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发展思路论文（共7篇）
第1篇：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中国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中国古典传统思想中的独立学科，在我国的古典传统思想分科当中，是不存在政治、思想等要素的。作为一个缉拿民族因素、历史严谨线索的现代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绝对的现代产物。本文从实际出发，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什么学科，在何种意义上被人们接受等问题展开探索。
一、学科的自我规训与学术尊严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新兴学科，在中西思想教会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都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例外。
规训的英文词写作Discipline，在英语当中，规训这个次具有惩罚，使变得正确、通过训练获得控制等多种含义。可以说，规训呈现出的含义是讲某种东西规范化，而规范的方式则分为惩罚和引导两种。规训一词最初被社会科学规范定义，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当中。
任何一个想要进入某个学科的学者，他们都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以及尊严。但是党他试图进入一个学科进行领域研究时，他就不的不接受这个学科形成的规则，从而使得自己具备进入研究的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之一，就是进行不段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指学科内部与外部对学科的塑造，额有新老代表人物对纪律的维持。一个科学的初学者，不得不接受此前形成的研究网络，接受压力性审查。一般来讲，一个学科在自身的规训上越严格，那么他的学术尊严也就越能够得到公认。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自我规训的四个维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并不具有学科悠久历史的声望支持。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正式星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尊严就是由于规训不够阉割，因此无法机身热门学科。这里所谓的热门学科，指能够吸引研究者全心进行深入探究。
从学科的自我规训来看，一个学科要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就需要为进入这个学科的学者们提供能够良好整合学科资源的规训准则。就“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长期以来学科的自我规训，都没有清晳的呈献给研究者，也没有得到其他竞争学科的尊重。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来讲，直接的竞争者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占据了政治思想研究的优势资源。此外，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仿照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很难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当中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从属学科。
而要提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门槛，加强学科研究的学术批评，增强学科竞争力，就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自我规训的四个基本维度进行界定：
第一是国别辨析，应明确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还是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能够建立起更为合适的学科准则，从而引得学术界的认可。
第二是定位，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需要进行国别定位，同时也需要进行学术定位。现如今，人们在对政治思想史仅进行整理时。常常会采用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并且使用古希腊式的研究方式来处理相关概念，从而形成政治思想史。
第三，历史归类。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学术史还是观念史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就相对而言，观念史更注重文化体系的核心理念，因此，丢星期较晚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需要脱开无法凸显特质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约束，从而对中国政治思想核心理念的披露，呈现历史学科的独特行政。
第四是理论尊严。从学科上来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而兴起的。由于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认同是基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因此附带性的模仿其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表达一种大同。这样的认同，不等于尊重，而是同情的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只有脱离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规训体系，并建立起自身便捷明确的规训体系，才能够具备理论尊严，获得学术敬重。
作者：万如意
第2篇：“王权主义”视域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刘泽华先生在治学上一以贯之，自20世纪60年代矢志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以来，就一直在此领域兀兀穷年，深耕厚植，从而建立了以“王权支配社会”为理论内核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体系，在国内外影响甚巨。而在刘先生学术与人格的感召下，众弟子追随先生投身此域，从而积流成河，汇聚成今日影响日著的“王权主义学派”。眼前这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由刘先生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凡九卷，逾530余万言，集“王权主义学派”30多年思想研究成果之大成，如此独具个性、独具特色、独具视野的学术工程，足以嘉惠后学，启迪来思。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的政治本性，在以政教合一、实用理性为文明特点的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特别充分的发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是中国历史社会的轴心，因而政治思想也就自然尊居于社会主导性话语和思想文化的“主干”地位。在晚近以来中西文明冲突、融合及由此导致的中国社会转型中，这一特点继续延续并得以强化，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是政治牵引型的现代化。而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亦在响应时代兴替与文化反思的诉求下应运而生。
20世纪初梁启超筚路蓝缕，率先以西方学术范式撰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是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之发轫。其后，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质有其独到而规范的阐释，从而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进入发展阶段的代表作。而今刘泽华先生主编的这套《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作为国内首部完整、系统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标志着此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与先贤之作相比，刘著能以历史线索为经，政治问题为纬，以王权主义概念作为统摄性枢纽，呈现出一幅中国政治思想宏大而又缜密的历史画卷。该书系统展示了从先秦到近代2000多年来诸多思想家、思想流派、政治人物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潮及思想争鸣，更凸显出历史格局中思想与社会、政治思想与其他思想、政治思想不同板块之间相互激荡、演变的脉络和轨迹，并归纳出中国政治思想万流朝宗的变迁大势。与习见的政治思想史著不同的是，刘著绝不止步于历史铺陈，在范畴界定、学术架构和历史结论诸方面均自出机杼，发人深思，体现了鲜明的本土性、原创性和学派特色，蕴涵了对中华文明整体的理论洞察和对现实与未来的深切的实践关怀。
透过《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叙述和阐释，可以看到，探寻“以国家政权问题为中心，兼及各种政治现象，提出系统政治主张”的中国政治学说，如果不能深入古人的语境和问题意识，理解古人的言说方式和思维习惯，则势必造成先入为主的误读，步入学术的旁枝歧路而不自知。
譬如，梁启超、吕思勉诸氏早已指出，中国古人的脑识中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政体概念，但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历史进化论和“治权在民”的民主成为世风，而与之相对的“治权在君”的专制就不再被视为一种价值无涉的政治制度安排，而是暗含不受限制的专权和落后原始治理形式的负面含义，从而饱受道德和学理上的批判。由之导致中华数千年文明史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描摹成黑暗、落后、停滞的帝国；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意在重建民族自信心，奋而挖掘梳理中华文化内里的民主基因。二者虽叙述有异，却共享了以今人思维妄度古人思想的先验背景。虽然双方各执一端，均能自圆其说，但终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失。研读刘著，或能恍然有悟，原来现代政治学的“专制”与中国古人的“专制”只具有“家族相似性”，中国古人一方面既普遍主张君主必须独断，从正面肯定“专制”；另一方面则又反对君主“独治”而闭塞视听，从而局部否定“专制”。此“独断”与“独治”的细致分疏，根本肯定“专制”与局部否定“专制”的一正一反，正彰显出中国古人固然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但传统专制制度文明仍然不失其弹性与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混沌性思维”常令思想史研究者一筹莫展，但刘泽华先生则着力凿破这种“混沌”，其“阴阳组合结构”就是显例。此概念的要义在于：政治理论的逻辑既是二元的，又是一元的，一分为二而又合二为一，诸如“道高于君与君主体道”“民本与君本”“尊君与罪君”等一系列相互倚伏、互相牵制、相反相成的阴阳二元范式与命题。按照“阴阳组合结构”的思维模式，儒家纲常伦理既规范和批判了王权，也同时肯定和维护了王权；民本虽然备受强调，但终究附庸于君本；尊君是尊理想之君，罪君是罪现实之君，但无论尊君还是罪君皆离不开君。
上述政治思维模式的确吻合于中国古代社会“王权支配社会”的本相。刘泽华先生认为，“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王权”虽然统摄了中国古代社会维护天子权威和家天下的本质理念，但同时又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建构物”，势必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新又新，更新着不同的政治内容和文化意蕴。这不仅仅意指从夏商周封建制下的“宗法等级式君主政体”到秦汉以降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式君主政体”的丕变，即便是同一君主政体内部也同样随着历史境况的不断改变而激发出不同的损益。类似的，王权对社会的支配亦不仅限于政治社会，而是全方位、多层面的渗透。因而，只有在王权主义理论的整体观照下，才能突破学科的藩篱，描绘出古代社会真实而有机的图景。
多年来，刘泽华先生的“王权支配社会”说在历史学界有着广泛认同，当然也引发了不少争鸣、批评与误读。其中之一是将“王权支配社会”解读为“王权绝对支配社会”，从而指斥刘先生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间自治”传统。实际上作为一名熟谙中国史的专家，刘泽华先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断言王权可以包揽一切，细思其真义，所谓“支配”应当是绝对支配和相对支配的统一。所谓绝对支配，是指在名义上和理想状态中王权处于国家体制上的最高端，因缺乏分权和制衡而具有无限意义上的权力，因而具有绝对支配整个社会的可能性。所谓相对支配，则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个体的君主不可避免地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无法把理论上无限的权力发挥到极致，故只能有限地支配社会。王权对于社会这种支配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王权恢恢，疏而不漏，它要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就某些人事而言，可以同它拉开一定距离，所谓‘不事王权’，但不能逃离它”。王权对于土地和人身的最高占有，“有时名义上是虚的，但它随时可以转化为‘实’，‘虚’和‘实’结合，以‘虚’统‘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发生的悖论：一方面，民间社会的确存在着天高皇帝远的散漫自由，以及缺乏法律与制度保障的有限的“乡村自治”；另一方面，王权对于民间社会的横征暴敛和由此引发的官逼民反现象亦俯拾皆是。
王权对社会的支配除了表现在土地和人身所有权之外，更深刻表现为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力。刘先生将以王权主义为旨归的政治哲学拟作王权体系的软件。正是通过诸如“君权神授，君主是天人秩序统一的枢纽；圣王同谓，君主是尽伦尽制的权威；家国同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乾纲独断，君主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等程序所编织的纲常之网笼罩住古人的大脑，从而使之视王权如日月经天，自然而然。
