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季刊》创办历程及关于中国哲学发展

　　编者按：成中英先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长期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先生是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1973）的创立者和主编，也是“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作为海外儒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5月18日，成中英先生第二次到访《船山学刊》编辑部，并与编辑部成员开展座谈交流，就《中国哲学季刊》创办历程及中国哲学发展的若干问题分享了自己深刻的见解。编辑部根据成先生在座谈会所作报告的录音整理成文，现隆重推出，以飨学林。

　　我一直非常关心国内学术刊物的发展，《船山学刊》有一百年的办刊历史，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一本刊物，所以它应该会变得更好，在现在的刊物里面也有一定的历史重要性。大家对《中国哲学季刊》有所了解的话，我很乐意把我创刊发展的经验跟大家分享，然后看这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引发大家的一些感受和思考，这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主题！

　　从根源上来讲，《中国哲学季刊》是我自己对中国哲学的一个理解和它应该发展的一条路和一个实践工程。我读哲学，是因为我对中国人的宇宙观、生命观、知识观、价值观、文化生命、文化发展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出生在1935年，一岁就随父亲从南京到重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从重庆坐船回到南京。我父亲当时在国民政府任职，同时也在重庆一个学校教书，因为他一直都在教书，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气质的学者。我们老家在湖北黄石阳新县，父亲是在民国初出生，所以受到一些传统学问的影响。历史上，成氏在阳新由来已久，在阳新县有一个宗祠。就家谱来说的话，因为成姓推之于文王，所以在北魏时代，有重要一支，最早是封于成，在秦乱之后就回到南阳，南北朝时代开始往湖北阳新迁移。成氏祖先在阳新那边也住了一千多年。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我不是在那里出生，而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当时就有一种对中国历史悠久的感觉、中国文化的一种担负的感觉。当然很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应该要发展，要继承。

　　另外一方面，在抗日的时候，我亲身感受到日本侵华带来的灾难。我在重庆差不多将近十年。当时我住在乡下，天天听着日本飞机的轰炸，看着日本人肆虐，有一年，大概是1942年9月，“92”大轰炸把整个重庆市都烧了，一个防空洞被炸了，门封住了，两千多人在这个防空洞里被活活闷死。从嘉陵江那边看，重庆市的半边天好几个晚上都是红的，所以当时有种感受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受到外族的侵略，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发展，所以我们应该去拯救国家，这有种民族精神的感觉在里面。那个时候，重庆很危险，国民政府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活动，那些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包括知识分子都要从军。我那时是小学生，站在重庆市山涧村（音）花龙桥（音）小学，看到一拨一拨的青年往贵阳方向走，非常激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南京，国民政府也由重庆迁回南京，我父亲当时在考试院当考试文员。所以在家庭背景方面，我是有些文化的优势，小时候接触比较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了解。

　　1949年底，国民政府开始从大陆撤退，最后我跟我父亲被带到台湾，我在台湾进入高中，高中没毕业就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那时我有一个宏愿，就是怎么样把中国文化发展起来，让中国人很自强，不受外族的欺侮。在台湾读大学时，受到方东美先生的启发，另一方面还有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成滌轩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尚书〉与古代政治》，另外一本就是《民族气节论》。当时我看他写的是，德意志民族能够号召人民爱国，那么在那个时代，中国也应该群起，为民族文化，为中华人民、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来尽一份责任。所以我想传统文化还是很重要的。我从小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易经》。因为我父亲读《易经》，所以有很多易学的书。《易经》对我们形成宇宙观很重要，在宇宙观里面，我觉得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

