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历史叙事·谍战悬疑

　　2014年10月6日，导演孔笙(1)的现代史诗巨制《北平无战事》开播，成为时髦的热议话题。这部历史剧的收视率一路飘红，被誉为2014年“电视荧屏上名副其实的现象级‘剧王’，在该剧播出的19天中，共有10天荣登收视榜首。同名小说首印10万册迅速脱销”[1]。面对近年来国产历史剧文化意识表达层面的集体失声，或有论者看到剧作的“中国骑士精神”，宣称该剧“立于传统农耕文明——大河文化的根基之上，通过影视剧的故事内容充分表达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诉求”[2]。或有观众醉心于“程晓云‘程派青衣’的嗓音唱腔、叶碧玉细细叨叨的侬音软语;经济学者、银行家方步亭、燕大副校长何其沧所念‘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这样的风骨;追求信仰的无间道青年梁经纶幽幽念着‘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饿着肚子的流亡学生集体背诵朱自清的《荷塘月色》”[3]。更不用说片中对“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方孟敖、儒雅温润的崔中石入木三分的人物刻画。甚而至于反腐杂志《廉政瞭望》以《“建丰同志”，你们失败了》、《〈北平无战事〉，希望当官的人多看》为封面故事展开反腐教育。[4]至此，《北平无战事》已然超出一位导演、一部历史剧，一次收视狂欢盛宴，变为整个影视圈内外争议的“现象奇观”。

　　照编剧刘和平的话来说，该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剧，观众用‘谍战’这个词，听起来觉得里面很多神秘、悬念、暗杀、情报等等。但我这部戏不是谍战戏，而是描画历史第二条战线——地下战争的斗争。”[5]在《北平无战事》当中，传统“谍战剧”国共对抗的二元冲突叙事模式显然已经退到后景，而焦点情节则移至国民党内官场的尔虞我诈与各色人物身份认同的焦虑与纠结。全剧不从脸谱论人物，人物形象性格的繁复矛盾方为电视剧最大的看点所在。无论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本，《北平无战事》谍战争斗的背后，凸显的是解放前夕蒋经国一腔热血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和“打虎反贪”。在“大历史”背景上描画一个行将溃败的政权如何自救以及为何无法自救，方为影视剧要旨所在。黄仁宇先生所谓“大历史”观，强调“历史上的原因只有一个诸种原因的总原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但是，各种事物的发生受各种规律支配，这规律有些我们茫然无知;有些则即将摸索到手。要使发现这些规律成为可能，首先即须排除当中某一人之意愿可能为一切之起因的想法。”[6]6也正因为秉承高屋建瓴的“大历史”观，历史小说《北平无战事》才会脱颖而出，让剧作家刘和平自认为“超出其此前所有作品的史诗剧作”(2)。基于此，姑且不论《北平无战事》高端的制作水准和多纬度的网状叙事，结合小说原著，将剧中诸般人物之“身份认同”置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析，本身就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一、《北平无战事》中的“身份政治”

　　《北平无战事》起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前夕的“七五事件”，止于解放军挺进德胜门。在“以嬉笑替代思考，以虚浮替代责任、以商业替代文化蔓延为‘时代病’的当下，《北平无战事》之所以被关注热议，恰是因为它激荡着时代的共鸣与期盼：如剧中对腐败与反腐这对矛盾的呈现。”照编剧刘和平的解释：“整治腐败首先要坚定我们的信念。我特别写到铁血救国会成员、国民党党员梁经纶在监狱里背诵孙中山总理遗嘱，就是借此告诉观众：1948年的国民党已经完全抛弃了建党时的宗旨，以及孙中山一手建立的国民党文化……任何没有建立在此之上的反腐败，都注定走向失败。”[7]与戏说类历史剧相比，《北平无战事》的叙事缜密细腻，影像制作华美精良。(3)观众津津乐道的，除却刀光谍影与儿女情长，更有民国官场政治腐败生态的波谲云诡以及芸芸众生派系争斗的“身份政治”。

亡国之“势”源于长期的腐败，剧中那个永远存在于电话线另一头的“建丰同志”(4)企图通过反腐，争取到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和“铁血救国会”少壮派的支持，却最终无法获取民心，挽救大厦将倾的政权。“当时的腐败者自上而下，充斥在国民党政府的各个角落，尤其是高官亲属，利用网络和裙带关系，垄断国计民生。倘若仔细分析国民党内部自相攻讦的每一场戏，都是一个死局……年轻的蒋经国虽然努力，终究无法扭转大势。可谓有张居正之图谋，却无张居正之权柄，也无张居正之时势，终究只是个聪明能干的人而已。”[4]16-17 1944年日寇侵占独山，重庆朝野震惊，国民党发动抗击敌寇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蒋介石旋即任命蒋经国担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兼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主任。“从此，蒋经国长期掌握青年军领导权，形成一个以‘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为核心，包括原赣南旧部，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和原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干部训练班的蒋经国嫡系的干部体系，其基层是九个师的现役青年军和近十万人的复原青年军。”