这种政治哲学又进一步扩展成政治文化，经由“血缘、文化、权威”认同浸入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即通过个体的道德修身来内化王权主义价值观；通过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来稳定王权主义下的社会秩序；通过察举征辟和科举制度来使得士人通习经术为王权主义所用；通过清官思想、纳谏制度、平均主义来作为王权主义的日常调节机制；通过“改朝换代”“与民更始”“新王改制”来实现以王权主义为永恒基调的政治革命与改新。在此之下，中国古典的人文主义显然难以培育出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之人；作为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载体的中国士大夫则更是纠结于既为君主的臣仆，又为理性和道德主体的双重人格的分裂之中。
基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王权主义本质的整体判定，刘先生认为，传统儒学构建的是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的政治价值结构，因而与现代社会所奉行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理念是根本相悖的。正如刘先生对王权主义所抱持历史主义态度一样，他对儒学的历史定性并不意味着整体抹杀儒学的道德理想作用以及文化的相对价值意义，只是判定儒学的批判精神陷身于王权主义阴阳组合结构之中而无法抽象剥离。正因为如此，在远没有走出王权主义阴霾的当代中国，启蒙仍是未竟之业，中国亟须一种法治的、人文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而不是儒学的复兴。刘先生希望，“应当在西学与国故之间有所拣择，依据当代中国的实际状况与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建构出现代社会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政治秩序”。
很显然，刘先生的观点是针对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言论有感而发的。刘先生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对若干当代概念和社会现象做儒家价值的诠释，同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也过多地包含了其主观意识与信仰价值的投射，从而使历史与传统蜕变为抽空真实内容的文化浮游物。其结果，不但有害于客观的历史认知，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批评刘先生忽视了儒学的多样性，夸大了儒学对王权的承认与支持，无视其对社会利益的表述与维护。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儒学有着各自不尽相同的理解，但他们在中西思想文化碰撞的时代场景下，出于对民族文化生命的关怀与焦虑，表达了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拒斥和中国的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他们认为，在当代文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中，儒学在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等方面应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主体建构作用。
以笔者谬见，刘先生所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战是源于立足点的不同。前者奠基于文化的古今之争，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强调的是文化的中西之争。如果说古今之争代表的是时间，那么中西之争则象征着空间。正如时空本为一体难以独存一样，古今中西之争自近代以来一直就萦绕于中国社会前进的每一步，并注定于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新上演。
作者：李春生
第3篇：重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视角
中国政治思想史自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目前，凡是开设“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校均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政治学研究》、《政治思想史》等专业期刊及各综合期刊每年均有大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文发表。但是，学科定位的分歧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在目前的学科定位中，中国政治思想史或是从属于历史学，是中国史（一级学科）中专门史（二级学科）下中国思想史（三级学科）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并列；或是从属于政治学，是政治学理论（二级学科）中中外政治学说史（三级学科）下的四级学科，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并列。就历史学而言，主要任务在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方法基本是考据的功夫；就政治学而言，主要任务在于发现政治发展的规律，具体到中国政治思想史来说，就是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政治思想演变的规律，因此更注重看待政治思想的视角，即运用理论的差异。
一、政治思想演变规律研究不足
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曾提出“王权主义”的概念，认为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就是王权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仅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王权主义是核心无疑是正确的。进入近现代之后，王权主义思想面临着三方面的冲击：一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二是科学思潮，冲击着天人合一中天与王的联系，影响着君权的神秘性；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另外，西方势力的涌入，冲击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家族结构。在几种势力的作用下，首先，王权已经不复存在，王权主义作为一种观点不再提倡；其次，王权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有了根本的变化，父权难再给王权提供有力的支持。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演变规律，学术界至今没有提供满意的答案。
随着历史演变，中国政治思想在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但其中也发生过思想倒退的现象。譬如，汉代人对王权主义的论证远不如先秦思想家深刻，“天”的概念在先秦时期较多自然的论证，而后却逐渐神秘化。再譬如，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远比前清时期的政治思想要进步得多。而民国时期的一些思想、理念，也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如何认识思想发展中的曲折，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又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这不仅对于认识传统的政治思想有帮助，而且对于找出当今的政治思想研究出路也将有所启发。
二、回避现实导致学科边缘化
在政治学科体系中，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必不可少的一门学科，但又是边缘性的学科。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很多，譬如使用的概念、术语与政治学不接轨。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回避现实。
所谓回避现实，一是对古代思想的研究缺乏对现实的观照，往往为了研究而研究，很少涉及对于现代社会建设的意义。二是重古代轻近现代。研究者对古代政治思想探讨较多，也最成体系，但对于近现代的政治思想探讨较少，至于现代政治思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思想研究更多则是应景之作。三是对现代社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譬如当前面临的价值观混乱问题、公民的培育问题等，政治思想史研究理应提供更多的学理支持。
三、重思想轻历史
现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多注重政治思想逻辑内涵的研究，譬如研究某个人物，多注重其政治思想的内容分析，而轻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中对学术渊源的探讨又超过了对时代背景的考察。因此，加强思想与历史的结合，一是指注重思想的发展史，厘清理论、概念的渊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二是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政治思想与历史的结合之所以非常重要，在于历史是为政治思想进行定位的。学术渊源的研究是为政治思想的内容进行思想定位，在思想发展的长河中找到某个人物或理论的位置。如果不注重学术思想的流变，会导致我们对政治思想的判断出现偏差。譬如，有关明末清初三大家的政治思想，有学者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启蒙思想，并据此断言中国如果没有清兵入关，自身是可以发展出资本主义思想的。但如果对思想的流变有更深的了解，就会发现三大家的一些思想（譬如人性论），先秦思想家早有论述，而做出判断就会更谨慎些。
历史背景的研究是为政治思想的内容进行时代的定位。如果不注重历史背景的考察，同样会导致我们对政治思想的判断出现偏差。多年以前，刘泽华先生曾经在一次哲学博士论文答辩中问到，“仁”的具体历史内涵是什么。哲学系的同学大为不解，其实，刘先生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谈“仁”。政治思想如果缺少历史背景的支撑，容易使我们对政治思想的判断高估，夸大精神的力量。汉末清议的士大夫背后有太学这样的平台，除了三万太学生，还有门生、故吏、家族的支持。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以单个的个体面对强大的权威。如果认识到此，我们就不会夸大汉末士大夫的精神力量。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对东林党的判断。
四、理论与方法滞后
再一个制约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是理论与方法的滞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简单地用阶级分析、唯心唯物二分等机械的分析方法遭到了学术界的抛弃，但对于用什么理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并未达成共识，于是深陷于从概念到概念、从术语到术语的分析。然而，理论是帮助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视角的差异会导致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出现差异，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入。缺少理论使我们的研究停滞不前。譬如，有的学者研究民本问题，争论古代的民本思想究竟与现有的民主思想有多大差距，但却很少关注到当今民主思想的发展问题。只有对西方的民主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才会对民本之争有较为公允的评价。
另一个问题是方法的落后。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主要是从正史和人物著作中寻找材料，缺少对相关文学性材料的吸收。当年陈寅恪先生注重文学素材与史料的结合，得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结论。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研究多关注说什么，但对怎样说很少分析。譬如对皇帝的诏书和大臣的上书，分析重点在于内容，但对其格式以及背后的政治含义缺少分析。此外，访谈法、定量分析方法都还有待加强。尤其是涉及近现代的一些思想家，访谈法能够使我们发现更多的史料。
作者：季乃礼
第4篇：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之我见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本科阶段所开设的该课程是政治学专业或行政管理等专业的必修课。而本科课程建设是本科教学管理的一个中心环节，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因为是否拥有一批高水平的课程，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衡量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非常重视本科课程建设，每年都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一批专业及基础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就是其中之一。通过两年建设，该课程有了较大改观。下面就把自己在课程建设中的一点浅显的心得拿出来与大家交流，还望各位专家同仁不吝赐教。
一、开宗明义，介绍清楚本门课程的研究对象
