夷装扮。当即开炮攻击”，炸死敌军数十人，而我军无一人伤亡。继而英军主力自太平桥北杀来，我军作战奋勇，又击杀敌军数十余人，不料“正在相持间，又忽由城根转出假充乡勇之夷人汉奸一队，忽脱去号褂，由东门向营盘横冲”。我军虽然三面受攻，仍死战不退，越战越勇。“不意慈溪山背后，突有无数夷人，扒越山顶，枪炮齐发，由上冲下，兵勇立脚不住，伤亡数百余人，回视营盘帐房，已被火箭烧毁，我兵枪已击热，铅丸火药又皆用尽，力不能支，遂各溃散。”
关于文蔚的增援问题，是这样说的：
文蔚一听到友军方向传来的枪炮声，立即派出增援部队，可是由于“山势弯曲，其前路狭仄处所，已为汉奸暗中焚烧”，故而前进缓慢，前线溃退下来的勇壮又堵塞道路，“遂致救应不及”。“其时天已昏黑”，“各山沟数处火起，不知何人所放，并有假扮乡勇难民数百余人”，潜入长溪岭山口。文蔚亲自率兵下山，不料走了不到数里，山头大寨已经起火，“对山又有火箭飞来，帐房什物，大半烧毁，嗣经查明，即系假扮乡勇汉奸之所为”。
其实何止长溪岭之战，整个浙东反击战的失利同样进行了类似的技术处理。今人治晚清史，花样百出，却鲜有人做“奏折学”研究。殊不知，这里面的黑洞，要比战场上的血肉横飞更让人触目惊心百千万倍不止。
长溪岭化了的乍浦防御战
第三个例子是乍浦的失守。关于这一战，负责浙江战局的奕经又有高论。他在奏折中说：“逆夷大船复开放大炮，将小船驶至山脚，分头登陆，满山蔽野而来，不下万人。火箭齐发，加以汉奸预伏城内，亦用火箭烧灼房间，烟焰蔽空，我兵不能前进，逆夷又将天后宫以西各口攻破，我兵腹背受敌，渐不能支……”(《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乍浦失守自请交部治罪折》)
“乍城东门即有汉奸带领该逆扒城……汉奸复趁势放火，焚烧房屋，烟焰迷空……”(《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明长喜等退守嘉兴并派员密堵河道情形折》)
……
耆英的奏折中也提到：“该逆由灯光山等处登陆，火箭齐发，乍浦城内复有汉奸接应，亦放火箭，烟焰涨天，各兵不能开目，纷纷溃散，乍城失守。”(《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军攻陷乍浦现在省城嘉兴危急情形折》)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谣传!
乍浦位于钱塘江口，南临大海，东南有绵延的小山作为天然屏障，是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所以清军自入关伊始，就在这里设有八旗军驻防，由副都统(长喜)率旗兵一千八百余人驻扎。
鸦片战争爆发后，鉴于浙东战事日趋吃紧，清廷对乍浦的防务一直很关注，增建了炮台，添设了炮位，并增加了兵力。负责江浙防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还专门从京师聘来一位俄罗斯的工程师，督造了一个标准的西洋式要塞。该要塞“先以‘十字火’(炮弹飞射相交成十字形之所)以定位置，而于地下埋大石，上敷以砂，排为土堆，又用木橛相互固首，渐次于其上堆以黏土，并将表面涂坚，是以纵使数十炮弹一时齐中，亦不容易破坏。”工事修筑完成后，伊里布亲自与同知韦逢甲、水师把总韩大荣验收，以八千斤大炮轰击，直接命中而工事安然无恙。
但是由于当时清军普遍缺乏现代战争的训练，加之误以为英军不会进攻乍浦，所以在伊里布被免职后，整个乍浦防务松懈而且部署失当。开战时，近七千清军对抗两千余名英军。但双方装备、战术差异巨大，清军虽有火炮六十门，但威力有限，而在伊里布大力修筑的那座可以俯瞰停泊处的炮台上，守军只设置了八门土炮。而英军得到了七艘军舰和将近二百门火炮提供的强大火力支援。结果整个作战仅持续四个多小时就结束了，英军官兵共计阵亡九人，伤五十五人(一说阵亡十三人，伤六十二人)，而清军近七百人战殁。
其实，当时的抵抗不可谓不顽强，可惜人身之英勇在当时那个特殊环境下，难以抵消长时段落差造成的不对称。可是当年的人们很难理解，而首负其责的官员首先想到的多半还是如何先撇清自己的关系，于是汉奸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
可怜道光受前线误导，还以为最大的敌人是汉奸!他认为直隶防御严密，不怕英军进攻，就怕英军“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至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甚至担心英夷会“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纵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我兵纵能环卫城垣，力御外寇，而仓促之际，该逆从中滋扰，或放火延烧，或冲门横突，又将何以御之？”
道光已经认定，“逆夷全恃汉奸为引导，不除汉奸，无以克敌!”“逆夷全恃汉奸为接应，尤当严加防范。”既然皇帝都这样认为，那些还需要仰仗道光转来三手情报，还没有和英夷照面的地区封疆大吏们就更不可能不入套了。如山东巡抚托浑布便说：“现闻逆夷所到之处，皆驱闽粤汉奸为前队。”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则认为：“窃思逆夷诡谲万状，凡闽浙等省，遭其蹂躏之处，全以汉奸为爪牙。”
有意思的是，身在广州的钦差大臣奕山也不消停，他好像怕被遗忘了似的，也跟着凑热闹，上奏折大谈汉奸的危害性：“逆夷汉奸相为表里，是查拿汉奸最关紧要。”
不过，奕山终究还有些良心，还没有发展到肆意“制造”汉奸邀功的程度，结果，他虽然一直高呼让皇帝叔叔注意汉奸的危害性，可是身处汉奸根源地(广州)一线的他，喊了一年多，却只抓到了四个证据确凿的汉奸，其中三个还是被胁迫的从犯，换言之，真正的汉奸只抓了一个。
对于这个成绩，道光自然不满意，而且是极不满意。他指出：奕山“年余来”仅抓一奸，还“腼然入奏”，“可见平日并不认真查拿”。结果一道圣旨，奕经和整个广州工作班子集体记过一次。
官方文件中尚且充斥着此类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之词，民间的各种传言更是添油加醋，越传越神。直到南京和谈启动前夕，仍不断有官员高呼：“查拿汉奸为第一要务。”甚至直到民国十七年武育幹先生撰写《鸦片战争史》时，还把“汉奸之为虎作伥”列为中国战败的四大原因之一。
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拿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说事，大谈外寇好御，内贼难防。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不能真正地致力于富国强兵之道，看不清历史的真实面相，而只是一味谩骂自己的国民根性极差，而这根性极差又来自于文化落后，看老百姓都是潜在的汉奸，一说传统文化都是落后之源，似乎不灭绝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足以实现所谓的现代化，这样的一个国家连最基本的自信与理性都丧失了，还谈什么富国强兵，还谈什么鉴往知来呢？
作者：王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