在此基础上，1948年4月，蒋经国于南京励志中学成立“铁血救国会”，其成立所宣称之宗旨为：“当前，国民党内部腐化，而共产党恶化，都不能成功，我们主张‘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也反对国民党的腐化，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完成这个伟大革命使命，就必须发展‘第三种势力’，随即提出成立一个秘密核心领导组织‘铁血救国会’，代号‘社会问题座谈会’，作为反共的领导组织。”[8]266而刘瑶章先生于《忆蒋经国在华北的“反贪污运动”》一文中，颇有洞见地分析了华北“反贪污运动”失败的三条根本原因：“一、不先办南京的特大贪腐案，自然免不了‘上梁不正下梁歪’。二、不先从根本上把一般公教人员的生活稳定在一定的水平，再来‘反贪腐’。三、‘反贪污’还是一个消极的口号，应该提出一个更便于号召的积极口号。”

　　以“反贪运动”和“币制改革”为历史大背景，《北平无战事》描画出千人千面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同为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博士，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精明能干、却不愿介入政治;燕大副校长何其沧书生意气，却也深知自己那套金融理论回天乏力。作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壮派代表的曾可达游刃博弈、协调权衡于中共北平城工部和黄埔系元老派之间，其强弱之势取决于“二号专线”另一头的“建丰同志”，“建丰强他则强，建丰弱他则弱”。[10]18熟稔官场生态的马汉三用各种利益与金钱把自己与权势集团捆绑在一起。与传统影视剧中的贪腐形象相比，马汉三同方孟敖称兄道弟，在被处决前还不忘给崔中石遗孀留下一笔不菲的财产，也不算“无情无义”。

应该说，正是“铁血救国会”两面作战的宗旨，造就了梁经纶、孙秘书、王蒲忱一众“铁血救国会”核心成员的分裂人格与悲剧宿命。而观众也很难用“善恶忠奸”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分析这些人物的“身份政治”。即使是方孟敖的国军历史，也因为其抗战期间“飞越驼峰”的义举而得到消弭与正名。“这份后冷战的‘超越’或曰弥合，首先是消弭、淡化或曰遗忘20世纪最大的政治：两大阵营、两种制度间的对峙与现代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间的殊死搏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消弭与和解，正是当下新主流的建构之一。通过这一始自80年代的建构过程，新主流意识叙述终得以在新世纪连缀起剧变中的意识形态断裂，完成一份平滑而连续的现代历史叙述。”[11]10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战长沙》和《壮士出川》等抗日剧中国军正面形象的塑造，以及经典电影《血战台儿庄》里领导全民抗战的民族领袖蒋介石都可视为这种新主流的重要表征。特别值得提醒的是铁血救国会核心成员、共产党北平城工部党员梁经纶，作为双面间谍，他的“身份政治”决定其对信仰价值、国家民族的认同与忠诚。梁经纶必须在不同时空成功扮演截然相悖的两个角色：或是身着美式军服的上校特务、或是一袭青衫的经济学教授。为了获得敌手的信任，他必须处处展现自己的忠诚，但最终却沦落到双方都不信任的边缘地位。真情假意、背叛忠诚的巨大张力撕裂着他的焦虑人格，梁经纶“闭着的眼睛深藏着忧虑，眼角却堆出微笑”。面对徐铁英的质问，他索性承认自己不在乎身份是“国民党党员梁复生，还是共产党员梁经纶。”[12]260、367而自己之所以加入铁血救国会，正在于认同蒋经国竭力打造之“第三势力”。因为“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因此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他们的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在党内只有经国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赣南试行土地改革反而受到攻击，中央党部甚至说他是苏俄共产党。”[12]370应该说，梁经纶“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混同“党国精英”的迷茫、与生俱来的中国古代“士大夫”情结，赋予了这个人物特殊的人格魅力。

　　二、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谍战片《北平无战事》的历史叙事

　　“我们平时所见的历史，很有可能是被编排和组织的对于过去发生事情的文本性表述，相反，文学(特别是文本的阐释)可以被视为对强加于我们的‘历史’的一种反动与颠覆——即便这种颠覆仅仅存在于文学想象当中……今天的创作者显然试图通过‘古今对话’，进而阐发这些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那些被遮蔽的‘历史本体’，然后这种‘历史本体’被他们以最大的想象力彰显出来。”[13]181-183套用布里恩·汉德森有趣的讲话：“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14]68如前文所述，民国影视政治剧、谍战剧中国民党负面形象的扭转，“清流派”形象的出现，应当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契合于不同历史境遇之诉说。从《亮剑》中的楚云飞到《潜伏》中的李涯，从《黎明之前》的谭忠恕到《北平无战事》中的曾可达、王蒲忱，无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抑或“特务”都变成了“有信仰的人”。国民党荧屏形象的剧转，可以解释为：“伴随着共产党从阶级认同的革命党转型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执政党’，重新讲述国共关系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民族国家意义上解释中国人的内战成为一种必须克服的意识形态难题。”[10]18本文将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立于国民党当年的角度阐释国民政府崩溃之原因，以后见之明理性分析《北平无战事》的历史叙事，以作后车之鉴。