　　大学时我开始了解到西方文化，最主要就是接触到西方的历史和美学，然后就是进入到传统哲学。我非常重视哲学的思考，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考入到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破例以外专业毕业生考取）。在研究所里面，进一步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为什么西方强，为什么中国弱，我想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西方强在什么地方，所以我申请进入华盛顿大学（1956年），在那边读哲学课程（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我很重视西方的两件事：一个是现代知识和方法的基础是什么？所以我很重视西方哲学的逻辑结构，它的语言发展和应用。哲学是一套语言，也是一套思想方法，怎么通过语言认识真理，认识事物的真相，掌握问题所在，这是西方哲学的要点。我们了解西方，然后再把中国和西方比较，通过比较来看中国有什么样的长处。从我已有的关于中国哲学的认识来看，中国的宇宙观是宏观的、整体的、具有强烈生命体的，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是直觉的，但是它需要一个分析的说明和解释。要给它一个理念的、概念的内涵，使它的意义能够明白彰显出来，才能构成西方那种理性的、具有说服力的所谓文本或者一个思想传播的方式。

　　这也跟时代有关系。我们看到，西方是从工业革命以后，也许更早一点，回到希腊时代，这个观念传播就是通过分析的语言，论证的方式和细致的描述，甚至于一种批判，然后再加上重建，進入思想创化过程。所以我当时就想，中国哲学有这样一种生命体验的内涵，而且呈现出一个美好的景象、境界，但是这个不足以来让别人了解，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我当时考虑的问题，让人家看到一个真理，能够去接受，甚至于去实践，真理就是首先产生了这样一种中西差别，但是中西可以相互借鉴。我在美国读书时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

　　读完硕士，华盛顿大学哲学系几位知名的教授极力推荐我到哈佛大学。1958年我到哈佛大学深造（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哲学，师从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W.O.蒯因。在哈佛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怎么在现代意义上发展中国哲学。这个目标在哈佛大学读书时非常强烈，所以我在读西方哲学时并没有放弃中国哲学，在毕业论文完成之后，我还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哲学的论述《当代中国哲学之发展：世界的意义》。我想，要把中国哲学用分析的、整合的方式来说明。我对戴东原的哲学做了研究，把《原善》这个文本翻译成英文并加以注解。我做了这么一个实际的尝试，就是如何通过分析的、概念的方式，把它潜在的意义用现在辩论的方式、说明的方式、明论的方式彰显出来。后来出版了《戴震对善的研究：对〈原善〉的研究与翻译》（火奴鲁鲁东西文化中心出版社1971年版）这本书，那是在我毕业论文出版的同时完成的研究。

　　哈佛大学毕业后，我本来是要回到国立台湾大学，因为他们要求我一定要回去帮忙建立哲学系，因为那个时代台湾的哲学系从我在那里读书开始，系主任就没有变过，还是日据时代的系主任，哲学系的行政结构也都没有改变，所以一定要我回去重建哲学系，我当时也答应了。但是夏威夷大学请我去工作，后来我想我还需要对西方哲学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就选择去了夏威夷大学。1965年到1973年是我在夏威夷大学很重要的发展时期。我在夏威夷大学留下来之后，首先就是要让中国哲学有一个现代的形式，给它一个现代的含义，给它一个概念化的内涵，给它一个可以论述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中国逻辑、对中国语言本身我做了以上这样一种定义。其次就是开设中国哲学课程，我开设两种课程：一种是现代西方哲学，一种就是传统中国哲学。我讲授中国哲学的课程，从儒学、道家到理学。后来我决定开设周易哲学、易经哲学，在哲学系教易经哲学，用一种哲学的方式教易经，就是从我那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主要是说在我创立《中国哲学季刊》之前，我已经对哲学有比较深刻的把握，而且我了解西方哲学他们在做什么。我有一个比较的观念，中国哲学怎么样透过西方的文化来实现自己的发展。1965—1967年我代表哲学系参加美国哲学会，参会的有两千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发表的文章也是西方哲学。我当时很有感触，就是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中国哲学”，等你提了中国哲学，汉学界认为中国哲学就是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就是中国思想史。而且除了我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书外，没有第二个中国人在哲学系教过书，所以我特别觉得我有责任把中国哲学提起来，尤其我不太喜欢“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只有思想”这样的提法，我说中国有的不只是思想，还有一种活的思维，而不是已经陈旧的思想痕迹。所以我从那时候起就决定要创办《中国哲学季刊》。