作为教师，我们接手一门课程，首先要弄清楚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按照研究对象的范畴来组织、充实教学内容，准备好教案和课件。这是教师自己上课前的准备。面对学生，在开始讲授本门课程内容之前，必须先介绍清楚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使学生对之后所要接触的内容属性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具体到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程，它作为政治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1]（P3）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中国政治思想史主要阐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以及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P2）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属于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沃土中，具有思想的联系性和整体性。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政治思想，而是与其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政治。”【2】（P2）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大体包括政治哲学问题、社会模式的理论、治国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问题等。【3】（P1-4）思想家们以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以伦理思想作为行为准则，既从哲学的高度认识自然，又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正如儒家经典《大学》所论述的那样，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最终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从而形成一个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和政治思想的完整的学术系统。
二、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有选择地确定内容
选定一本好教材是上好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必不可少的条件。目前多数院校在教学中采用的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即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该书编排体系完整，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从中国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划分为六个时期，既“避免了古代与近代二板块机械二合一的理论缺陷，同时也实现了政治思想家、思想流派、思想发展阶段三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统一”。[2](P6)该教材注重学理上的分析，及时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此外，还提出了一些新颖且立论坚实的学术观点，因此它适合作为本科生教学的主要教材。当然，仅仅用一本教材，显然不能满足该课程的需要。教师在上课时也不能照本宣科，而应参考多本相关著作及学术论文，精选框定讲课内容。同时，应列出该课程的参考书目，为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指定有效的文献资料。这方面较好的参考书目有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刘泽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同时还可开列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哲学史、文化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有关书目，使学生能够根据需要查阅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和工具书，提高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教材确定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任课教师如何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有选择地确定内容。教材是以学派、人物为核心，阐述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比较完整、系统。而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则可以根据学时的多少来确定所讲的内容，不必把教材中涉及到的每个思想家都讲到，没讲的部分可以留给学生自学。在确定教学内容时，不仅要讲各个时期重要的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而且要对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的异同进行一些比较；不但要讲清楚主要思想流派的特点，还要介绍各流派发展演进的变化轨迹及其规律。
例如，我们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儒家思想是很重要的内容。而儒家思想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从孔孟的思想，到独尊儒术、宋明理学以及之后，主流思想演变的主线是什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就应该尽量交代清楚。儒家学说从介绍孔子的思想开始，然而孔子思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现在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的认为是以“仁”为核心，有的坚持以“礼”为核心，也有以“仁”和“礼”并为核心说。而每种观点都能找到孔子的言论作依据，很难达成共识。众所周知，孔子在世时并不得意，其学说也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学开始被重视是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叔孙通恢复礼制，强调君臣之道，使得刘邦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和高高在上的威严，于是，儒学悄然复兴。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名专家萧公权认为：“盖儒学势力在汉初之五十年中显已开始进展。”[4]当然，儒家思想真正位居政治指导地位，则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得以发展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
这时的儒学和最初的儒学有何不同？汉初儒学尽管大体上继承了孔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之说。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5]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为“阴兼于阳”，阳制约阴。他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很多著作都强调过，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统主张，是儒学得宠的原因。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他的思想虽然有以天制君的成分（如“天谴说”），但是，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指出的，汉武帝“更喜欢儒家的是三纲五伦说”。[6]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董仲舒更强调的是“礼”，或者说他把孔子“礼”的思想发展得更加精巧完备。“礼”本是孔子的思想，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秩序，孔子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绝对服从，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7]。而董仲舒则认为，人们不能直接与天联系，期间必须由帝王作中介。对天来说，帝王是芸芸众生的总代表，他代表人类与天对话；对民而言，“王者承天意以从事”[8]代表天治理人间。因此，“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9]，君主的权力来自天，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而是沟通上天和人之间的中介，离神不远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主要就在于董仲舒的学说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改变了先秦儒家关于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皇帝专制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董仲舒发明的。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之后，“君权神授”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汉代儒学发展逐渐起到了宗教作用。
那么，宋明理学是不是也在沿着“礼”的思想发展呢？经过考察我们发现，孔子“仁”和“礼”的思想是互为补充的。“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规范。但是，从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主流思想都在不断强化“礼”的等级观念。学术界公认理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理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时不难发现，各个时期不同流派和人物的认识有深浅精粗之分，其区别就是因为哲理化的程度不同。理学开始涉及宇宙论，但后来转以伦理学为主。我们应该对学生讲清楚的是，理学对后世人们的最大影响或者说理学成为主流意识的重要原因并非是那些深奥难懂的“理”、“气”等哲理，而是儒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汉代儒学强化了君为臣纲，而宋代理学不仅强化了君为臣纲，而且使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观念深入人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是理学的功劳。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也与理学有直接关系，这里不再展开。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就是《家礼》。他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引导读书人。他还编著《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朱熹以从众、从俗的原则修改孔子推崇的礼仪，使其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可见，理学成为主流思想也是沿着“礼”在做文章。[6]
总之，“仁”的思想不是不可以讲，但是要明确，“三纲五常”是传统政治思想坚守的主线、倡导的主流意识，这是在讲儒家思想发展演变时需要交代清楚的。我们在教学中，还应按照不同学术流派进行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归纳、比较研究教学，使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不再是支离破碎的；另外，及时把教改、教研成果或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学，引导学生了解政治思想学科研究动态，体现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从而努力达到以有效知识为主体，构建支持学生终身学习的较系统的知识基础，提高其学习能力。
三、教学方式方法方面，在教师主讲基础上，实行研讨式、参与式教学的综合运用
课程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应该说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老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在当今的大学讲坛上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仅仅满足于做做PPT，增加点图片，把课件做得花哨点，再添加几个视频，仍然是教师从头讲到尾，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样的教学方式还为数不少。诚然，把课件做得生动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增强教学实效性的一个方面，但是仅此是不够的，我们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不要将学生仅仅作为接受教育的客体，而应该将他们作为教育的主体，尊重学生、相信学生，充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主动思考、自主学习。经过几年课程建设的不断探索，我在教学中，就比较注意合理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实行研讨式、参与式教学的综合运用。例如，我在讲先秦时期政治思想时，就将一个班分成几个小组，按照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各选择一个思想流派，然后小组成员围绕该流派的政治思想从不同的视角准备讨论稿，让学生课下查阅相关文献研究资料、进行准备后先在小组讨论，充分交流后再推举小组代表上台发言。之后，本组学生可以补充发言，全体学生可以根据该学生所讲授的题目进行提问和评价，最后由老师点评、总结。当然，在学生代表上台讲授之前，教师还可以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供学生思考，例如，孔、孟、荀子政治思想比较；同为儒家代表，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如何评价？孔子“仁爱”和墨子的“兼爱”比较等。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聆听同学的报告后，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评价和探讨，学习效果会更好。这种学生研讨式、参与式教学的优点，一是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二是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整理鉴别资料，梳理学者观点等环节的训练，为他们高年级撰写论文以及进一步读研深造初步奠定了基础；三是通过讨论和上台讲授，即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及口才，又对其逻辑思维、组织材料等能力进行检验和培养，为他们下一步进入社会适应工作需要提升必要的综合素质。
四、改革考核方式，将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相结合
