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的四大理论转向与当代中国马克思

　　较之传统的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性质和特征。依笔者之见，撮其枢要，这些新的性质和特征可概括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四种具有根本性和普泛性的理论转向。

　　(―)经验主义转向

　　众所周知，传统西方哲学是和所谓“思辨哲学”的名子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思辨的”（pernlative)哲学也即推测的、玄思的哲学。这种哲学的思辨性使传统哲学家在从事哲学思考时满足于超验的形而上的玄远纯思，而对经验的形而下的当下事实了无兴趣。与之不同，现代西方则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从玄远纯思走向当下事实。受现代日益高涨的科学精神所鼓舞，现代西方哲学家强调不是超验思辨而是经验实证才是通向哲学殿堂的惟一途径。在现代哲学家看来，几千年来传统西方哲学之所以对几乎一切哲学问题都见仁见智争论不已，其故端恰恰在于其背离了人的任何认识都应从直接感知经验起步这一认识论的原始规定。因此，经验的原则、实证的原则，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作为一种认识论的“金规则”已开始被众多哲学家为之膜拜而奉若神明。

　　这种对经验主义原则的肯定，首先被英国经验论的嫡传学派——英法实证主义提到了哲学议事日程。孔德不仅宣称其学说“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而且断言“实证”乃人类智慧的“最高属性”，提出人类理论发展的“三段式”而认为惟有实证知识阶段才真正臻至人类认识的极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罗素的“摹状词”、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这些语言实证论学说为前导，现代逻辑实证主义者推出了旗帜更为鲜明的“经验证实原则'其宣称能否被经验证实决定了意义的真伪，故经验证实原则乃为科学真理的最高准绳，从而断然宣判了一切耽于超验思辨和存在时症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死刑。因此，经验主义实际上已成为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的众望所归的思想旗帜。尽管后来波普另辟蹊径，推出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来与“经验主义”分庭抗礼，但是由于他依然把经验事实作为“证伪”和“试错”的依据，故波普的哲学与其说是对经验主义哲学的叛逆，不如说是以一种“遮诠”而非“表诠”的方式再次肯定了经验主义原则的认识论意义。

　　无独有偶，这种经验主义转向同样也体现在现代欧陆人本主义哲学里，而胡塞尔现象学的创立则可看作是这一哲学运动的真正崛起。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里，他不仅以“面向事物本身”为宗旨而把直观经验也即直觉的原则宣布为认识论的最高原则，而且以此基础对传统哲学一切未经验证的先入之见予以了一种清道夫式的悬置和批判，从而最终颠覆了先验理性主义的特权而使大陆哲学版图得以根本改观。在欧洲大陆，除了胡塞尔的诉诸于直接的知性洞观的直觉主义认识论外，还相继诞生了海德格尔的诉诸于直接的心理体验的直觉主义本体论学说，舍勒的诉诸于直接的道德情感的直觉主义伦理学学说。这样，正如实证的原则已成为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哲学的思想旗帜一样，直觉的原则已被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家奉为普遍恪守的准则。故罗蒂写道：决定我们大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这一断语，正是对现代西方各派哲学所共同恪守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取向的极为传神的概括。

　　(二）中立主义转向

　　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始终囿于超验思辨的话，那么传统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亦不能摆脱其纯思的形式逻辑所必然导致的偏执的特性。从其各自的立场出发，它们或强调心或强调物，或强调理性或强调感性，或强调本质或强调现象，或强调读者或强调文本，一种极不协调的理论基调贯彻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始终。从古希腊柏拉图的唯心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之争，到中世纪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再到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无一不是其明证。尽管康德曾为统一西方哲学这一四分五裂的理论版图作出了令人称道的尝试，但是由于其哲学所固有的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执传统的劣根性，其种种哲学的努力实际上最后仍是以失败告终。与上述的这些各执一端的倾向不同，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则具有一种更为兼容并蓄的理论精神。他们把各种彼此敌对的观点熔为一炉，从对立的二元论走向中立的一元论而使整个西方哲学面貌为之一新。

　　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一翼，这种中立主义的转向是由新康德主义拉开序幕的。新康德主义之所以异于传统的康德主义，恰恰在于其从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现象主义的一元论消解传统康德主义的心与物、理性与感性、现象与本质的二分对立。同时，也正是步新康德主义的后尘，马赫提出了所谓的“中立要素说”，罗素提出了所谓的“心物一元论”，实用主义者以“判激一反应”的整体化“行为”来调合意识主体与意识客体的冲突，皮亚杰用“图式的建构”的历史过程试图解决认知上的先验与后验的矛盾。凡此种种表明，对于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家来说，“两极相通”这一人类的古老的哲学原则已开始普遍得到理论上的认可。

