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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问题

发布时间:2016-06-17 17:13

  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发生了显著变化。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推行去中国化长达20年,致使小部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观逐渐异化,台湾认同的乡土认同观逐渐强化。在多元政治社会化的复杂影响下,更多发生体系认同变化的台湾人因国家认同迷失,转而依赖乡土认同的归属感。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分析,作为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体系认同变迁既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又离不开政治环境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问题。

 

  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以来,民众的体系认同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人台湾人的人民属性选择出现显著的此消彼长。台湾民众原有体系认同,即中国认同呈一定淡化趋势。作为乡土认同的台湾认同不断强化。一部分民众的台湾认同甚至异化为国家认同。整体看来,大多数自诩为台湾人的民众仍保留对中国的认同,并不把台湾认同视为一种国家认同。只是在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下文简称李扁时期”)的特殊政治社会化作用下,其中国认同逐渐趋于迷茫与淡化,转而寻求乡土认同——“台湾认同的归属感与精神依赖。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原因,可从多个面向探讨,既受长期以来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也受台湾社会总体文化转变的作用;既涉及政治结构变迁因素,也涉及经济结构变化因素;其他还包括政治社会化、两岸因素等。对文化、结构等静态方面的原因,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专门从动态层面探讨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主要基于政治社会化视角,分析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的民众体系认同变迁。

 

  一、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

 

  阿尔蒙德开创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在分析政治体系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政治文化的作用。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作政治文化。”[1]为更好地考察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作用,阿尔蒙德提出政治体系发挥功能的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政治文化可以从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三个层次来分析。其中体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关系到政治体系维持和运转的核心问题,即政治合法性问题。体系文化的关键是体系认同,即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和认可。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1]32按照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共同体、政权及权威人物。其中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常被称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即国家认同问题。它是体系认同最核心的内容。笔者所研究的台湾民众体系认同主要是指台湾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即中国认同问题。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1]83“……维持、改变和创造——这些就是政治社会化为政治文化所做的工作”[2]。政治社会化本身是个动态过程。政治社会化研究试图从动态过程的角度考察公民政治态度的形成、维持和变迁过程。在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由于政治体系中执行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多种多样,各种结构、功能之间可能发生交互作用和影响,致使分析单个结构所特有的社会化影响极为不易。这是政治社会化研究经常遇到的问题。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以来,伴随政治体制的开放,政治社会化不再由国民党当局主导社会化机构定向封闭进行。它涉及一系列的社会组织和活动,体现为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包括家庭、学校、政党、族群、大众传媒、利益集团、示威游行、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综合作用。因此,为强调对台湾政治社会化的多结构、动态分析,对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政治社会化因素,笔者首先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出发,重点立足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角度,探讨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意识变化的原因。台湾民众主流认知从中国人台湾人”(包含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化作用,包括本土化”“去中国化”“中国化等。基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从连续性角度出发能更好、更全面地说明这些变化,解释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问题。

 

  二、社会经济环境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影响

 

  1987解严前,台湾社会处于国民党威权统治下长达40年,社会化的工具和途径完全被专政的国民党所垄断。在国民党高压控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由于当局不断强化中国意识,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倾向虽然带有一定麻木性,但始终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20世纪6070年代,因大力推行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台湾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经济繁荣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促进了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促进了台湾民众现代人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强烈意愿,提升了公民的政治主体性与效能感。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成为现代人。受现代人意识影响,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通过组织政党、参与投票选举和游行示威等方式积极投身现实政治生活。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台湾民众的政治理论得到锤炼、政治素质得到训练,在政治上逐步成熟,逐渐意识到原有政治认知与现实政治间的矛盾,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中国认同逐渐开始迷茫。受省籍族群和台独势力推动的民粹运动影响,一部分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开始迷失、淡化,更有甚者直接抛弃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开始认同台湾为一个国家

 

  ()促进了教育发展与开放

 

  一是基础教育普及、开放。普通公民是受其主要影响的群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使整个社会沉浸在自由开放的氛围中,尤其是学校。基础教育学校走向自主开放,不再充当国民党当局垄断社会化的机构。基础教育的自由与多样化丰富了公民的政治知识,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带来了公民认知的多元化,加之受转型以来激烈民粹运动的刻意导向,普通公民的体系认同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此外,台独势力推行的独化教育直接导致一部分台湾民众原有国家认同走向迷茫甚至异化。二是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社会精英是受其主要影响的群体。经济发展奠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现代化的开放意识直接推动海外留学盛行。高等教育尤其是海外留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培育了一大批政治思想成熟、政治技能娴熟的社会精英。他们对体系认同的疑惑和思考更多。对海归精英而言,海外经历加深了他们对岛内体系认知的迷茫,使其产生了失望情绪。因此,在原有体系认同迷失之际,为寻找身份上的依靠,实现人生价值或追求现实利益,台湾社会精英开始努力塑造新的自我认同观,积极通过学校、政府、社会运动等宣扬台湾人认同或新台湾人认同。归根结底,台湾认同意识的本质是一种乡土认同观,是台湾民众在原有国家认同意识迷失后所寻求的一种替代性归属。

 