在课程考核方面，应改革考试方法，本着知识考察与能力考察相结合的考核目的，实行开卷考试，着重考察学生理解问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将学期末的考试与平时的考勤、课堂讨论、参与式教学学生发言和讲演情况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地考核学生的学习状况。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考试方法改革的探索中，曾经尝试过在学生参与教学这个环节，由学生打分进行评价。当然，这种评价方式仍在探索之中，还需不断完善，而且分数占的比例也不宜太高，它只是对学生平时学习考察的一个小环节。总之，课程考核不是要考倒学生，其目的是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鼓励创新思维，考核其学习能力。
总之，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应该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课程考核等各个环节不断改革完善，最终建设好这门课程。
作者：田霞
第5篇：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课程建设是教学管理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提高教学质量来说是一项长远的基础工作，对一所学校来说，有没有一批高水平的课程，也是衡量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为了稳定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认真抓好课程建设。上海海洋大学高度重视课程建设，努力打造一批重点课程，把具有优势和特色的课程建设作为加强学校综合实力和内涵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政治思想史于2009年被遴选为校重点建设课程，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网站、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价值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出现于20世纪初叶，就现有的文献来看，首倡其功的是梁启超和谢无量。1922年，梁启超在其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自序”中写道：“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可知在1900年之后，梁启超已经开始把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不过在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似乎还没有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专题性研究或总体的思考。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认定，在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建设则属于草创而未就。1949年建国之初，全国各大院校仍然保留了政治学系，“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专业课程仍然存留在教学体系之中。195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由于种种原因，各高校的政治学系建制被取消。于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大陆有关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基本终止了。直到1960年，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恢复了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即都改为“国际政治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科建制和课程设置方面并未涉及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归属首先是政治学，从现代社会科学的一般学科领域划分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学科之一。如果从中国学术界的实际研究状况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曾经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归属于历史学，隶属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价值表现在不同的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在价值结构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吸纳并建构了以政治学价值理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体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价值理论集中在有关政治权力与利益，以及相关问题的思想、理论等方面；同时，这也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外乎是关于政治权力、政治关系、政治行为与规则，以及政治角色等各种政治现象的思想和理论认识。在认知逻辑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以政治性价值判断作为其最基本的认识形式。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知识体系正是以政治学的价值准则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的论述也是以政治价值作为参照系而达成的。这种评价体系和由此而形成的认知逻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构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性与科学性的认识前提和基本保障。在知识体系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明确的历史性。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与那些以当代社会及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同，在研究方法和认知方式上必然要采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在价值判断上也要参考和运用历史学的价值标准。
其次，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是在悠久的文化传承中形成的，作为精英的主流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政治思想所内含的价值准则、政治规范、政治观念以及政治信仰等内容不可避免地对一般意义的社会文化形成广泛的覆盖和影响。中华民族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一个善于创造的伟大民族。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上，我们的民族也曾经有过眩目而独步的创造和值得骄傲的成绩。然而，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有令人黯然伤神的消极、落后和黑暗的层面。几千年的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把这一切一古脑儿地留给了我们。如果说，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再认识的过程，那么能够形成科学、合理的历史观则是比较晚近的事，这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产生的原因。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的途径
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已近十年了，2009年该课程被列为学校重点建设课程。课程组在学校教务处的指导下，围绕“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的建设方针和要求，开展了积极的建设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首先，建立结构合理、人员组成相对固定的课程师资队伍。教师是课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决定课程教学的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课程建设的核心。以教学改革为切入点，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全面提高团队整体素质为目标，全面带动师资队伍建设。我们课程组一直狠抓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广泛开展各项政治学习，深切领会党和国家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武装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围绕《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深入讨论教育教学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问题，统一了师资队伍的思想认识，从而保证了各项教学改革措施的实施和贯彻。课程组确定有丰富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的教师作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年轻教师须具有博士学位，初步建成一支知识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较为合理，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较高的课程教师梯队。目前课程组主要由5名教师组成。职称结构副教授3人，讲师2人；学历结构为博士5人；年龄结构为35岁以上2人，35岁以下3人。课程主讲教师以副教授为主体，以老带新，相互促进，具备了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课程负责人硕博攻读学位的专业都是中国哲学，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有深厚的研究，在此领域已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主持了五项课题，并且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课程组还通过到重点大学作进修、与重点大学开展教学与科研合作、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或教学研讨会等措施进行中青年教师的培养，这一年参加重点大学进修班有3人次、国际学术会议3次、国内学术会议8次。通过“青年教师导师制”，形成“传、帮、带、促、导”等，促使青年教师尽快成长起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必须常抓不懈的任务。我们必须深化教育改革，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以重点课程建设为龙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人为本，才能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为前提，推动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其次，选用一套好的教材和参考书，采用一套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课程组按教学大纲的指导性要求，制定以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教学训练和要求的“三基方案”，列出教材中需掌握的知识点。教师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进行集体教学研讨，针对教学对象的知识水平编写难度系数不同的重点、难点及学习指导参考材料，让学生全面了解课程的学习要求，使不同层次的学生按“三基方案”的要求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在学习和实践上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一本适合学生学习的好教材是对教学质量的保证。目前国内多数院校采用的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即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该书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体系完整。此外，该书注重学理上的分析，又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一些新颖且立论坚实的学术观点，因此适合作为教学的主要教材。除了这本教材以外，教师还应该列出参考书目，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博览群书，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史、哲学史、文化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有关书籍，并要使他们会根据需要查阅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和工具书，这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和培养学生独立进行研究的方法。这方面好的参考书目有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刘泽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教学手段上，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利用网络技术，增强直观教学，以提高教学效果。在进行电影播放和电视录像等直观教学时，注意使学生观看和教师讲解结合起来。在课程网站上，不仅将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课程教案、电子教案及参考文献等教学资源上了网，同时还进行在线检测，开展学习论坛，使师生之间能够达到良好的互动，力争做到学生遇到的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再次，形成一套启发式的教学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更多的是素质型人才，需要能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善于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人才，需要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且不断自我提高的人才。