　　实际上，在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里，这种中立主义的哲学转向表现得更为显赫。而在这一哲学转向的历史潮流中，胡塞尔又一次成为引人注目的领军人物。作为一种更为精致和完善的“新康德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不仅在“本质直观”名下消弥了本质与现象的分离，而且在纯粹意识的“意向性”名下完成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理论和解。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推动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们纷纷创立了自己的一元整体论的学说。海德格尔以一种“显现者自显现”的逻辑为我们推出了一种在者与在相统一的存在论理论，萨特通过诉诸于一种“前反思的我思”而最终实现了意识与意识对象在本体论上的整合。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里，这种中立主义的转向则表现得更为明彻和自觉。而这种明彻和自觉与其说是体现在他的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解读相统一的理论上，不如说是他通过所谓的“效果历史”、所谓的“视域交融”、所谓的“问答逻辑”等概念的提出，把人们业已弃如敝屣的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扶上哲学至尊的王座，从而最终使现象学与辩证法、解释学的真理与柏拉图的对话二者握手言和。

　　(三）主体间性转向

　　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各执一端的倾向导源于一种“独白”的话语模式，而这种“独白”的话语模式实际上又立足于一种其偏狭的主客关系之维。因此，在传统西方哲学那里，与以中国哲学为代表的注重主体际的东方哲学不同，哲学家们始终把自己的理论思考定位于主客关系的维度之中。在古代，其宇宙本体论是以客体性为自己哲学的坐标中心;在近代，其理性本体论又以主体性为自己哲学的坐标中心。故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古代西方哲学还是近代西方哲学，都是以主客关系而非主体间关系为其理论轴心的。与此不同，和推崇“对话”的话语模式相一致，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则纷纷从主客关系走向主体间关系，从近代的主体性走向现代的主体间性，不是“非我”和“自我”，而是“他人”的问题成为现代哲学家们关注的重心。“很少有问题像'他人’的问题那么强有力地支配了本世纪的思想”，正如图伊尼森（MichaelTheunissen)所称，在今日西方，主体间性转向堪称人类哲学史上的又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按照M.图伊尼森的观点，严格地讲，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是由胡塞尔的后期哲学思考开启的。在胡塞尔的后期著作《笛卡尔沉思》里，通过从“视域”（Horizon)范畴向“共呈”（appresentation)范畴的战略性转移，其在人类哲学史上第一次极其缜密地研究了认识论上的主体间性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区分了“第一哲学”（主体性哲学）与“第二哲学”（主体间性哲学），并把后者视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最终归趣。殆其后进，海德格尔和萨特又相继在本体论层面上探索了主体间性的问题。如果说在海德格尔的学说里其是通过“共在”学说而对主体间性予以讨论的话，那么，在萨特的学说里主体间性则是经由“为他”的理论得以深入论证。实际上，根据图伊尼森的看法，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中的主体间性转向惟有通过布伯学说的创立才真正臻至完成。布伯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他从西方古老的希伯来的唯爱主义的传统出发，而对导源于西方古希腊传统的唯智主义取向予以了入室操戈的批判，而且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他通过“人与人之间”哲学范畴以及有别于“我一他”和“我一你”本体论学说的推出，使主体间性的地位第一次被堂而皇之地置于西方哲学论域的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体间性转向不仅业已成为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发展的潮流，同时亦得到西方现代其他各派哲学的积极的和热切的响应。在现代语言哲学那里，它表现为对“私人语言”的消解和对“符号互动论”的推崇；在现代结构主义哲学那里，它表现为“去中心”观点的提出和对主体主义取向的否定；在舍勒的哲学人类学那里，它表现为从“爱感优先”出发去构建一种价值性的人文主义学说;在现代宗教哲学那里，它则表现为基于一种所谓的“大全”立场而对现代主义的唯我取向予以纠拨。在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这种主体间性转向表现的更为激进，而哈贝马斯所创立的“交往理性”理论即其明证。该理论宣称，工具理性的发展应以交往理性发展为导引，故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应以自我对非我的工具性支配为准绳，而是应首先体现在人与他人的共识、理解和互信的机制的不断完善之中。这样，哈贝马斯学说的创立，既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激进的个体主义路线的纠正，又可看作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位思想的捍卫，可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小乘”哲学再次向“大乘”哲学的理论回归。

　　(四）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众所公认的理论转向。与西方古代哲学致力于宇宙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近代西方哲学致力于我们可以认识什么的问题不同，现代西方哲学则关注我们可以言说什么的问题。而这种从认识什么的问题向言说什么的问题的转换，不仅是问题意识的更替同时也是哲学思考的深入推移。这是因为，在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正如当年康德对认识予以划界而使人类哲学思维更为合理那样，今天人们对作为认识的表述形式的语言进一步的勘定也必将使人类哲学思维更为科学。其实，这种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意义并非仅仅是消极的治疗性的，而且也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这种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主要表现在，正如古希腊人从语言的逻各斯最终演绎出存在的逻各斯那样，现代西方哲学家对语言模式的不同的理解必然导致其对宇宙图式的不同的把握。这样，综观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和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话语偶像”之消解的语言学批判已经成为一切现代哲学学说理论发现的活水源泉。故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运动，作为一种既是科学性又是批判性的理论探索，实际上不失为是整个西方哲学又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在早期分析哲学里，这种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理论的创立上，并从中为我们产生出一种逻辑原子主义的世界观。而在后期分析哲学里，随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理论的推出，又导致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哲学图式的发现。同理，这种语言学转向也在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中得以积极体现。在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奠基者胡塞尔的学说里，他不仅在其早期著作《逻辑研究》里极其深入地研究了语言的意义问题，而且通过对语言中主体的能动授义的揭示而使意识意向属性得以豁显，从而最终为大陆现代哲学奠定了一种极为激进的人本主义认识论理念。而后来海德格尔以诗释在的诗化存在论学说的推出，实际上不过是胡塞尔的人本主义语言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不过是这一人本主义语言学思想在本体论上的体现。