　　创办这个期刊首要的问题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今后的资源能找到什么样的编辑？这就需要资源整合：人的资源与财力资源。当然我一是有决心，二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觉得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首先要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确定是什么人来帮助我建立这个《中国哲学季刊》。我写了创刊前言，说明我为什么要创刊，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有什么样的时代意义，它有什么样的目标，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重要性。以这个为基础，再来遴选编辑人才。但是那时没有编辑，除了我一个人学哲学之外，没有搞哲学的，20世纪70年代台湾有几位是搞中国思想史的，都在英文系、中文系，或者历史系。所以我从《中国哲学通讯》开始，将刊物寄到有哲学系、有中国人的地方。当时还没有电脑，我们用了胶印，1973年开始用油印。

　　但是我觉得光有中国人还不够，我还想要把西方人纳入到这里面，怎么纳入呢？就是要训练西方人，教育西方人。1967年我参加了美国哲學会之后，我就在了解这些哲学家，哲学学者。我为什么不可以教育他们？当然不是说上课这种教育，而是跟他们谈：“你知道这个中国哲学吗？”我听到一点，不是很了解，意思是说你们那是思想，没有概念，中国只有精神叫什么，从概念讲，也许听过“道德”概念，但绝对不知道戴震，他们也许知道儒家或者老子，但也讲不清楚。但是，从他们的问题切入，找一些很好的文章使他们能够发生兴趣。西方人的优点在于，他们的确在有些地方是专家，但是也很开放，有兴趣学习。哈佛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的史华慈教授，我听过他的中国思想史课程，有时候我就跟他探讨。他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东西还不是太了解，我说没有关系，我跟你出一个题目，你来做，中国哲学最大一个特点，不是把思想划定在某一个方面，而是把它展现成为一个整体。他很同意我这个说法。我邀请他参加我们这个编辑部，担任编辑委员，还要写篇文章，凡是编辑委员都要写篇文章。他说写什么？我说你就写我这个题目，中国哲学导论（introduction）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你知道什么叫导论（introduction），那你可以再去找一些中国哲学的翻译本，还有一些中国经典文献的翻译本。

　　中国的典籍翻译本主要是汉学家在做，我那时候了解到，像《易经》是十九世纪末西方一个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在从事翻译，他于1882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易经》。他1843年以传教士身份到达中国，在香港居住长达30多年，他与中国学者王韬合作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先后翻译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五卷九种。他翻译的《易经》收入该书第二卷。他虽是一个来华传教士，但是他有神学的背景，翻译出来的东西具有一种神学的意义。虽有中国人帮忙来解释，但他自己也不是文学家，文字非常艰涩，是一种古老的英文文字。《易经》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里面还有一个德国人卫礼贤（m，1873—1930）翻译的文本，他于1924年翻译出版了《易经》，他用德文翻译的，他也是传教士，翻译了中国的很多典籍。还有一个德国人弗兰克（Frank，1863—1946），他1888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从事翻译，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他的助理和学生回到德国翻译了很多中国经典。我当时看了很多西方翻译的中国经典典籍，最早是四书五经，更晚一些有唐诗宋词，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道教经典的翻译，翻译《论语》的后来也多起来了。理雅各翻译的《论语》版本，可以看出和原文本不能完全契合，所以阿瑟·韦利在伦敦大学又翻译了一个版本，并于1938年出版。同时也有其他人在翻译《论语》，在20世纪60、70年代，论语逐渐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发行。

　　我在夏威夷大学把《易经》提到一个哲学高度，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就有十个版本翻译出来，翻译的解释跟早期那个解释就不一样。这可以说是我对《易经》哲学的影响。那么也有人受到我影响，当初步谈到中国哲学，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是《易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指导一些哲学教授来研究，给他们出题目，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我们把中国哲学看成哲学，不是把它看成汉学，但是要写这个中国哲学的时候，按照我的理念应该是发挥它的义理，它的哲学意味，它的哲学真理，包括宇宙真理、生命真理、知识真理。要发展这些东西，就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哲学强调直觉。什么是直觉？直觉跟被直觉、经验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对那些西方哲学家提出这样的哲学问题。因为我自己有了解，所以我能提醒他们怎么去发挥，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认识用在我的题目上。