传统的应该教育往往以“教”代“学”，满堂灌，将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的容器。而在启发式教学中，教师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上，使学生始终处于自觉、积极的状态中，学生始终是主体。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所强调的启发式教学，是要在总体上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将其作为一种推动力来引导学生向纵深方面发展。我们采取学生小组报告和教师点评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课堂教学。通常是把一个班级分成若干兴趣小组，每个小组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选举一个视角自拟题目，撰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论文。然后小组选举一个代表在课堂上汇报小组撰写的论文，在汇报完毕后，其他同学可以进行评价和提问，使学生之间进行充分的互动。最后是教师点评，并作补充。在学生课堂汇报前，教师可以提出几个问题，让其他学生带着问题聆听该小组的报告，这样效果更好。比如讲到荀子的礼治思想时，可以提醒学生关注礼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礼治思想的价值基础，礼治具体内容，礼治的社会历史意义，孔、孟、荀政治思想比较等。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聆听同学的报告后，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评价和探讨。总而言之，通过这种小组报告和教学点评、补充的教学形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锻炼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能力，课堂教学效果相当好，这种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
最后，建立切实有效的保障机制、评价机制和学生考核机制。学校做了重点课程建设的规划，颁布了相关的文件，在课程遴选、政策导向、建设过程管理、课程评价等方面建立起重点课程建设的有效保障机制，使重点课程建设在管理机制上畅通、措施上得力，以确保质量，体现出重点课程的特色。为了加强对教学工作的过程管理，保证课堂教学质量，我院除了对重点建设的课程定期进行评估检查外，还聘请了部分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教学经验的退休教授组成学校教学督导小组，担任教学督导工作，并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了检查和分析。同时还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学生班级中设立教学信息员，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对课程设置、教师的授课质量、教学内容与教材选用等提出建议，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本课程对学生的考核机制不断得以完善。课程考核内容加大了学生读书报告、读书笔记、论文写作等开放性作业在课程考察中的比重，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做到因材施教，鼓励创新思维。考核方法是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三、结语
总之，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强化各项管理工作，使其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是提高课程建设效率的关键。学校在实施重点课程建设中采取明确建设目标、制定实施方案、开展中期评估交流、进行验收总结等措施，对实施重点课程建设实行了有效的管理。围绕课程建设的目标，课程组在教学管理方面由粗放型向科学分类型转化，课程建设在有阶段性目标、阶段性评估、阶段性交流、阶段性成果检验的可操作体系下运行，形成了内部的责任检查制，从而保证了重点课程建设取得实效。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门具有一定教学难度的专业基础课，其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续课程的教学质量，希望重点课程组所作的探索和实践能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建设和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从而进一步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李强华
第6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展刍议
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宗旨是“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有规律的积累过程”［1］。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一度取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学才得以恢复。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既在整体上呈现出主题突出、兼容并蓄、思考深入、注重比较、相互借鉴的总体趋势，又在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的良好局面。时至今日，政治思想史不但成为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学术领域。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取得的主要成就
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真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思想家及政治思想的论述和评价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研究者们已经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人们开始在研究中保持客观、冷静与理性，力求辩证地、唯物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
第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界定。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从两个层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类：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可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梁启超虽然最早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概括，但过于笼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们率先思考的研究课题。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有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刘泽华等。他们在合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2］
这些认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论域的开拓和推动研究起到了引导定向的作用。
第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史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初步明确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较为清楚地划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层次和结构，特别强调了科学客观的研究风尚，着力于系统性、错综性研究。出现了许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除了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还有多部专著问世。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王引淑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第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发展基本实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坚持面向知识塑造和实践检验的研究局面。就研究的科学性而言，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史中时代、流派、思潮、思想家等政治学说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力求在综合上述时代、流派、思潮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纵横结合的研究结构，努力使本学科研究的观点、结论与现实中国政治实践、政治比较相结合，推动兼容并蓄、知行合一的研究体系的形成。正是由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面向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才使得本学科研究的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术方法、基本范畴和现实功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在方法论上仍然比较单一。研究者们在政治学方法论的运用上仍然不够充分。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摆脱政治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方法论的转换并非朝夕之力可以奏效。研究者们在阐释和分析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上，阶级斗争学说仍然占了相当的比重。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国外学术界的一些先进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借鉴。但总的来看，对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依然重视不够。尤其在如何将外国的现代理论作为方法论，然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上，成就并不多。
第二，通史性研究不够重视，没有出现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大都比较注重专题、人物或断代史研究，在这些方面可谓硕果累累。然而，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通史性研究的学术专著仍然很少。至今只有1996年和1999年分别由朱日耀和曹德本编著的两种教材，在时间断限上延续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但其后的政治思想史发展研究仍然付之阙如。基于这样一种实际状况，学者们在研究中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总体把握的深度就显欠缺。特别是涉及到政治思想的转化、融合以及在历史变动时期政治思想的转型等问题均有待于学术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翻开任何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所呈现出来的大都是一系列哲人的思想和经典语录。诚然，哲人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引领着社会的发展，但是仅仅把政治的精英和经典论述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未免有失偏颇。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仅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还应当包括世俗文化的层面。因此，在研究领域上，要强化薄弱环节，以拓展研究视野。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认识方法的更新。也就是说，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理论模式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创新，是促使人们在了解、分析和理解事物方面不断深入或推进的必要条件。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如果具体到一个研究领域则更是如此。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认识方法上已经经过了几次大的转变。从20世纪初的传统史学方法发展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方法。其间，又经历了60至70年代的政治教条主义的发展阶段；进入80年代，在研究方法上则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这种趋势孕育着认识的提升和知识的创新。在笔者看来，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是必然要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的。
(一)政治文化方法
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的界定，政治文化主要指的是一个民族长期流行的一整套政治价值、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理等等。这一学科领域与政治思想史研究十分接近，但又有不同。［3］
