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面临十大演进

　　农村由“全耕时代”到“半耕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形势，提出当前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应关注十大方面的演进。

　　农村由“全耕时代”到“半耕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从大的方面说，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产品劣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经济社会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村庄空心化问题逐渐突出;农民生产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群体弱势化问题依然突出。当前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应关注十大方面的演进：

　　一是从全面与“不足”作斗争向局部与“过剩”作斗争演进。今天中国人终于斩断了世世代代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代际传递，已经稳定进入农产品总量供给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时代，二亿多吨玉米库存的积压，突显出结构性过剩的问题正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在长期与“不足”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数十年来就与“过剩”作斗争的经历。需求侧已经升级，供给侧如何适应需求侧的升级而升级，中国农业正面临应时而动调整结构的重大变革，既要满足社会和市场需求，又不致伤害农民利益，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探索。

　　供给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目的是提高供给结构对于市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产品的质量低下、效益不高等问题突出，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消费要求，国人在海外争抢洋奶粉、购买国外进口的有机食品等现象都凸显出了我国的农产品在整体上仍缺乏国际竞争力。农业领域面临的这种情况，与当前我国制造业、服务业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都是由于生产的中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精端产品稀缺，需要在供给侧进行改革，使农业生产实现差异化，将目前对中低端一般性产品的过度生产，逐步向高精端特殊性产品的生产过渡，充分满足不同类型的消费需求。从长远来看，不再单纯地追求产量也有利于科学耕作，减少化肥农药的污染，改善耕地的质量，提高土地生产的可持续性。

　　二是从关注农地的所有权向关注农地的收益权演进。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所有权已演化为自物权和他物权，不论哪种所有权，都在逐渐被淡化，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收益权。所有权归谁越来越不重要，有了所有权不善经营使用，便产生不出效益，因此，经营使用权比所有权更重要。而善经营管理产生的效益，最终体现在收益分配上，收益分配权成了人们最终的关注焦点。今天的农地托管、农地合作、农地入股等一些新的创新经营方式，就是让别人为自己种地，是谁种地不管他，只要取得合理的收益就行。这种现象体现的就是对收益分配权的关注。这是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家庭农场，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发育，培养现代化职业农民的最好契机。

　　当前引导农民关注农地收益权，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机制落后、一些不规范的征地程序中严重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权利等问题。要赋予农民更多的收益权，首先要扎实做好农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工作，扩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使农民在稳定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可以放心地流转经营使用权，实现土地流转经营使用权的流转和聚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此外，农民流转土地的过程需要在一套规范有序的政策和措施下进行，农民要在自愿、有偿、依法的前提下，合理地获得土地收益，尤其要注意不能出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侵犯农民权益的做法。一旦不按市场规律和农民意愿推进流转，埋下的隐患很可能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三是从需求“得利”向需求“便利”演进。长期以来，我们的制度设计重在让农民“得利”，今天让农民得利的文章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他们已不在乎各种补贴中的那几个小钱，他们最渴望的是办事便利，“给物给钱不如给个方便”是群众最强烈的呼声。他们热盼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荒唐尽快废除，他们急待把一只鸡变成烧鸡出售，需要半只鸡重的申报材料尽快简化。从“得利”到“便利”，把“得利”寓于“便利”之中，是适应农民新需求，创新机制，深化农村制度供给改革的重大转折。

　　只有政府权力的减法，才能换来市场活力的加法。在网上办事已经极为普及的今天，农民却经常为了一纸证明，往返于村委会、乡镇政府、县直部门之间，不仅额外增加了费用成本，耗费了时间，也错过了最好的市场机会。安徽亳州开展互联网服务，努力实现“七零化服务”目标，深受农民称赞。“七零化服务”即“服务范围零盲区、服务办理零距离、服务对象零见面、服务获取零花费(全由政府出钱)、服务程序零缺陷、服务效率零误时、服务质量零投诉”，这一做法应在全国推广。

