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的当代发展探讨
[论文摘要]马克思对现代技术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有着深刻的理性洞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它从科学技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系统三者的复杂互动中提出消除科技异化和人的异化，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的双向发展趋势，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宏伟构想，将社会文明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界价值关怀融合成有机整体。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技术伦理 科学发展观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的双向趋势日益加深，技术伦理的现实语境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日益显现的全球性风险。由于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历史进程中，科技进步在发挥其正面功能的同时，总会引起人类生活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引发文化滞后和伦理恐慌问题，因此，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诉求引起科技界、学术界、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由此引发了关于科学技术的伦理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一方面结合我国和世界变化的大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不断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断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提出了用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宏伟战略，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始终巍然屹立。
一、消除科技异化和人的异化，推动科技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趣．
马克思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对技术伦理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理论探索，对现代技术(机器系统)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有着深刻的理性洞察。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前几个世纪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但同时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来说又是一个危险的革命家，它要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自身发展寻找新的广阔空间，迫使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所有社会关系发生革命，从而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严重威胁。恩格斯警告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机器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使人得到更加合理的、自由的发展，相反，它加强了人的奴役，人越来越表现为物的奴隶，社会中到处充斥着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湮没在发财欲之中。科学技术的胜利是以人性沦丧和人的物化为代价的，这就是科技异化，即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为我的”，而是“反我的”，出现了有悖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使自然界向着不利于甚至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演进，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实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危机的社会现实。而人的异化则在科技异化的背景下愈演愈烈，人本身不再成为科技发展的目的，而科技发展成为人统治人、压迫人的手段。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早就看到科学技术并非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是蕴含价值追求的社会事业，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能动力量。技术伦理问题产生的前提就是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属性，当科学及其成果成为人类需要的对象和依靠的力量时，它就成为了价值客体，从而表现出价值性。其正面价值表现为物质文明价值、精神文明价值、政治文明价值、制度文明价值、生态文明价值和社会变革价值。尤其在当代，社会科技化和科技社会化的双重趋势日益加深，种种社会因素和价值取向渗入科技领域，影响着科技活动，这表明现代科学技术已不再是纯粹的理性活动，而是与人的需求和社会全面发展更加紧密相关的实践活动。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理论的一个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对这一观点，邓小平把它发展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进一步把它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下个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总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这一系列论述，重申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向人们极其全面地展示出了当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这就为我们抵制国际性的反科学的思潮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现代高科技为一部分人创造了富裕而舒适的生活，但也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在高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里，高科技没有被用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反而却被用做推行霸权主义、屠杀无辜平民的手段。正如******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剥削和侵略第三世界。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扞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共同努力用科学技术的成果来免除许多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暴力、愚昧与贫困之苦，增进全人类和平与发展之福。”
因此，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的物质创造力量对象化的产物，但是这种力量并不必然是人的本质力量。技术要反映人的本质需求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必须受到伦理的制约，伦理应该是科技实践的一个内在维度。换言之，伦理并不是外在于、强加于科学技术的东西，而是科技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规范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指导着科技成果的合理运用。惟其如此，科学技术才能真正反映人的本质需求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才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变革社会关系、完善制度安排，保障人人共享科技发展成果，建设和谐世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的现实途径
作为辩证唯物论者，马克思、恩格斯在看到技术自主性的同时并未无限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承认科学技术具有社会属性，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来理解，并认为科学技术是通过工业生产的存在和作用显示出来的。马克思曾深刻地揭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那样，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制造了一种虚假意识，而且制造了一种虚假需求，即人们把受支配的生活当作舒适的生活，把社会压制的需要错当成他们自主的需要，把社会控制误以为是个人的自由。它成了大众的欺骗、公开的谎言以及集体性迷惑的工具，发挥着欺骗的功能，而且技术使人日益变成技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的奴隶，使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单一的、片面的技术关系，从而使科学技术成为各种异化的万恶之源，成为巩固现存秩序的手段。因此，从广度上看，社会各阶层都受到科技带来的噩梦缠绕；从深度上看，不仅人的肉体和灵魂成为技术操作的功能，而且人的智慧和感觉都成为管理对象。
把科学技术比作双刃剑虽然看似正确，实则似是而非。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来，科学技术并非生来就是天使或者魔鬼，它的巨大社会后果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社会制度。换言之，一定的科技形态究竟是生产性的力量还是破坏性的力量，是给人类带来康乐和福利还是带来危害和灾难，这不取决于科技本身而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取决于控制、操纵和使用科技的人。核技术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和平利用的高效能源，但是一旦被用于争夺霸权，就会成为战争的工具。