它们的主要区别是：政治思想的研究关注的是思想家或政论家们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而后形成的政治理念或理性认识；政治文化的研究面则更为宽广，既关注人们的政治理念，同时也关注人们的政治知识状况、所具有的政治价值结构、所持有的政治态度或拥有的政治信仰等等。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能在原有的研究层面上深入一步，深入到思想家们的政治理念的深处，介入到他们的精神或信仰世界的深处，对他们提出的政治理论进行价值层面、观念意识层面或信仰层面的分析。这样一来，就不仅可以回答思想家们的政治理论内容是什么，不仅能对他们的政治理论进行意义评判，而且还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思想家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深思熟虑，还是基于某种情感、某种信仰？抑或基于某种价值信念？思想家提出的理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对社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思想家的理论与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观念是什么关系？是理论泛化为社会观念，还是普遍存在的社会观念促成或升华成了政治理论？这些问题显然是传统的政治理论方法或历史唯物主义所不能涉及的。政治文化方法的引入和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认识层次上的加深或扩展。
(二)政治心理学方法
政治心理学是现代交叉学科，它既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又隶属于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相联系的角度看，领域的界定应该是后者，即研究一个人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以及关于政治的心理直觉和通常心理状态等等。政治心理的研究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4］把这样的方法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就可以将认识的层面从一般的政治理论即理性或精神引向思想家的内心世界，不仅能够清楚地理解那些逝去的思想家们有着怎样的政治理性思维，同时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于身处其中的那个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环境、政治系统和种种事件、人物等有着怎样的情感或态度。因此，这样就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思想家们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孕育的政治理念，他们深邃的思想、博大的精神和敏锐的洞察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形成的。另外，通过对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的考察，还可以了解到一种政治认识的形成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心理态势有着怎样的联系，同时，一种政治理论对于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又会形成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都是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所无法包容的，也是传统的历史方法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所难以解答的。
(三)社会学方法
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社会学其实与历史或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很适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学的学术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类社会，大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或事物，都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得到解释。政治思想家也不例外。事实上，思想家之思想的形成、延续和传播都与实际存在着的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道德和一般社会观念相维系，如果政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对人们就这种现象而形成的思考做出社会学的解释，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经指出，对于一个社会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完全可以通过对这个社会的道德结构进行研究而获得。因为在他看来，每一个人的道德与其所存在的社会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迪尔凯姆的论断是否合理可以另当别论，但毫无疑问的是，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对于一个人的道德或思想有着内在的和深层的联系。把现代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会使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宽广，研究更加深入。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方法的创新，而方法的创新则会受到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影响。无论借鉴哪一种方法，都会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百年学科形成推动和促进，都意味着对人类知识领域的拓展和创新。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方法论的创新会在认识的角度上、层次上形成多样化，这就必然会促进研究领域的开拓。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是理应引起注意的。
(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哲理化
就目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来看，政治哲学已经被容纳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畴里了。在一些专题研究中，思想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也已经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有不少学术成果问世。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政治思想哲理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却很少获得关注，那就是对于一般政治思想理论的哲理性分析。
政治思想史的理论特点是思维直观，贴近现实，思考的问题大多是属于具有条理性或规范性的，诸如政治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政治原则、政治策略以及政治道德等等。研究的结果一般归结为内容揭示和价值(意义)评判，这种评判大多包括性质的、历史的和现实社会的等等。至于这些政治认识在理性上、在人的思维上以及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上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则往往弃之而不论。当然，如果从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可以分为感性、直观、辩证、抽象等多种类型，政治认识的直观性表现是完全可能的和具有合理性的。然而，如果从人类的认识发展史来看，则任何一种认识的深层解析都离不开哲理性思维。也就是说，在那些条理性和规范性的认识的背后，实际蕴涵着更深厚的哲理性思维基础，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更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原则，而这一切，不经过研究者的深入挖掘、抽象概括以及不经过参照对比和冥思苦想是很难捕捉到的。
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展，首先在于从政治和历史的研究领域向着哲学研究领域的推进。运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对政治思想史进行全面的检索，研究者能够从条理化和规范化的政治认识层面成功地介入哲理化思维，从而在政治思想史的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上全面深化，从个别的、零散的、具体的政治认识中抽象出覆盖面更为宽广的概括性认识。这一领域的拓展不仅意味着研究的成果会更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和认识的真理性，而且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将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历史为现实服务”。
(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过程化
相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内容而言，思想是人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它的非实体性和非实在性是显而易见的。研究思想很容易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即只关注思想本身的内容、结构和逻辑过程，忽略了思想与现实社会以及实际历史过程的关系。就思想本身来说当然也很有价值，尤其是在认识逻辑和精神、信仰层面，思想的分析无疑是解开人的心灵困惑的一把钥匙。可是，如果研究者仅仅局限于从思想本身来解析思想，而不能追踪思想与其历史过程的关系，这显然又是一种更大的局限。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发展、融合或没落都必然与一定的社会现实及历史过程相联系，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完成的；而且，与哲学、美学思想相比较，政治思想与社会政治现实的联系具有更强的紧密性。因之，脱离开历史过程解析政治思想，虽说不无合理和必要，但毕竟与达到对思想的全面深入解析有一定的差距。［5］为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就要向着实际历史过程扩展，介入到“实史”学的研究领域，包括诸如经济史、家族史、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战争史、外交史等等。研究者从这些专门史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解析政治思想，就会更准确地把握到思想家的政治认识形成的历史轨迹，触摸到政治理念及其思维脉络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和制约，体味到在博大的政治思想背后更为博大雄浑的历史运作的推力。
具体而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过程化要求研究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或是一种政治思潮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和社会条件中形成的？这种思想或时代的思潮又是与怎样的历史过程相互作用而发展变化的？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研究者就要将视角转向具体的历史，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追寻思想生成发展的轨迹，这样就能看到，政治思想的解析不再是单一的概念转换或逻辑推演，而是扎根于人类社会的实际历史过程，从而能更真切地认识到政治思想的时代性格，体味到蕴含其中的历史韵味。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过程化将这一学科的历史场景不断延展，使得研究者可以将人类的政治思维放在一个更为辽阔的学术背景上进行考察，从而避免了由于缺少历史的定位而引起的认识偏差，使结论更加可信。
当然，思想与“实史”的互动也会对史学家选择新的角度研究历史有所帮助。
(三)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世俗文化化
一般而论，政治思想属于精英文化。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无不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掌握知识，参与政治，制定规则，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精神、活动与行为。如果说，精英集团及其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主体和主流文化，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与之相对应的更加广阔的基层社会和亚文化层次。这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既有前者对后者的主导，也有后者自身的生成发展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与渗透。因此，单纯的主流文化研究并不能涵盖“政治思想史”的全部内容，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应当贯通文化的主流与亚文化层次。这就要求研究者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层面扩展到世俗文化，从社会一般群体中和民间文化中搜寻政治思想的印迹。
这就是说，一方面，世俗的亚文化内容会对精英文化形成某些影响，可以举出例证表明，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有时源于政治经验的积累，有时则源于民间风俗或世俗生活的启发。另一方面，精英文化对于世俗的亚文化也有着直接的引导作用，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政治原则或政治标准，会逐渐演化为社会意识，成为普遍观念，并且融入民风习俗，甚至会成为某种政治迷信或政治信仰。这些问题恰恰是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所未能涉及的。