　　四是从引导就业向激励创业演进。引导被动的就业已经时过境迁，无创业何来就业?无创新何来创业?现实需要营造的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让各种人才的创造力竞相迸发。创业创新就是鲤鱼跳龙门，政府应千方百计缩小水位落差，让更多的鲤鱼跳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民依靠出售低价的初级农产品，难以获得合理的收入。无论是实现从初加工向深加工的转变，还是实现整条产业链的前沿后伸，创新和创业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农民创业创新不仅带来了就业机会，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农产品数量多、无品牌、同质化严重的现象，通过自主的研发和创新，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也提升了中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

　　比如乡村旅游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的进城打工，乡村旅游是既不离土也不离乡，它激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如把打工者留下的“给老鼠住的房子”改造成“给老板住的别墅”;推进了三产融合，使农副土特产品身价倍增;促进了城乡资源互动，是农村供给侧改革的最好实践;是现阶段农业增效、农村增富、农民增美、政府增收的最好捷径。各级政府应及早动作，为农民的第三次创业铺路搭桥。

　　五是从关注农业向关注农民演进。重农思想贯穿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历朝历代，无不以农养政、以农养国、以农养城，连“进口”的佛家思想也提出“农禅并举”的重农观。但历史上的重农皆为重业而不重人，且农民成为被剥夺最严重的对象。2006年我国结束了长达2600周年的农业税，彻底疗治了这一历史沉疴。但“三农”问题依然严重，如各行各业都可退休，农民没有退休制度;各行各业都不得使用童工，农民没有“童农”，那么多农民都在”违法劳动“。在粮食十二连丰的背景下，重农尤其要摆正业与人的关系，重业更要重人，重业必先重人。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 过去几十年，我国每年的一号文件都聚焦农业农村，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也不断加大，农民收入也不断增加。但是，当我们来到农村、深入农民的时候，却发现农村日渐凋敝，很多地方人走村空，乡愁变乡忧。社会歧视农业，农民不愿务农的现象弥漫于农村角角落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培养新型的职业农民。新型的职业农民应当起码具备高度的专业技术、稳定的收入、一定的资格准入门槛和较高的社会尊重。如果还把农业当成贱业，把农民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对象，农业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六是从发掘个体能量向发掘群体能量演进。家庭承包经营充分释放了家庭能量，极大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但随着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作为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已经无法适应这一变革，单打独斗不仅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让农民在市场上无法掌握话语权。组织起来，建立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是应对这一变化的关键。1898年光绪皇帝就曾颁发上谕，要求“各州府县力推农会”，说明在晚清时期，有识之士就已认识到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已是日渐衰微，难以维系。发达国家的一个农户要参加许多农业组织，而我国许多农民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组织。目前全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尚不到150万家，且要么大企业主导、要么退休干部当家，真正由农民自己组织为自己服务的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数由农民建立的农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体量小，职能低，未能真正实现农业组织应有的功能。一个现代化的农民合作组织，最起码应当具备组织生产、中介销售、产业载体和社会服务这四大职能。组织生产是集中优势、实现农民规模经营的必要手段，中介销售是解决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必要保障，产业载体是提高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必要方式，社会服务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维系产业链条，对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必要补充。

　　怎样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体量小的问题，实现由“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的飞跃，是发掘群体能量，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对接的关键。

　　七是从增强农民的发展动力向提升发展能力演进。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放活土地(由生产队集体耕种到分户承包耕种)、放活经营(由计划种植到取消统购统销)、放活领域(由只能从事一产到可以经商办厂)、放活空间(由只在本乡本土到可以进城出国)、放活组织(由只能单打独斗到可以合作入股)等政策措施，农民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苦于能力所限、水平不高，大都望市场兴叹，望现代化兴叹。五亿多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不足8年，且种地的大都是“386199部队”(即在农村的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留守人员)，现代化的理念、技术、管理、设施等元素无法长进农业，发挥效应。农业腿短就短在缺乏现代元素的注入，而注入的关键在人，当务之急在于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必须采用多种手段“多管齐下”，一是要开展农民的职业教育，改变现在的职业教育大多不贴合农民的特点，不适应农村实际的情况;二是发挥能人大户的带动作用，让农民在身边的能人大户的带领下，从最初的模仿学习开始，潜移默化地提升自己的经营水平和技术能力;三是做好农村文化的传承，引导农村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增强农民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品德意识和环保意识;四是加强对农村的实用技术培训，让农民掌握现代化的耕作方法，具备一定的农业科技知识，提升农民应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五是要普及网络知识，让农民都可以利用网络更新知识、掌握信息，与市场直接对接，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捷。