  ()促进了大众传媒技术进步

 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问题

  传媒技术的进步促使大众传媒工具更加多样化、即时化,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促使普通公民不仅能更容易地获取政治信息,而且能更方便地参与政治。在大众传媒的新时代,基本上每个台湾民众都能通过多样化的媒介迅速获得各类政治消息,便捷有效地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以微小成本实现政治参与。从反服贸运动的整个过程看,博客、论坛、网络社区等自媒体的串联、组织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学生之间关于集会内容的沟通交流多是通过FacebookLinePTT论坛等社交网站完成的。台湾社会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治信息多元交杂,政治参与泛化无序,致使民众的政治认知逐渐多样化。台湾民众原有的国家认同观逐渐发生演变,其中一部分人的国家认同观可能处于迷失中。作为乡土认同的台湾认同得到不断强化。小部分人的国家认同观可能发生了完全转变。

 

  三、政治环境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在岛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台湾戒严体制开始松动,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政治环境逐渐由专制向民主转变。1986年,台湾当局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推行政治革新,拉开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序幕。政治革新既推动了台湾政治体制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的转变,也促进了台湾原有政权体制的更新、完善。台湾政治环境由此发生急剧变化,直接对政治社会化产生作用,引起了政治文化变迁。其中最显著的是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取向的变迁。

 

  ()解除戒严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在19877月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公民的政治自由,恢复公民的结社、集会、游行和罢工等各项权利,为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如上所述,当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时候,秉承民主价值的反抗性社会运动往往容易造成社会民众体系认知的变化。

 

  ()解除报禁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在1988年元旦宣布解除报禁,推动台湾媒体向自由化、多元化转变。此后,各种不同声音的报刊杂志,如《新新闻周刊》、《民进周刊》等纷纷登场……电子媒体也从90年代中期起出现多元化结构,各大政治势力分别设立自己的地下有线电视网,即所谓的第四台”[1]。大众传媒多样化带来了政治信息多元化,形塑出各式各样的认知群体,促使台湾社会迅速突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垄断,社会民众的政治认知逐步开放。当社会缺乏一种统一的国家认同观时,政治认知多样化必然导致体系认同的迷茫。

 

  ()开放党禁的影响

 

  台湾立法院1989年通过人民团体法,正式开放党禁。此后,上百个政党和社团在短期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它们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和介入对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起到了突出作用。其中民进党的作用尤为突出。政治转型以来,民进党长期的独化宣传教育有力推动了部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观的迷茫乃至异化。另外,岛内政治权力的争斗对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维护中国正统、巩固独裁统治,在强化中国意识灌输的同时,通过限制乡土意识的发展打压台湾本省籍政治精英,把权力资源集中在外省人手中,导致本省人基本处于政治权力边缘地带。政治革新后,随着台湾社会的逐步开放和民主,台湾本省人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基础上,开始提出分享政权、主宰政治的要求”[3]96。政治转型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在野政治势力、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本省籍官僚集团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本土化台湾化的大旗向执政的国民党、外省籍国民党传统官僚集团宣战”[3]96。为对抗国民党的中国正统和中国意识,本省籍政治精英自然而然地以台湾台湾意识为识别符号。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成了巩固权力和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1]在台湾政治转型的特殊环境下,本土化”“台湾化的乡土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更易得到台湾本省人认可。正如刘国深所说:在国民党外省籍传统官僚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歧视政策背景之下,台湾化本土化的口号显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抒发台湾本省籍民众心中的怨气。”[3]97 本省籍政治精英通过本土化”“台湾化的策略赢得政治资源后,热衷于通过政治力量强化推动台湾意识的社会化,包括对去中国化台独行为的默许甚至支持,以及对台独势力的宽容乃至纵容。在李扁时期,本土化”“去中国化运动在台湾社会蔚然成风,台湾中国的符号和含义常被刻意对立。台湾当局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等方式不断强化这种对立。政府是重要的社会化途径。本土化”“去中国化的政策导向是影响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关键因素。

 

  四、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关键作用

 

  在研究政治社会化问题时,连续性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政治社会化中的连续性是指一直灌输前后连贯或相同的信息。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无论是态度的形成还是态度的维持,关键都要态度不断再现。连续性是促成态度再现的极其重要因素。如果个人就某个政治对象获得了一组前后连贯的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又涉及他们自己的活动时,他们就可能对该政治对象形成一套坚定不移的信念。”[1]86与连续性相对,政治社会化也存在非连续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接收的信息是零散的、多样化的,那么他对政治对象的认知将趋于模糊与迷茫。

 

  五、结语

 

  从政治社会化视角总体分析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急剧变化影响下,本土化”“去中国化等社会化连续性作用下,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取向发生的显著变迁可知:一部分人原有中国认同逐渐走向迷茫,处于一种国家认同迷失状态,依赖乡土认同的满足感;小部分人的国家认同观逐渐走向异化,即从中国认同转向台湾认同。转型以来, 台湾人中国人的认同比例一直在此消彼长。不可否认,部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已出现弃中就台异化,但并不能简单反映出中国认同弱化和台湾认同高涨。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是复杂交叉且不断变化的。不同社会化的连续性会相互作用。因此,政治转型以来台湾社会在政治社会化多元性与动态性的背景下,虽然本土化”“去中国化的影响占据一定优势,但是中国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加上,转型前近40年国民党不断强化中国意识,各种社会化作用带来的多是台湾民众对国家认同的迷茫。连续性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重要影响非常值得关注。它对小部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异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对当前民进党等分离主义势力的去中国化政策一定要倍加警惕,避免其造成连续性影响,要鼓励促进连续性的中国化教育。

 

  作者:黄继朝 来源: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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