　　《北平无战事》以深远的济世情怀，将方步亭、谢培东、方孟敖、曾可达等人的命运铺展在宏大历史这块坚硬庞大的底布之上。该剧以思辨的历史观启迪当下，力求以考究的史实细节探究历史变革的本质。(5)《北平无战事》从1948年国民党“七五学潮、反腐肃贪、改革币制、国共谍战”等新颖的角度出发，切入对北平和平解放特殊时代背景的历史分析，该剧持续并改造了谍战剧的传统特质。

　　不可否认，盲目跟风、机械复制让谍战剧这一电视剧类型饱受诟病，但受惠于观众长期的阅读培养与庞大的收视基数，《北平无战事》等优秀谍战片得以脱颖而出。(6)谍战剧发轫于1950年代“十七年电影”黄金期，此间出现了诸如《国庆十点钟》(1956年)、《羊城暗哨》(1957年)、《寂静的山林》(1957年)、《徐秋影案件》(1958年)、《51号兵站》(1961年)、《秘密图纸》(1965年)等一大批经典反特片。受当时冷战国际环境影响，这些影片既不乏强烈的英雄主义气质，又充斥着无法调和的敌我阶级斗争意识。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到西方“悬疑剧”等类型片电影语言的影响，中国内地出现第一部谍战题材电视剧《敌营十八年》。此后，《夜幕下的哈尔滨》(1984)、《誓言无声》(2002)、《暗算》(2005)、《潜伏》(2008)、《悬崖》(2012)等优秀谍战剧相继热播。“如果反特片敌我分明的二元对立结构呈现的是冷战意识形态表征的话，那么时下‘谍战’类影视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镜像式结构呈现的则是以全球化为表征的后冷战时代的鲜明特点，其貌似中性化的表述表现的是对阶级认同甚至国(民)族认同的改写和超越。”[15]2基于此，不难理解，《北平无战事》热播的背后凸显的是观众对时下反腐风暴、“打大老虎”等时事的关切。借古鉴今，以《北平无战事》为研究文本，从大历史的角度反思当年国民政府经济致败的原因，同样意义深远。

　　徐中约先生将当年国民政府的溃败原因归结为：“虚有其表的军事力量”、“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美国调停和援助的失败”、“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几点。[16]514-517在我看来，最后一点为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金圆券改革失败，民众对政府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收买他们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深恶痛绝。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币制改革加速了国民政府的颠覆，但事实上币制改革本身并非一件错事，错在国民政府中那一帮萎靡不振、无动于衷的官僚。如蒋经国1948年9月在《沪滨日记》中所记：“今天，所有的麻烦和困难就是因为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坚持‘观望’、‘怀疑’和‘敌视’的态度。他们不喜欢平民大众享有一个安乐的生活和衷心支持改革成功的殷切期望。因此，我只能孤军奋斗，不会有一个高级官僚愿意助我一臂之力。”[17]184《北平无战事》之所以占据了“大历史观”的至高点，正在于洞察到：“像翁文灏和王云五这样的官僚在心里就很明白，只要国民党政府坚持以财政赤字来支付共产党的军费，通货膨胀就不可能得到制止……他们认为蒋经国想通过道德说教和政治高压的办法来创造一个经济奇迹无疑是荒唐的。在金圆券改革的前前后后，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恶棍人物，因为在这次革命的舞台上，所有的参加者似乎更像悲剧中的牺牲品。”[18]185

　　三、结语：历史的挽歌

　　蒋经国1948年的上海经济整顿，“打虎”变“打猫”，最终铩羽而归、闹剧收场。作为历史正剧的《北平无战事》，标榜“尊重历史、绝不戏说”，以深厚的历史意识还原神圣的历史感。联系当下热议的“打虎”话题，该剧“影射现实，但又要避免现实的针对性……创作者作为大众文化兴趣的制造者，一方面要迎合大众文化的需要，一方面要满足意识形态主导文化的需求，同时还要规避来自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挑剔和批判。”[19]95-96片中发蜡锃亮的方孟韦、身着笔挺美式军服的方孟敖、谢木兰卧室中张贴的明星海报、昔日的流行金曲《花好月圆》，皆可视为新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物恋表象背后承载着北国故都旧梦和当代流行文化需求。而另一方面，如《北平无战事》中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方孟敖所言：“北平和平解放，就是一件丰功伟绩，值得浇铸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12]446避免千万生灵涂炭、追求天下大同、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北平无战事》结局所赞许的历史高度。反思当年国民党政权溃败的原因，亦如蒋介石在台北草山“革命实践研究院”所总结：“我们这次失败，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到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到了自己。”[20]378此时读来，仍然让当今执政者警醒。在《北平无战事》中，作为正面形象来塑造的铁血救国会成员及其领导蒋经国，自诩为“清流正能量”，最终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战胜特权利益阶层，空然为自己奏响一曲“历史挽歌”。

　　正如那位举头望月，一月在天、四野空阔，却不见南京的曾可达所言：“到底是月亮近，还是长安近?月亮近，长安远。月亮能看见，长安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