另外，在一个民族的非主流文化中，总会有一些不为主流容纳、不受主流影响的文化内容，这些文化内容基本维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基层社会绵延流传，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另一番天地。恰恰是这里面蕴含着的政治观念或意识，对于社会一般成员来说，却具有极为强劲的驱动作用。这些政治意识或观念缺乏记载，不易考察，因而常被忽略。其实，这正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单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构成的。
如果上述认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们还应将研究的视野伸向民俗学的研究领域，那些原本不入流的世俗文化文本，诸如话本小说、方言俚语、民间传说、族谱帮规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依据。这样一来，与其说是研究领域的扩展，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交叉学科的创新。事实上，人类的文化史与文明史已经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学科就是在旧有的学术领域不断开拓的过程中形成的。
四、结语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有无数的学者专家为了这个知识领域的形成、存在和扩展付出了才智、精力。他们的开创和耕耘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留下了累累著述，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凝重的一页。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成为历史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念之中，也确有一些值得今人回味之处。
近年来，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呈现出多维度研究的良好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就显得更加重要。由于一些研究者方法论上的某些缺陷、方法论结合上的偏颇以及研究主题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局限，在研究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明显的弱点。因此，对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掌握并有机运用方法论，才能促进思想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敏锐性和理解问题的角度。另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历史与思想的结合，其研究领域不仅仅包括传统精英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政治伦理等，还包括一般的、普通的、大众的政治知识、政治思想和政治信仰。
我们相信，方法论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扩大将会大大拓宽人们的学术视野，激发人们研究的新思路，这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繁荣以及推动政治学科的发展和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刘康
第7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思路
我从事政治思想史的学习与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集中精力则是在70年代末以后。这与反思“文革”中的封建主义泛滥有极大的关系。专制权力支配中国社会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体制和心态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我们经常说要了解和熟悉国情，而历史就是国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王权支配社会
1983年，我在《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一文中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中一个根本的特点是“政治特权支配社会、支配经济”，“暴力和政治虽然不能创造出封建经济，但在封建经济关系基础上，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封建地主成员的命运及其存在形式”。沿着这一思路，我又写了多篇文章。后来，我用“王权主义”来概括中国历史的特征。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配的观念体系。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1、中国古代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以王一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以后则发展为帝王一贵族、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不停地变动，而其结构则又十分稳定。正是这个集团，控制着社会。
2、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它是社会经济运动中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所谓“兵胜者王”、“马上得天下”是也。这种政权也可以说是武力或暴力政权。
3、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王室、贵族与官僚地主是权力垄断与分配的产物。
4、在多种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经济结构、等级结构、血缘结构、族群结构等等)中，王权体系居于主导地位。
5、在社会诸种权力(政权、族权、父权、夫权、宗教权、行会权、经济主体权、绅权等等)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
6、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主要表现在人身支配、赋税、徭役、兵役、某些经济垄断等方面。
7、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是回复到王权秩序。
8、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
过去我们通常用经济关系去解释中国古代的社会现象，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从王权去解释更为具体，更便当。
从整体上说，经济关系是社会的基础，但是，也不能忽视政治力量在经济中的地位与特殊作用。比如，在社会资源分配等等方面，政治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土地买卖很普遍，并形成土地集中。有人从经济上概括为是“地租地产化”，我认为买卖是表象，内在的决定因素主要是“权力地产化”。
二、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
所谓王权主义，其含义有宽窄两种内容。宽的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窄的是在思想观念上使用它。就后者而言，我认为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
(一)先秦诸子的主旨都是王权主义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定型时期，诸子百家创立的学说和思维方式开其后两千多年的先河，后来者虽不无创造，但直到近代以前，基本上没能突破那个时代创造的思想范式和框架，甚至不妨说，只是承其余绪而已。因此，对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一个总体估计，对把握其后两千多年的思想是极有参考意义的。诸子百家思想的主流和归宿是什么呢？应该说是政治。司马谈有很好的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班固的看法承继了司马氏，他认为诸子是“王道”分化的结果，归根结蒂又为王服务，“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诸子百家所论，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无所不及，但最终归于一个“治”字。“治”的中心是什么？那就是王权和王制。战国百家“争鸣”是争施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主义，并极大地丰富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秦始皇的君主专制主义正是先秦诸子的承继和发展，是诸子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集中和实现，是先秦政治文化的集成，是其后两千多年帝制的祖师。余英时说，“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秦朝君臣——引者注)而言是没有真实意义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历史上，除为数不多的人主张无君论以外，大都是有君论者，在维护王权和王制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而政治理想几乎都是王道与圣王之治。
(二)君尊臣卑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骨架
尊君的理论很多，有一点应特别注意，那就是把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最高理念都献给了帝王。每种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纲纽性的概念来表达和支撑，这些纲纽性的概念集中体现了真、善、美以及更超越的精神。在中华思想文化里，表达超人和本体、本根的概念，如神、上帝、天、地、乾坤、日月、阴阳、五行、四时等；表达理智的，如聪、明、睿、智、英、谟、理、文、武等；表达道德的，如仁、义、德、惠、慈、爱、亲、宽、恭、让、谦、体等；还有一些包含了上述诸种含义，如天、圣、道、理等等。这些纲纽性概念都奉献给了帝王，或变成了帝王的品性与功能。我曾把唐代杰出文豪韩愈、柳宗元颂扬帝王的词组胪列一下，计有：“神化”、“神功”、“大化”、“与天合德”、“法天合德”、“感通天地”、“参天两地”、“功参造化”、“整齐造化”、“政体乾坤”、“体乾刚”、“协坤元”、“体昊穹”、“移造化”、“革阴阳”、“仁化”、“德化”、“统和天人”、“顺时御极”、“幽明感通”、“王风”、“金风”、“帝力”、“皇化”、“皇灵”、“皇风”、“皇泽”、“皇慈”等等。总之，与造物主相匹，是人间的救世主，自然帝王也就居于思想文化的顶点。
与尊君论相对的是臣民卑贱论。君主以下所有的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百姓、仆隶，在君主面前尽人皆卑贱、皆奴仆，把思想文化中的下流的概念、词汇几乎一股脑儿地套在臣下头上。这里仍以韩愈和柳宗元的言论为例：臣民天生就属于卑贱者，“君者，阳也。臣者，阴也”。臣“身微命贱”、“性本庸疏”。臣下的社会地位、衣食、知识、寿命，皆来自“圣恩”。君主“子养亿兆人庶”，“身体发肤，皆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臣下愚昧无知，“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在君主面前臣下是天生的罪人，“皇恩浩荡，臣罪当死”。
当然，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也有对昏君、暴主的斥责与批判，少数思想家还提出了无君论，但这不是主流；也有对臣民作用的肯定，但只居于辅助地位。
君尊臣卑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成为人们一种不自觉的当然观念和认识的前提，影响深远。
(三)帝王的“五独”观念
中国古代最高权力观念体现在“王”、“天子”、“皇帝”、“帝王”、“君主”等最高政治元首的观念之中。帝王的权力特征可以用一个“独”字来概括，具体说来有“五独”：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所谓帝王“贵独”，大致说来也就是这“五独”。
天下独占，指的是君主是全社会最高和唯一的主人。世上的一切存在物、全部资源以及所有的人都归王所有，而且王权的实施范围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诗·小雅·北山》最早把上述观念作了最明确的表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几乎以同样的语言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刘邦称帝后也同样把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皇帝虽然像走马灯一样轮换不已，但上述观念却一脉相承。这不仅是皇帝的一厢情愿，同时也为整个社会所认同，形成全社会的普遍意识。宋儒程颐说的如下一段话可作为典型代表：“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应该说，“王有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高权力观念的核心内容。不管社会任何成员拥有什么，只要与“王有”发生矛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王有，所谓“君于臣有取无假”是也。王有天下好像一个其大无边的穹庐，死死地扣在社会之上。君主们“无法无天”的理论依据就是王有天下。
地位独尊，是说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在社会身份普遍化的等级关系中，唯有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至尊至贵。有关资料比比皆是。这里仅引《礼记·坊记》称孔子之语为例以示其要：“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
势位独一，是说在权力体系中，帝王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否“二元”或“多元”权力结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要说的是，至晚到春秋初已提出“国不堪贰”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纷纷提出“国不可贰”，齐悼公说：“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思想巨擘老子与孔子从宇宙体系上论证了君只能“一”，老子把王与“天”、“地”、“道”并列称为“四大”；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其后所有的思想家几乎都在这个思想圈子中颠三倒四，从不同角度论述只能有一个君主。董仲舒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帝王就是人间的“一”。在传统思想界除了少数人主张无君论以外。都是“君一”论者。这个“一”不仅要凌驾于一国之上，而且要凌驾于天下之上。总之，权力结构的一元论是不易之论。历史上的先哲们关于政治结构的聪明才智在“一”面前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他们只知“一而治”，除极少数人如黄宗羲略有质疑外，基本上没有人深思过“一而乱”的问题，自然也就没有想过从“一”中走出来。