　　因此，有什么样的语言学说就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念。分析哲学、现象学是如此，现代西方的其他哲学派别也不例外。故结构主义的结构学说的产生有赖于索绪尔的共时性的语言学之助，解释学的视域交融的观点得益于语言中问答逻辑的发现，现代宗教哲学对爱的呼唤来源于《圣经》中的“泰初有言”，对话主义对“对话”的性质诉诸肇端于人生动的交谈。耐人寻思的是，这种语言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间的理论结盟也同样体现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里。以G.A.柯亨为代表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现代西方的分析主义的语言学为其方法论镜鉴，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微观基础”的种种基本概念予以了颇具创意的诠释和析辨。在这一研究活动中，他们把理想语言学说所强调的“语义学”的方法与日常语言学说所强调的“语用学”的方法相结合，从而使其研究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固有的严格科学主义性质的有力捍卫，而且同时又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由语境决定、与历史俱进这一其理论的开放的和批判的性质的发现。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一种在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所产生、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由马克思所创立的传统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继承;另一方面，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机地融入了中国哲学的学脉和血统，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其有别于那种渊源于斯拉夫文化传统的和普列汉诺夫化的具有突出历史决定论色彩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概括地说，这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以下几个最具生命力和最深入人心的理论特性：（1)与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2)与中国传统易经阴阳和合思想相结合的辩证精神；（3)与中国传统儒家仁本思想相结合的社会正义精神；（4)与中国传统六经注我思想相结合的文本批判精神。

　　愈民族化的东西愈世界化，愈传统化的东西也愈现代化。一旦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一旦我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实现其中国化，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业已民族化、传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实际上就已经把自己纳入到现代世界的哲学潮流之中，就已经意味着其真正开始步向世界化和现代化。换言之，这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惟不与以现代西方哲学为主流的当代哲学精神相对立，恰恰相反，而是与其殊途同归地渐趋一致。

　　具体而言，这种二者之间业已出现的理论趋同亦相应地体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现代西方哲学经验主义转向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精神之间的趋同。现代西方哲学反对形上的超验思辨的旧哲学传统，主张理论研究应诉诸于形下的经验实证，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要求我们摒弃好高骛远的致思积习，坚持科学应始于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实事本身。而这种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精神，恰恰可看作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经验主义理论转向的一种中国式的回应。

　　其二，现代西方哲学中立主义转向与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精神之间的趋同。现代西方哲学中立主义转向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偏执的、单维的取向的纠正，以不同视域、不同观点的交融对话为通达真理的真正途径，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视片面的思执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遗风，从非此即彼的一点论走向亦此亦彼的两点论。显然，无论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中立主义转向还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都最终趋向对“中庸是美德”这一人类最古老的方法论原则的认同。

　　其三，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间性转向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正义精神的趋同。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间性转向把自己的目光从传统哲学家所关注的主客关系之维转向主体间关系之维，并把哲学的社会学思考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不例外。其巨大的理论感召力恰恰在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把对人与人的平等交往、社会的大同的追求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髓。而当今中国社会商品化的急剧膨胀所引发的新的社会学问题，又进一步呼唤和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这一社会本位思想的再次回归。

　　其四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与中国式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文本批判精神的趋同。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主要宗旨，就是批判语言的种种误用，消除虚假语词所造成的“话语专政”，从而在建立一种更为科学也更为开放的文本观，同时建立一种更为科学的开放的哲学理论。同样，这种语言学批判问题也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的需要而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而从中国特定语境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重新阐发，以及由此出发所开展的对所谓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批判堪称这一语言学批判的先声之鸣。因此，我们相信，随着这一批判的日益深入，必然导致一场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转向相呼应的中国当代语言哲学运动的真正勃兴。

　　这种现代西方哲学转向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理论趋同，不仅为我们验证了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人类哲学所具有的超越地域和民族的理论普遍性，而且同时也使我们以一种更为开放、宽容的态度重新解释现代西方哲学，使在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开展积极的理论对话成为可能。而这种对话不仅有助于克服长期以来二者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定所造成的对立，而且正如现代解释学的理论所表明的那样，通过二者之间的“视域交融”，通过将文本置换于放大的和不同的语境之中，以及通过由此所产生的新的语义增生最终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创新和其理论的进一步繁荣。

　　历史曾经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与他所处时代的新生哲学理论对话的产物。而今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得以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一历史的必由之径。也就是说，惟有将其置身于现代哲学的视野之中，惟有与当代哲学开展建设性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成为一种积极批判性的而非消极辩护性的思想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不致于沦入悲惨的注经以及“死在句下”的命运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时代旗帜和真正成为人类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