　　为了要把《中国哲学季刊》第一期发表出来，从1971年开始筹备建立编辑委员会。我从1965年开始做了几年的基本教学，开展了很多讨论课，从最早的先秦哲学，又挑出《易经》来专门研究，然后道家，再到宋明，然后再考虑到禅学，禅宗的哲学，再到近代。我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我当时想要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以我就开了相关课程，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去听。我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深入了解之后，就把西方一些具有思想高度的汉学者或者思想研究者资源聚集到一起。其中有一个就是李约瑟，他多次到中国，专门研究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写了一部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很有名。他后来写中国语言哲学，涉及到很多资料，所以我在教中国哲学的时候，参考了他的书，他还有一个科学家的背景。后来我在牛津认识了他，他对我要办的这个杂志非常支持，也成为刊物作者。就这样，慢慢地我把整个西方对中国关心、具有思想能力，并且能够真正去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些人才资源整合起来，成了早期的编辑委员会。这其中包括一些老一辈的研究者，也包括一些新的，可能对中国哲学不是很了解的哲学家，但他的工作是怎么了解这个概念，怎么分析，怎么掌握它的义理。这批人也是非常好的，包括我在美国的导师也被影响了。这一批人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一些重点大学，包括哈佛大学。我在开会的时候，会跟他们有一些交往，同时我自己也写文章，他们知道我懂得西方哲学，所以交往得很好。我慢慢从那里面遴选出了一批人，因为他们有一个西方哲学的传统，有方法论，你要给他一个中国哲学的基本导向，一个文本，一部典籍，同时你要给他一些基本理解，让他了解到，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中国要表达什么意念，中国的知识是什么，中国的价值是什么，中国对宇宙的认识是什么，一种变化的视角是什么，等等。尤其在哲学方面，你要让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为了第一期期刊的出版，我要收集一年的文章，后来有很多人愿意写，包括物理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在第一期里，包括我自己也写了关于禅学方面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摸索了一年半到两年，才把人的基础打下来。因为这个人物的关系很重要，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人物关系，他了解你，他支持你，他知道你的方向，所以这个要摸清楚。

　　刚办刊时没有钱，都是通过我去开会，或者是利用访谈，多数是通过电话，那时候还没有Email，比较艰苦，周期也比较长。同时也了解了欧洲的情况。法国巴黎大学有有一位女士研究中国的《算经》，她正好要找我写一个《易经》跟《算经》关系的文章，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让她写一篇关于中国哲学的文章。因为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往往就关注一个点，其他都不熟悉，比如《淮南子》，他写《淮南子》某一篇，《庄子》也是就某些基本章节做特别的研究。西方哲学的观念就是很专注在某一个专题上面，那么我的看法就是基于这一方面把它再扩大成为一个哲学的认识，再跟其他西方的哲学命题联系起来，要借助它展开观点，要让它不陷入只是学术文本的研究，而是有一种思想的透视，能够提出正确的命题，要鼓励他们这样去思想。所以，我當时就从事了这些工作。

