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农”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中央一号文件，农村工作会议到总理报告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使我们不仅进一步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和政治性。应该说，目前全国上下对三农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是比较统一的，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看法也是比较一致的。经过深入的调研和认真的分析，我认为目前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是“两个倒挂”，即：城乡人口比例倒挂和工农产品价格倒挂。主要表现形式是“三个不协调”，即：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农业占GDP的比重小而从业人员多，占全国50%的农村劳动力创造的GDP只占全部GDP的15%)，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之间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协调(三农获取生产要素份额小)。

　　一是中国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例倒挂：我国农村人口占80%左右，而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比重一般在30%左右，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已经降到了10%以下。这个倒挂就使我国出现了两个规律性的客观现实，就是当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候，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显性矛盾，什么都要票，什么都紧缺，城乡消费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反过来什么时候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高了，就出现了供大于求，多数的农产品难于变成商品，导致周期性的、偶然性的谷(菜、果、蛋)贱伤农。加之目前多数农产品生产缺乏标准化、尚未达到优特化和农药等残留物超标，难于突破国外的绿色壁垒。国外出不去，国内卖不掉，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另外，从国内外农业劳动者占有耕地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占有农地118.2公顷(1773亩)，每个劳动者创造增加值为39523美元；加拿大分别为173.9公顷(2609亩)和30202美元；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16116亩)和30904美元，而我们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占有农地90年代中期为一公顷(15亩)，现在下降到了0.4公顷(6亩)，国外的农民是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而我们的农民是分散在若干地块上劳作(有的农户一家土地多达13块)，重复投入严重，劳动效率低下，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仅为307美元，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之比为1：100。

　　二是工农产品价格倒挂：所谓我们老生常谈的“工农剪刀差”，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反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远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巨额积累，导致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总体竞争力弱。由此，导致三个不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协调，使得城乡国民待遇显失公平。

　　综上两个倒挂的直接后果就使农业增效的幅度越来越小，农民增收越来越难，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到了1.9∶1，1986年到1994年，又从1.9∶1扩大到2.9∶1；从1995年到2002年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2003年这个差距大概扩大到3.3∶1。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基本保持在1.5∶1左右，不仅发达国家这样，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

　　如何贯彻温家宝总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要求，加快扭转“两个倒挂”和“三个不协调”，实现农民增收？如何实现农民快增收、大增收、长增收？结合衡水实际，我认为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和农产品的全球优特化(当然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地制宜，进一步抓住四头，即：吃透上头，摸清下头，借鉴外头，抓住大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三个方面求突破：一是在组织化上做文章，二是在市场化上找出路，三是在城乡统筹上下功夫。最现实的一点，就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工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和促进农业农村的协调发展的同时，综合用好“加减乘除”四法，积极探索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有效途径。

　　一是用好“加法”。就是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加大投入力度，稳固农业发展基础，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大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市场化服务力度，努力降低农业和农民的风险，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大农业项目建设力度，培育农业发展的龙头，加快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方式根本性转变。

　　二是用好“减法”。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少行政干预，放活农民，减少各种扰民行为，优化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减少农村、农民的“两闲”(闲置劳动力和闲置资金)，变农闲为农忙，变资金为资本；增加优质专用粮食生产，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减少闲散耕地面积，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潜力和作用；减少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力组织劳务输出，为农民开辟有效的增收之路。

　　三是用好“乘法”。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实行城乡、工农、经济与社会、区域、内外五个统筹，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就农业抓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就农民抓农民”的工作思路，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发挥农业产业化的乘法效应。围绕构筑“三四三”大格局(粮食300万亩、高效经济作物400万亩、林木300万亩)，调优调高调特农副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培育四大主导产业(斯格猪、肉奶牛、蔬菜、林木)；发挥农村工业化的乘法效应，大力发展民营私营企业，培“龙”育“鹰”，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增收提供更加广阔的领域；发挥城镇化的乘法效应，整合劳动力资源，聚合生产要素，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搭建平台；发挥科技进步在农业发展中的乘法效应，大力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四是用好“除法”。就是破除制约“三农”工作的思想和体制机制障碍，整合“三农”资源，更新发展模式，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小农意识，树立干大事、创大业、致大富的大发展意识；破除制约农村发展稳定的体制弊端，加强领导和具体指导，强化服务功能，解决各级政府和部门越位、错位、缺位问题；破除“农村抓农业、城市抓工业”的工作定式，强化工业化、项目化、城镇化思维在推进三农工作中的作用，以创新的思路统筹城乡发展。

　　（本文作者：河北省衡水市市长）

　　来源：理论前沿 2004年9期

　　作者：冀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