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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哲学比较论中国哲学精神的艺术性

发布时间:2016-10-18 11:51

  单观而论,易失偏颇,合而论之,客观公道。从中西哲学角度阐述中国哲学之精神,以人生关怀与心觉超越、天人合一的自然归宿、娓娓道来的隐隐玄机三个关键角度论述中国哲学精神的艺术性所在。


  一般来说,在认识论上,西方哲学以纯粹理性的客观态度来阐释世界,在世界观上以主观态度的信神来看待整个人生,但是中国稀缺所谓哲学认识论的兴趣和宗教信仰的戒条,相比而然在人的理性张扬上走得更远。侧重于体认宇宙与人生的契合,在出世和人世之间的平衡上发展了直觉智慧,进而有一种“艺术性”的旨趣。这种独特的、传统的、地域的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生关怀与心觉超越

 

  中西方哲学在艺术表现上所展示的不同,首先是在寻找和确立人生终极意义价值和超越精神上,艺术终究是为人的艺术,在人的角度,西方哲学的人生浸染着深深的宗教情怀,富有理性信仰,而中国哲学的人生况味则是浓厚活泼,充满情趣。

 

  西方哲学把人生放入社会圈中,认为人的生活过程是痛苦的(叔本华),在遥远的未知地域存在“理想国”和“天堂”,人在现世只有刻苦修行赎罪才能到达上帝的乐土。在这种宗教意识的光环下,人生只应该是灵魂不断趋向上帝,接近上帝的过程,唯有如此人生才能获得终极意义,否则人生便是虚无。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人若从虚无的深渊中奋发跃起,那么就必须皈依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给人以永恒解脱。”以此来看,这种广大深沉的虚无意识生长出虔诚的宗教意识,所以便衍生出西方式的超越精神——将超越的对象(譬如上帝)归之于外在的客观的人格化的神,并把它作为超越现实生活的另外一个精神家园。

 

  中国人世界观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甚至是艺术的。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虽然否定了神的客观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超越精神。中国哲学主要包括儒释道哲学,他们在人生智慧上有着共同的追求:看重内在的心性超越而非外在的超越,所以他们反而更注重人生的存在与安享,儒家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重“礼”、塑“教”、存“人伦”,杨朱的“且趣当生,奚遑死后”都是对人生超越之时对现实生存的追求持续。从哲学角度,我们可以把这种人生超越称之为现世的超越,融出世于人世的超越,如果非得有二元论的表述,有彼岸天国和人间的话,那么彼岸就在此岸,天国就在人间,心中自有天堂,大隐隐于朝市,心远地自偏。这就是中国哲学式心觉的超越,也是冯友兰说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2天人合一的自然归宿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劝告希腊公民,不要总是费尽心思追逐名利,而把知识、真理和灵魂这些更重要的东西置若罔闻,未经思索的人生是毫无价值的,真正赋予生活价值的是知识和哲学。现在我们注意这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仔细分析一下,它应该有一个前提:我与非我,我之外存在我不知道的知识,我之外的世界必须去探索发现,我是主观的,我以外的世界是非我的,是客观的。这就是西方哲学知识论的一个问题——主客对立、天人分离,这种设定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所以西方哲学性格便存在了人与人以外世界的对立,只有拉开距离才能客观地观察和描述。

 

  在中国哲学中,首先在知识方面是“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识论被视为无益身心,结果有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以理性的求知、逻辑的探索在中国稀缺。但是中国的主导哲学思路是什么呢?是主客交融,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正是人与自然的交融吗?摒弃空言,艺术地生活,中国哲学的精神可见一斑。

 

  先秦的儒家孟子主张天人相通,他认为人性是“天之所与”,“尽心知性则知天”,这就是说只要人保持本性,并不断扩充它,就能与天相契。道家哲学更是主张天人合一,提倡回归自然,老子的“吾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的哲学名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傲睨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更为一绝的是他梦蝶之故事,更是物我为一的经典。中国的佛教也主张天人合一,对于知识,佛教持排斥态度,认为到达佛的最高境界不是通过知识,而是参悟。澄明、天人合一是佛境最高境界。曾有人问崇慧禅师:何为禅人当下境界?答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句话说明,佛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看似无我,其实有我,不过此我已融宇宙之中,就像水中的盐,只有澄明。所以说,一定程度上天人合一、天地境界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艺术追求。

 

从中西哲学比较论中国哲学精神的艺术性


  3娓娓道来的隐隐玄机

 

  这主要是说中西哲学在表达、阐明上的途径和方法之不同。

 

  西方哲学的表达可以说是一种渐进的、推理的、逻辑的方法,进而形成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表述系统的风格;中国哲学的方法是暗示的、象征的、隐喻的,形成一种含蓄的,甚至诗意的、艺术的风格。引用冯友兰的说法就是,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之差别。

 

  儒家和道家认为最高的道理是不可言说的,《老子》的第一章就说,道是不可言说的,如果可以说就不是道了(道可道非常道)。《论语》的每一章只是寥寥数语,而且上下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老子》只有五千字;《庄子》较长,但是都是比喻论证。所以中国哲学注重目的而不注重手段,能够达到目的可以简单手段,甚至隐去手段。《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是多么艺术性的表达,然而又充满哲学的意味深长。

 

  中国的禅宗更是主张不立语言文字,认为文字的会意反而曲解了佛法的本意,理解佛法唯有通过暗示的方法才可行,并且暗示的方法也只是“以手指月”的手,并不能把手当成显见的月亮。这种隐约的暗示在不识一字慧能那里体现得较为明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诗意的哲学,正是中国所特有的:这是娓娓道来的智慧,若隐若现的玄机。

 

  不仅哲学,中国的绘画主张“言有尽而意无穷”;绘画上主张“计白当黑”“画外之画”;音乐上更是主张“弦外之音”,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哲学的艺术个性。

 

  西方哲学虽然长于逻辑分析,但也不是绝对的,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就主张“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中国哲学固然境界高远,内涵深刻,艺术性强,但缺乏清晰的思想表达。两者相互借鉴,互通有无,长短互补才是人类智慧的归宿。

 

  作者:李天一 来源:艺术科技 201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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