　　当然，这些工作对我也很有帮助，我慢慢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信念，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这样一种信念，当然这也是必要，因为你把一种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语言，它就会不一样。从语言来讲，中国语言是整体的、直觉的，但中国语言也应该分析地去看、去处理，所以中国现代语言为了沟通的需要，为了主张的需要，必须要变成一种分析的、概念的、论证的、有组织的语言。即使你有很深刻的见解，还是要通过具有逻辑性的论述来表达，而且还要尊重已有的成就，这就是学问，你不能说你什么都是从头开始。现在我们也鼓励大陆学者。往往有些学者讲个问题，把他自己当作唯一的起点，他不去探索一下，过去的学者在这些方面做了什么贡献，你的目标是要超越他，所以你要批评他，你要提到他，他做的这个东西，提供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今天要写这个文章，因为他这个问题很重要，他没有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或者说的观点还有问题，或者说他不错，他有成果，有某种成就，那要说清楚他的成就在什么地方。一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一说就从他自己的说法说起，或者要求是自己的原文，他并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原文，他不知道这个原文有很多人已经读过，都有看法的，所以你光是从自己出发，这样的文字投稿我们不能用，就是因为你没有进入到一个讨论的传统里面去。所以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都有一个讨论的传统。顺便说一下，比如我们说的“船山学”，到底这里面有哪些主要的问题，作为主编，作为创办人，如何通过学会或其他渠道，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主题，我们要发行专刊也是这个道理，整合一些观点，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对前人做的东西有一个承认，才能够让大家来讨论。

　　有了前面这个基础，到了1973年就需要找一个出版单位。我当时一直在考虑出版单位，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钱怎么办？怎么出版？所以我拼命地想看看哪一个出版社愿意接受，一般的出版社不接受，至少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不接受。我们不知道到底读者是谁，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切都是从无到有，一个草创的阶段。我知道一家出版社，他们曾经出版过印度哲学的一些东西。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不一样，大家很早就把印度哲学看成是哲学，叔本华就受到印度哲学的影响，因为他们翻译印度的典籍更早，英国人统治印度也很早，他们就把印度吠陀时代那些文本都翻译出来了。印度人是雅利安人，他们有一些思辨的东西、思路很清晰。中国的典籍尤其像《论语》，黑格尔说这只是一个格言集，汇编成的没有组织的一种言语而已，不能算哲学。我觉得这当然是错误的看法，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挖掘语言背后那个活的思维。首先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活的东西并展现出来，要把它的前提、效果展现出来。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文本，要变成一个有头有尾的论述，就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发挥它的义理。为什么叫义理？为什么《周易》很重要，因为《周易》它是用符号，显现出来一个卦，显现的象也不是全面的，它还有中国人所谓象里面数的问题，在一个宇宙论的背景下来认识它，然后同时发生的这种背景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知识论的意义，认知的意义和行为的意义，价值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把《周易》当作很好的中国思想的范本，因为有这个符号体系。符号体系背后的前因后果的东西却很少被重视。大家只就表面的文字下工夫是不够的，为什么提出本体“诠释”的概念，在这个方面我凝聚了一套方法论，提供给我们的作者。受到影响和启发的西方哲学学者。包括最近香港科技大学哲学系一名教授，他现在要出版一本书，要我写推荐，他就是受到我影响的一个人。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有好几个人都是在这种影响下，自己变成了比较哲学家，有人干脆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哲学，然后他开始发布文稿，我请他在专题上面发表，那人搞的是德国哲学，最熟悉的是唯心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阶段，那么这个东西我也了解，所以我也提示他在这方面怎么跟中国的东西有一个结合，启发了他一大堆思想论题，给他很多鼓励。

　　后来我想找一个支持者，找一个出版者，刚才说的这个出版印度哲学的出版社ReidelPublishing，我发现这个出版社是当时甚至现在都还是欧洲最大的出版社。我跟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在信里面提到《中国哲学季刊》的出版事宜，对方态度很谦和，他说你要出版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出版过，既然已经有了很好的论文，还有一个宏观的计划，又有这样一个想法，他觉得非常好。他们愿意考虑出版，但是有个前提，他们发展读者，要寄很多东西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现在要投入很多钱，但是这个都没有关系，他负责发展。但是期刊出版之后，赔钱的话，他主张给我五年时间，这五年里面赔钱由我来负担，赚钱就不跟我分。我说这个很好，没有问题，我承担了，我当时就说，我拿我自己一半的薪水来保证总可以吧！我算一下，至少生活上有一半的薪水可以投入支持这个杂志，所以对方对此很满意，就同意了。