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显示了毁灭性的威力，今天仍然有一些国家无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争夺霸权而拼命增加核储备，对人类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同样，基因和克隆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倘若被不正当地利用，便会造成极大的伦理困惑和危机。伴随科技活动的全球化进程，科技活动的风险已经上升为一种高风险后果——会对极大量人口造成普遍性后果的风险，层出不穷的危机(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使得人的生活处于极端的不确定状况。概言之，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不会必然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和平、幸福、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实践作为联系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桥梁和中介，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要消除科技异化和人的异化状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要使科技进步符合人性要求，抑制人的异化现象，充分实现科技发展的正面价值，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服务，就必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狂热的科技霸权及其利益根源以及形形色色的科学蒙昧主义的实质，就必须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在政治意义上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但它在技术变迁意义上也是一种对技术重新赋值的文化选择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目的是为了彰显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抑制其负面效应，因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要汲取以往那种旧式工业技术路线的深刻教训，通过技术批判或道德评价消除技术造成的任何异化现象，使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发展，保障人的创造力充分涌流，保障人人共享科技发展成果，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绿色之路。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对技术伦理的纯理论探讨，站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前沿，认为当今时代技术伦理的主题是“服务于全人类”，强调和坚持的是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原则，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这个原则，就可以比较正确地处理科学技术在研究和应用时出现的各种伦理问题，恰当地调整在这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考虑到了个体，也考虑到了集体，既考虑到了现在，也考虑到了未来，这就达到了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正义。从制度层面上看，技术伦理建设应注重促使“地球村”中的人群之间实现真正的平等合作关系，既要共享科技发展成果，又要共担科技风险。在我国，过去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功利主义泛化，存在过度消费、发展生产却污染了环境、科技犯罪等不道德行为，人与人关系出现不协调、不公平。如果缺乏科技道德行为的惩戒机制，对社会心理就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暗示作用。只有对非道德行为通过纪律和法律的手段坚决予以禁止、惩治，新的伦理规范的确立才有保证。同时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性危机关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消除不负责任的单边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迫在眉睫。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建设的现实路径在于完善制度安排，人人都来监督、谴责损害环境、影响他人平等发展权利的不道德行为，这种制度安排和道德氛围将有利于在全世界、在全社会建立人与人真正的平等合作关系，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
三、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说服力和战斗力的根本要求
生态危机作为生态系统的失衡状态，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裂对立引起的，而这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论自然观带来的，甚至可以说，生态危机是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是工业文明或科技文明的危机，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自然应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权和得到保护，不能用攻击性的方法对待它，而应把自然体验为加以保护的、文明化的生活总体，使自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把人类历史溶解在纯粹的自然史之中，也没有把自然史溶解在人类史中，虽然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优先地位，但这种“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只存在于历史实践的中介之中，而正是通过社会实践对自然的制约性，自然史和人类史才构成有差异的高度统一。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把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称为“发展”，而“发展”的程度与速度即是人类改造外部世界与获取物质财富的标尺，甚至是一种标榜。于是人作为自然界的万物之灵，改造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是“当然”的，这种以利用科学改造自然的所谓发展，不过是人的一种主观判定而已。
人类在潜意识里总以为改造、改变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进步的过程、上升的过程和变得更好的过程。这种发展观完全是建立在唯科学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认为科学的进步才是发展的根本，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人类的问题。但是，随着各种危机的涌现，当科学技术为人类解决的问题与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一样多，它对人类的建设性作用与破坏作用几乎同等规模时，人类开始质疑科学是否是万能的。人们经常感到一种困惑：即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又害怕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的机器。面对科学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人们迫切需要对日益膨胀的科学理性进行反思与限制，对过于狭隘的发展观进行修正，从异化中得到解放与拯救。
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的实践意义就在于将批判和建构结合起来，按照历史发展的必然朝向，以对抗异化的集体力量来重新定位技术发展的价值方向，从历史的发展中提出人类要掌握自身的命运只有付诸行动，使善、公正和自由成为支配包括技术在内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力量。也就是说，人只有成功地对现代技术异化作出反应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类生存状态。这就是共产主义，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在这里，技术发展的理想价值方向在于“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得到和谐的统一，既使人大胆“接受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那一份历史馈赠”，又使自然界不致降为外化于人的东西。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一自然一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系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提倡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符合当代中国国情；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对全球、对人类的负责态度。将这一发展观付诸实践，必然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将生态建设放到了文明的高度，这是一个创举，说明我国对生态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重视，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生态文明，一切文明就没有了享受的前提。生态文明体现的正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文化内涵，实际上是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升华，不仅对中国自身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也是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环境生态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