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中医学心理学思想浅析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奠基之著，不仅对中医诊疗思想和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地构建，其中还蕴含有丰富的医学心理学思想。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理论，笔者从现代医学心理学自度，对《内经》中有关医学心理学的思想浅析如下。
1《内经》中生理心理学思想
中医源于中华民族古代先民的生活实践和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其理论衍于中国古代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以阴阳、五行、脏腑学、经络学说作为理论框架。所以，中医学中有关生理、病理，以及心理学的思想，多以阴阳五行立论，从脏腑经络进行系统地探讨。
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理论基础之一。中医学认为，脏腑不仅是人体的功能器官和生理活动的基础，而且也是心理活动的基础。《灵枢·天年》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内经》还将人的精神情志变化分属五脏，《素问·宜明五气》说：“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天元纪大论》又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说明外界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是脏腑的生理活动所产生的。同时认为喜为心之志，怒为肝之志，思为脾之志，悲为肺之志，恐为肾之志等等。
现代医学心理学认为，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古代中医理论常用“心”的观念概括脑的功能，如《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素问·灵兰秘典论》指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枢·大惑》：“心者，神之舍也”。所以中医认为“心“是人和心理活动的功能器官。同时，中医还认为五脏六腑与人的精神意识活动都密切有关，且五腑所主不同的情志功能，互相之间生克、乘侮，息息相关。如《灵枢·本神》曰：“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者谓之魂。所以任物者忆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固思而远慕谓之虑，固虑而处物谓之智”。又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些抽象的观念就是中医心理学理论的雏形。
现代心理学也认为：人类的情绪变化是异常复杂的，以快乐、愤怒、恐惧为四种基本情绪，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合而成的复杂情绪，但总体可分为“正性”和“负性”情绪反应，前者包括：喜乐、恬静、兴奋、满足感等；后者包括：悲愤、厌恶、烦怒、焦虑等。这与《内经》中关于心理活动的阴阳分类相一致，如《灵枢·行针》中说：“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
2《内经》中医学心理学思想
现代科学证明，心理是人脑的机能，脑是心理功能的器官，人的心理的产生（包括情志活动）是由客观的事物剌激作用引起的。中医理论大多把脑髓功能归属于脏腑学说，说为“心主神明”，强调心是产生心理情志活动的生理基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和主宰。同时认为，不同的情志活动可通过不同的脏器体现出来，如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等，对五脏六腑之间又与情志有着统一的内在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五脏六腑、心为之主”。所以，中医关于情志致病的理论，仍以脏腑理论为基础，并提出“七情病因学说。”所谓七情，即舂、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又称“情志”，最早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后衍变为“七情五志”（五志即心志为喜，肝志为怒、脾志为思，肺志为忧，肾志为恐），属神的范畴。它包括神、魂、魄（先天賦予的，属狭义的神），意、志、思、虑、智（后天逐渐成熟的，属广义的神）。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以脏腑为中心，通过营卫气血的灌注，经络的沟通，从而实现生理功能活动。“七情”是五脏正常的生理功能化生的精气产生的各种精神表现。张介宾在《类经》中指出的“心为脏腑之主，而总统魂魄，并该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 以五志维心所使也。”五脏精气虽说是产生情志的物质基础，但必须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五脏，再通过心的功能活动才能反应出来。