　　《中国哲学季刊》的出版就开始进行。因为是季刊，出版就不能停，所以说一年四期是很费劲的，三个月一期，我还要教书，还要做研究，还要审理刊物，还有很多出版的事宜要管。所以这个期刊办下来之后，开始肯定是赔本，因为它在发展中消费很大，但是我就用我自己的薪资来支持这个期刊，我说赔个十年吧！其实没有到十年，应该说到第八年就开始有一种平衡。中间还有一个转折，后来又遇到经济危机。当时又赔钱了，赔得相当多。后来我就把《中国哲学季刊》从那个出版社拿回来，我说我不能再赔了。所以我就在夏威夷建立了一个出版社叫“对话出版社”，我自己印，自己出版。我自己试试看怎么把这个刊物出版。我那时已经有一批订户了，所以赔还是很值得的，中间平衡，平衡之后又需要再出版，所以之后十年是我自己出版。我自己建立一个出版社，然后把这个杂志拿到台湾去印，跟当地公司签订一个合同，下面有几个印刷公司来印，还有一个出版社来出，还要包装。我没有想到出版那么麻烦，还要有人来管订户，夏威夷大学帮了我很多忙，哲学系指定一个研究生和一个博士生来专门帮我。

　　等到将近三十期、差不多二十年的时候，收支慢慢平衡了，所以这个过程付出是很大的。包括我夫人也参与在里面，帮忙处理稿件，还要审稿，后来审稿的过程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要求比较严，我们也加入到国际出版刊物委员会。工作是很辛苦，但是很奇怪，三十年以后英国最大的出版公司柯林斯的负责人，在开哲学会的时候突然找到我，他说你这个杂志贡献很大，我们想看你是否愿意跟我们定个合约让我们来出版，我们把所有出版工作承担起来，你就专门做编辑。这个出版公司是一个百年老店，所以后来我就到牛津去参观了他们公司，他们与牛津大学合作，专门出版哲学刊物和哲学书。他们非常慎重，很佩服我这样一种精神，说“你是第一个看到中国哲学重大意义的人”，因为中国也在发展，尤其1995年中国的发展很快。后来我跟他们谈判，最后商定这个杂志办刊权属于我，他们来支持出版。他们主要是靠收益来支持这个杂志。也有人给我们扩大杂志的编辑队伍，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支持。这期间为什么能够支撑二十年，这里要说一个重要的决定：就在1975年我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因为没有人不行，没有文章不行，所以我觉得随着中国哲学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以前有人是用学会来支持一个杂志，我个人还没有看到，我是以杂志来支持这个学会，早期花了大量时间。我自己搞哲学研究，因此在1975年，我开始发起国际中国哲学会，那时候陈荣捷老先生还在，包括方东美先生，还有安乐哲，在中国和美国，已经有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哲学家出现，而且我出了那么多的期刊之后，很多学校也开始关注。

　　这里还有一点，就是此前我已加入了美国哲学会。美国哲学会每年有三次会议，一次是在12月的东部，一次是3月的中部，或者是有一个西部哲学会议，我任命了一些学校的编辑，那时候编辑很多了，他们愿意提供支持，包括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还有美国的。请他们来参与、建立这个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我们参加美国哲学会，同时开始建立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中国哲学会1975年正式成立，我当初定的一个管理方针就是：每两年开一次国际会议，在不同地方開，让那个地方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我一般参加的国际会议以大型为主，所以我也把自己定位成这样。我做了八年的会长，然后把会长选举变成国际性的选举，当然有一个要求，任何做会长的必须要主持一次大型的国际哲学会，这个传统没有变过。我们从美国的东岸到纽约大学，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在多伦多大学开会是1985年，1984年汤一介先生刚好在那边，我就认识了他。1975年到1985年十年期间，有很多大陆的学者要求参会，包括庞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等，然后他们也邀请我回国开会。首先我邀请他们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开会，因为这个哲学杂志的关系，有很多人受到了影响，同时也改变了一些汉学家的态度。所以他们帮忙找了资金，找了各种基金会，我说你至少要提供20多名学者的来回机票，我要帮助大陆学者出国。所以那次会是很好的一次会，把中国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学者还有知名人物都请到慕尼黑去，那次会开得很成功。保尔教授，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汉学家，他自己跑来找我说他也在那边开会。