权力独操，是说一切权力属于帝王。孔老夫子率先教导：“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周礼》中“五官序”把帝王的大权概括得更为清楚：“唯王建国，辨方正位，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管子·七臣七主》说：“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商君书·修权》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董仲舒说：“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又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这一类的论述比比皆是。总之，权力独占是政治的核心问题。皇帝以下的所有权力机构，一无例外地都是皇帝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和服务机构。
决事独断，是说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君主是最高、最后的决断者。中国传统政治决策过程的特点可以用“兼听独断”四个字来概括，这一点早在先秦已形成公论和定势。宋儒司马光一段话很典型：“古人有言日：‘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故可以观利害之极致；断之独，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谋而不知断，则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乱之政也。”“终决之者，要在人君。”司马光在此提出了“独断”、“多谋”、“定天下之是非”、“人人之私志”、“衰乱”几者的关系，不难看出，君主的“独断”是决定性的，所谓“终决”就是最高与最后决断权只归君主独有。陈亮在《论执政之要》中对宋代帝王的独断作了如下的描述：“发一政，用一人，无非出于独断；下至朝廷小臣，郡县之琐政，一切劳圣虑。”康熙说得十分绝对：“天下之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乾隆也反复说：“本朝家法……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不旁假”，“权衡悉出自朕裁”。
以上讲的君主“五独”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和基本原则。帝王们自然不会放弃“五独”，臣民中除极少数主张无君论者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同君主的“五独”，连出家的和尚、道士也难逃其外。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权力运作和权力结构的变迁、调整等，绝对不可忽视君主“五独”观念的全局控制意义。
(四)帝王控制了“学”和士人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其后“官学”解体，分化出诸子之学，“学”在王权之外获得了自由。诸子之学在学术上无疑是多元的，然而在政治上却又有惊人的一致性，在鼓吹君主专制这一点上是殊途同归。秦始皇的“以吏为师”无疑是太粗糙了。但与战国诸子的学术精神并无大违，而是诸子之学内在的专制主义精神的一次实现。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是秦始皇的“以吏为师”的继续和发展。李斯是“以吏为师”的倡议者，董仲舒是鼓吹“独尊儒术”的重要人物之一。乍然看去，李斯和董仲舒的政见差别很大，可以说是敌对的——李斯要打击儒家，董仲舒则要独尊儒术。可是换一个角度看，分析一下他们的出发点和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惊人的一致，甚至所用语言也雷同。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尊王，实现大一统：在政治思想上一个讲“定一尊”，一个讲“持一统”，都是实行思想统一和专制；所尊之外一律排他，李斯提出，对非所尊实行“禁”、“烧”、“族”，董仲舒提出“皆绝其道”。所以我认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的“以吏为师”是一脉相承的，又都是“学在官府”的再建。当然，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他有成套的措施，最主要的是把学和取士结合在一起。其后延续了两千多年。
儒家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三纲”。帝王制度就是建立在“三纲”之上的。也正是以此为据，我说儒学的主旨是维护帝王体系之学。人们当然不是事事必说“三纲”，但“三纲”就像一个天网笼罩在全社会之上。
汉武帝“独尊儒术”同秦始皇“以吏为师”一样，意在把社会的思想文化置于王权控制之下，使思想文化降格，成为王权的从属物。且不说被“罢黜”者，就被“独尊”的儒术而言，其恰恰因被尊而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格。因为它的被尊是皇权决定的，它被皇权宣布独尊的同时，也就被置于皇权控制之下。儒术变成皇权政治的组成部分，成为皇帝需要的政治原则，儒家的“经典”是由皇帝钦定的，最高解释权也归皇帝。儒学既是官学，也就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借助帝王的政治力量推向全社会，从而使整个社会观念儒家化。儒家的社会化无疑有自身的濡化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政治推动的结果。特别是以经取士，把士人的多数吸引到儒家的轨道，并成为维护帝王体系的学人或政治工具。
三、古代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
中国古代的王权主义如铁板一块，十分坚硬，但又有柔性，刚柔相兼，这表现在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所谓阴阳组合结构是说一个主命题一定有一个副命题来补充，形成相反而相成的关系。这里不妨先开列一些具体的阴阳组合命题，诸如：“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圣人与圣王”、“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罪君”、“正统与革命”、“君本与民本”、“人为贵与贵贱有序”、“等级与均平”、“纳谏(听众)与独断”、“思想一统与人各有志”、“教化与愚民”、“王遵礼法与王制礼法”、“民为衣食父母与皇恩浩荡、仰上而生”……我开列了这一大串，主要是想说明这种组合命题的普遍性。这里用了“阴阳组合结构”，而不用对立统一，是有用意的。在上述组合关系中有对立统一的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关系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因此，阴阳组合结构只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形式和状态，两者不是等同的。我上边罗列的各个命题，都是阴阳组合关系，主辅不能错位。比如在君本与民本这对阴阳组合命题中，君本与民本互相依存，谈到君本一定要说民本；同样，谈到民本也离不开君本，但君本的主体位置是不能变动的。这里只就“道高于君与君主体道”的组合命题稍作说明，以示其概。
“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是理性(也包含程度不同的神性)的最高抽象，又是整个思想文化的命脉。
“王”是最高权力者的称谓，同时又代表着以专制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以及与这种秩序相对应的观念体系。
道与王是什么关系？就我拜读过的论著，特别是新儒家和崇儒者，十分强调儒家的道与王是二分的，常常把“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作为理论元点来进行推理，认定道是社会的独立的理性系统，由儒生操握，对王起着规范、牵制和制约作用。就一隅而论，也不无道理；然全面考察，则多偏颇。在我看来，道与王的关系是相对二分与合二而一的有机组合关系，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分合相辅，以合为主。这不限于儒家，而是整个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干。
“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只是组合命题一面，还有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君主体道”、“王、道同体”、“道出于王”。
先秦诸子把圣人、君子视为道之原，同时又认为先王、圣王也是道之原。在这一点上先秦诸子有着共识。这一理论为王与道一体化，以及道源于王铺平了道路。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位把自己视为与道同体、自己生道的君主。秦始皇宣布自己是“体道行德”，实现了王、道一体化。秦始皇不仅体道，又是圣王，他颁布的制度、命令是“圣制”、“圣意”、“圣志”，永垂万世。先秦诸子创造的巍巍高尚的“道”一下子变成了秦始皇的囊中之物。秦朝虽然很快垮台了，秦始皇的思想却流传给后世。其后，贾谊提出“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他还有人所熟悉的“王道通三”之说。道、王道、王混为一体，道由王出。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尽管可以把“道”捧上天，但一遇到“圣旨”，它就得乖乖让路。在漫长的年代里，帝王既要搞“朕即国家”，又要搞“朕即道”。宋、明理学家高扬道统的大旗，道统俨然独立于王之外。然而，恰恰在把道统说得神乎其神的同时，却又把这个神圣的道敬献给了帝王。这一点，在帝王谥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诸如“应道”、“法道”、“继道”、“合道”、“同道”、“循道”、“备道”、“建道”、“行道”、“章道”、“弘道”、“体道”、“崇道”、“立道”、“凝道”、“明道”、“达道”、“履道”、“隆道”、“契道”、“阐道”、“守道”等等。汉语词汇实在太丰富了，在这里，都说明一个问题：帝王是道的体现者。
王对道的占有，或者说道依附于王，是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几乎所有的思想家，甚至包括一些具有异端性质的人，都没有从“王道”等大框框中走出来。只要还崇拜“王道”等，那么不仅在理论上被王制和王的观念所锢，而且所说的道也是为王服务的。
其实，王对道的占有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更应注意道本身的王权主义精神，以至可以说，道的主旨是王权主义。这一点被我们的许多学者，特别是被新儒学所忽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无所不在，千姿百态，但影响最大、最具有普遍性的，要属有关宇宙结构、本体、规律方面的含义了。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中给予王以特殊的定位。《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交而生万物，而君臣尊卑之位便是宇宙结构和秩序的一环。被形而上学化的伦理纲常的首位就是君主关系。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朱熹说：“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又说：“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儒家所论的伦理纲常无疑比具体的君主更有普遍意义，但也从更高的层次上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用形而上学论证了君主制度是永恒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的纲常对王的规范和批判意义，同时更不宜忽视这种规范和批判的归结点是对王权制度的肯定。张扬儒学的朋友对此实在有点漠视，或视而不见，真不知其何也!
道、王相对二分与合二而一是有机组合关系，同时也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从这种范式中走出来。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比具体内容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
“阴阳组合结构”是古代政治思维的普遍事实，这种结构性的思维应该说是极其高明的，它反映了事物的对立与统一的一个基本面。也可以说是“中庸”、“执两用中”思想的具体化。这种“结构”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路线对把握事物非常有用，也非常聪慧，正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思想来说，这种结构的容量很大，说东有东，说西有西，既可以把君主之尊和伟大捧得比天高，但又可以进谏批评，乃至对桀、纣之君进行革命。由于有极大的容量，以至于人们无法从这种结构中跳出来，至少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直到西方新政治思想传人以前，先哲们没有人能突破这种阴阳组合结构。最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虽有过超乎前人的试跳，但终归没有跳过去。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人学”，是“成人之学”，是“人文关切之学”，因此，富有和谐、平等、友爱、独立、自由、民主、人权等精神；至于封建主义的泛滥，不过是上述传统的中断；为了现代化，应该“复古”，“发扬传统”，“回归传统”。有些人甚至说得更直白，那就是“尊孔读经”。我对这种观点实不敢苟同，并向赞美儒家具有现代性的学者们提两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儒家真那么高明，它怎么没有把中国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的道路上呢？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刻，它怎么拿不出自救的办法呢？时至今日，还要从“人心不古”来找原因、找出路，我期期以为不可也。在我看来，思想文化都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主流思想文化应是该时代的产物!一些人总爱从儒家语言中寻找民主语言，如果在中国被拖入世界潮流以前，这样做无疑是一个创造，但时至今日还去求古，实在是缘木求鱼。钱穆曾自豪地说，我们早就有中国式的民主，中国恰恰没有专制主义，说有者都是“自鄙”之论。但遗憾的是，以亿兆人匍匐在帝王脚下为基础的“中国式的民主”并没有把中国引上现代化，能不让人哀叹？要承认我们落后了，但我们是有前途的，这就是在向先进学习中进行再创造。因为近代以来我们的进步主要是靠“拿来创新”实现的。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要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真谛，不能离开政治思想和政治精神。如果离开政治思想和政治精神，就像抛开中枢神经去说骨骼、皮肉，是很难接近中国历史精神的。
作者：刘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