若情志过激超过了人体生理活动所能调节的范围，就会导致人体阴阳气血失调，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紊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素问·举痛论》指出：“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矣……”。七情致病的因素与各脏腑之间的病理关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如情志所伤往往首先伤肝，致肝气郁结，继则横逆犯脾，则胸协胀满、胃脘不适、食少纳呆；若气郁化火，火扰心神，则出现心烦不安、失眠多梦、心悸气短等心理生理病变；久则耗气伤阴，阴精亏虚，累及于肾，致肾气虚衰；若肾失滋润，肺失清肃而气逆，致肺肾阴虚证象。故临床上常可见七情致病任何一脏都可累及他脏，它们之间的生理病理机理是相互影响的。
心理情志不是人脑生来就固有的，而是人脑对外部的客观事物的反应。只有外部客观事物的刺激作用，形成心理情志正常或异常的反映。
《内经》对生活事件引起情志致病有系统的论述。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曰：“当今之世，忧患于内，若行于外……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也”。《素问·疏五过论》说：“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说明了心理社会因素、环境因素致病的作用。
外部刺激事件作用于个体时，由于个体对应激事件评价系统（中介系统）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不同。尽管同一事件对不同人所造成的精神损伤也不同。
外因导致七情变化多由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作用于个体而诱发的。七情致病，从性质讲，可大致分类两类：即积极性质的生活事件（也称正性事件）刺激多引起正性情绪情感；消极性质的生活事件或负性刺激多引起负性情绪情感。后者太过对心身健康危害较大，前者太过对心身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临床所见七情致病除对五脏系统有特殊的易感性和亲和性外，也可见两种以上情志杂合致病，如《内经》中常将“悲哀愁忧”、“怵惕思虑”并称，或可见多个脏腑同病，如心脾两虚的心悸、失眠，肝脾气血郁结所致症瘕等。又如，若遇剧烈境变，意外刺激，所求未遂，事有疑虑，过度操劳等亦可引起情志变异，造成内伤疾病，如心“在志为喜”，喜于欲遂，一旦获久欲求之而突如其来的喜讯，常可使人大喜若狂，或惊喜如呆。再如肝“在志为怒”，怒则气逆，因事怒甚悖愿而爆发，以致伤肝染成重病或由此而暴卒者屡见不鲜。
中医在形神合一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认为人的情绪变化与五脏生理功能关系也极为密切。中医对人格特征及其对外界刺激的认知评价在心身疾病中的重要性，也有一定认识。如太阳之人（火形人）为阳气之极者，具有心静开朗明快、喜悦乐观的性格特点，但情绪波动较大，阳气有余，易于极乐生悲，对各种刺激反应强烈，故对因“怒”致病是明显的易患性；少阴之人（木形人）属于阴形人、阴气偏重，其性格多深沉、悲观、多优多虑，易生思虑之情而发肝郁之证等等。
这些认识与西方心理学的某些观点极为相近。如西方心理学认为，胆汁质型气质者的特点性情急燥、易怒，易患高血压病；枯液质者性格内向忧郁，多愁善感，易生思虑忧伤，易患失眠、心悸等神经衰弱和神经症。
中医七情病因学说认为，人对外界刺激的情绪反应过激、过量、过大，超出了脏腑调节负荷的承受力，即可成为致病因素，使心理活动处于应激状态。现代生理心理学研究证明，心理应激持续状态，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机能活动增强，导致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儿茶酚胺类分泌增多，从而导致机体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损伤脏腑器官，而引发各种心理或心身疾病，产生一系列躯体和心理症状。
中医认为五脏与七情相关，不同脏腑对七情致病有一定的易感性，如喜则气缓，喜伤心；怒则气上，怒伤肝；思则气结，思伤脾；悲则气消，悲伤肺；恐则气下，恐伤肾等。从医学心理学角度分析，七性致病的机制，与生物、理化因素致病的发病机理一样，只不过病因是心理、社会因素，病理生理过程与生物医学相同。七情致病的发病机理在于个体接触内外致病因素刺激后，由于个体的中介机制的差异，对于刺激导致的情志太过，产生心理应激，应激反应持续存在，引发机体器质性损害并伴有临床症状。应激过程是否进而使某些器官器质性损害，与个体对该刺激的承受力、抵抗力和耐受力有关。就象病源生物因素作用个体时是否能引发疾病与个体免疫力有关一样，个体免疫机制完善，机体免疫力强，就不会引发疾病和出现临床症状；反之就有可能致病。正象《素问·评热论》指出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发病观。如七情致病的内因，与人格特征等不同的心理水平和其对外界刺激的认知模式不同，产生结果也不同。发病机制过程现代医学早已证实，医学心理学病机依据就是现代医学发病机制。
作者：屈丽波（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中医科，广东 珠海 51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