　　国际中国哲学会议慢慢形成了一股潮流。每次开会都有50篇甚至70篇文章，有一次开会甚至达到一百篇。在语言方面，我们是中英文通用，英文好用，把它用来作为杂志发展的一种助力，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够从第八期办到第三十期的重要原因，有各种会议邀请我参加。各种哲学会、中国哲学会，还有亚洲哲学会，我都参加，都要提交文章，以文会友，通过这个会来带动很多西方学者，让他们来参与中国哲学的建构。刊物已经出版了，就有一套说辞，有一套方法，基本的方法是分析的，当然有好的中文文章翻译加以注解也接受。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世界性的审稿系统，现在杂志的编辑部很大，我是主要编辑者，下面有两三个首席编辑，首席编辑下面还有助理编辑，还有两个书评编辑。中国书评还建立不起来，因为中国没有比较好的中英翻译，英文制作很麻烦，我们很希望用英文来写中国出版的书，当然我也有少量介绍过，比如成都的学者蔡方鹿先生的一本著作，我说你先把它用英文写成一篇介绍，然后再找人写书评。我倒是很想把这个弄出来，但是这个一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做得很好。总的来说，为什么刊物能够维持那么久，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参与到了一个创造性的哲学过程当中，通过学者的参加，因为每两年改选一次，每个人都需要办好他那一次的哲学会，把哲学会办到全世界去。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的哲学会到过美国，从美国的纽约大学、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再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然后再到澳洲的昆士兰大学，然后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然后到北欧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然后到韩国的首尔大学，差不多都涵盖了，还有很多不是年会和国际会的会议，所以使《中国哲学季刊》每次都能有稿源。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在出版，其实送得也很少，都是他们要买就买，不买就算了。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刚刚说的出版公司参与进来，我觉得他们的确很有诚意，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所以从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他们很愿意来全部出版，让我完全做编辑，出版方面的事务就由他们全权负责。但是他有个要求，到最近才提出来的，他要我们出五期，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一个负担，出四期已经压力很大，因为要编辑，要书评，书评是全球的，书评审稿周期很长。所有的教授，都要上课，还要从事学术研究，所以一个书评稿的审稿，至少要超过半年以上才收得回来，两个人往往拖一年，所以这个就很麻烦，比较慢。但是稿子我还得自己看一遍，这就使我自己也很忙。出版公司说要出五期，我们时间很紧张，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决定试试看。所以后来经过编辑的参与，我们一年就出了五期。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创刊三十年的时候有一次庆祝，那次通过新的编辑，我们刊物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版，一个是牛津，一个是波士顿，所以这个刊物就变成全球性的，那次活动比较大。我们当初办刊就是靠自己摸索，后来通过一个知名的有历史的出版公司，尤其是它对哲学有出版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刊物开始得到全球性的发展，这种发展之后也跟上了时代。他们有一个制度，就是他们大概出版有哲学杂志十本，要订就订这十本，捆绑式销售，这个很厉害。本来学校没有这个杂志，捆绑式营销也让你有了。第二个发展就是电子版，出纸质版同时也有电子版，电子版也要收费，当然两个收费标准不一样。所以关于出版的事情，他们全部操办，我完全不管，我们只需要尽量提高杂志本身的质量。现在稿子太多了，有压力，我们一方面有很多不能接受的稿子，但是也有很多好的稿子。创刊四十年的时候，也就是2013年，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办了一次盛大的纪念会议，很成功，这个会议有太多文章了，都是很好的西方学者写的。国内当时能写英文的学者不多，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英文也越来越好。现在我们办刊面对国内学者的文章仍有困难，英文本身是最大问题，一般如果用英文，我们还是要找一个专门的编辑，我们要求作者也要找一个，如果他原来没有在英文杂志发表过文章，他的英文哲学质量，包括表达质量一般还是不够。但是总的来说国内学者的英文水平跟十年前比大有提升。我也曾拿陈来先生做了一个“实验”，我说你把你的东西找几个人翻译，翻译改了再改，然后你再加注，这种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现在国内逐渐在培养这样的学者，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在美国和英国有很多留学生，当然学哲学的还是少数，不多但是也开始有了，还有些汉学系的走向哲学的也有，他们写的文章，格式属于已经成型的格式。