　　八是“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演进。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文化的传播提出“三喻”论，农业社会，文化的传播是前辈靠经验的积累向后辈传播，即“前喻文化”;工业社会文化传播在同代人之间进行，即“并喻文化”;信息社会，文化传播发生反转，后辈向前辈传播，即“后喻文化”。面对瞬息万变的电子技术，老人回家问问儿子、孙子的事经常发生。但中国乡村有6100万留守儿童，3000多万流动儿童(即随打工父母在城里流动读书)和无法统计的流浪儿童，他们就是农村的未来，今天我们为农村留下一群什么样的孩子，这群孩子就会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农村。

　　当前，这三大儿童群体得不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日益不平衡，农村学校由原来的59万多所撤并到27万多所，留守儿童在农村很难接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流动儿童由于跟随打工的父母不断变换学习地方，没有稳定的学习环境，往往小学没毕业就跑了三五个城市，学习大受影响。而流浪儿童的教育救助一直以来难以令人满意，他们往往反复流浪，接受教育无从谈起。除此以外，由于农村儿童群体的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很多儿童在学校中被老师视为“问题儿童”，对其放任不管，将责任归咎于父母缺乏管教上，又造成了恶性循环。在“后喻文化”时代，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延续，乡村的败落将是别无选择。全面检视二十多年来撤点并校的负外部性，彻底改变“村空、乡弱、城挤”的教育资源配置现状，使农村孩子真正能够普照到义务教育“免费、就近”的阳光，是解决乡村“后喻文化”“无后”的关键。

　　九是从“无根生存”向“有根生活”演进。二亿七千万的农民工大流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世界上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仅有12个，超过6000万人口的国家仅有23个，二亿多人口的大流动，可称得上是“大国中流动着的一个大国”。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流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用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背景下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他们从80年代至今四处漂泊。外出打工，本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却长期被赞美、被歌颂、被夸耀。而农民工追求安定生活的梦想始终没断过。中国眼下的问题就是解决“农民、市民、流民”的三民问题，而各级各地出台的政策，大多是针对农民和市民这两个原住居民群体，“流民”问题一直悬在半空，目前一些大城市的积分制对于从农民中走出的“流民”而言就是远方的天际线，存在着，但追不上。大力发展小城镇，让“游民”不游，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抑或让他们的迁徙不再单枪匹马，能以家庭为单元，是当下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十是从闭塞的村庄向地球村演进。村庄的概念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冲破地理上的村域范围，村里人在外面有多少打工的地方，村庄的虚拟空间就会延伸到多少地方。如果一个村庄有人在世界五大洲打工，这个村庄的虚拟空间就拓展到五大洲。因此，在村庄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中，既要关注在场的村民，还要关注那些不在场的村民。那些不在场的村民往往素质更高、影响力更大，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参与村庄的事务，甚至左右村庄的命运。这是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简化人类社会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颗脑袋”，一是砍脑袋，野蛮蒙昧时代，不听话就杀头;二是洗脑袋，光杀头不行，想坐轿还要有人抬，就把杀头改成了训教，强制执行，让被管理者听话;三是数脑袋，即通过民主的方式，数一数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尤其今天互联网时代，经济可以“众筹”，社会建设也可以“众筹”，网上征求意见已是制度出台的必修课。政策众筹，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做好引导解释，是乡村民主的新课题，也是新机遇。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