其次他要进入到这个语境，对这个问题研究本身要有背景资料的认识，比如写庄子，不能拿着庄子就写，别人写的什么，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你有什么哲学观点，都要讲清楚。很多国内学者投稿，比如关于《道德经》的，没有一个新的解释，就老老实实在那解释，这没有什么意思。太多这种文章，好像别人不知道。其实这四十年来，西方人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研究很不错的学者，他们甚至于有人已经到中国来学习、研究，他们本来是搞哲学的，有着西方哲学背景，所以这点他还更熟悉一点。而中国人搞哲学的，他往往没有西方的背景，又不能掌握全球性的资源，所以这还是一大缺点，因为他没办法展开来。我们的读者是什么人？都是搞哲学的，还有就是跟哲学有关的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所以你的东西必须要有相当高的可读性和某种程度的一种义理结构和一个清楚的结论，不然你搞了半天还是不清楚，你的结论是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贡献？为什么让别人觉得有必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你要问这个问题，你到底在整个发展中有什么贡献？要在这个背景里面去定位。所以我们《中国哲学季刊》基本上是遵循这样一种方式在运行。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绝不只是在傳播中国文化，绝不是单纯的传播。我是在重建中国哲学的一种陈述，重建中国哲学的一种精神。而这个重建精神，回归到中国来说的话，有它的重要性。认识了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同时也可以反过来促使中国人走向更清楚的、更细致的哲学思考。总结来说，一是通过各种以文会友的方式，以学会友的方式，凝聚更多对中国哲学有兴趣、实际投入到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第二个就是有一个相关的学会来支撑哲学语言的基本发展，这个学会是经常在开会的，因为我们每年开一次会，但是每年我们都是跟美国学者开会，每年3月、4月、12月，都有我们的论坛，我将它变成一个活的东西，所以稿源才不断，这点我想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制。那么同时还要有一个眼光，就是对于未来的发展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比如我们现在考虑中国哲学的各种问题，它有些什么突出的问题，当然我们并不谈过于现实的问题，哲学就是哲学，所以很多文章谈到一些太现实的问题，如宣传式的文章，我们一概不要，我们刊发的文章纯粹是学术，纯粹是哲学。这在现阶段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培植一个中国哲学的精神独立的思想共同体，在这里面维护中国哲学的传统。这样的话，中国人的智慧才会以一个更高的形式来呈现，或是加以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认识。

　　当然，在《中国哲学季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比较困难，因为要经过两审，两审总是挑出很多问题，要把它改正，又要花很多时间，一篇稿子要花两年时间才能够出版。我们已经做的稿子够多了，所以越积累越多，现在最大的问题变成：稿子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的问题，所以有点人手不够。我们有很多教授退休了，还会有新的教授进来。而且我们的出版社非常好，非常支持我们，我们收支保持平衡，如果还有多的钱就拿来做一些哲学会议的开会基金。我在夏威夷开了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议题分别是东西方对正义和民族观点的一个会议，还有一个是诠释学发展的哲学会议。

　　总结来说，《中国哲学季刊》的发展途径，对《船山学刊》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我是很希望能够了解。我想这个学刊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从两年前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船山学刊》一方面发展船山理论，另外一方面也要发表跟船山思想有关的学术论文，还要能够发表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这样来规划学刊的发展，同时建立一批基本的作者群，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小型的船山学会议或者是在任何开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作者群的聚会，还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的最后的建议。谢谢。

　　作者：成中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