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三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基础的“三农”战略思想，对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推进当前和今后我国“三农”事业乃至全局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体现出全面科学的系统思维，反映出严密的内在逻辑和清晰的理路，是其实践经验和“三农”理论的创新性结合，是国际借鉴与我国“三农”具体国情的结合，是“三农”发展的基础性与中国梦的整体性的结合，是“三农”发展的“大农协”与“大农政”的结合。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三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基础的“三农”战略思想，对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推进当前和今后我国“三农”事业乃至全局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体现出全面科学的系统思维，反映出严密的内在逻辑和清晰的理路，是其实践经验和“三农”理论的创新性结合，是国际借鉴与我国“三农”具体国情的结合，是“三农”发展的基础性与中国梦的整体性的结合，是“三农”发展的“大农协”与“大农政”的结合。

　　一、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是其实践经验和“三农”理论的创新性结合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小农经济”、“城乡关系”、“组织化发展”思想，列宁的“重视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关心农民个人利益”理论，到毛泽东的“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八字宪法”方针，邓小平的“发展乡镇企业”主张，再到江泽民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观点及胡锦涛的“两个趋势”论断，习近平吸收借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前几代中央领导人的重要“三农”思想，结合自身在陕西延川、河北正定、福建、浙江、上海、中央工作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农”战略思想。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是其“三农”实践经验和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的创新性结合。

　　(一)根扎群众的“三农”情怀

　　早在担任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期，习近平就和社员一起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农村面貌，有着关心“三农”的深厚情结，形成了实事求是看待人民群众的观念。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他又积极为农民减负，进行农村改革。在福建省工作时期，他重视发展特色农业，主张发展生态农业，倡导山海联动发展，对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民脱贫致富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在浙江省、上海市工作时期，他组织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活动”，加强农村社会环境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欠发达地区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山海协作”三项活动的号召和开展更是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帮助老乡脱贫致富的具体体现，习近平“跳出农业发展农业，跳出农村发展农村”、“‘三化’带‘三农’”、“城乡共繁荣”的“三农”发展战略在此期间得到了升华。

　　虽出身干部家庭，但早年下乡当知青的生活经历让习近平对“三农”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情结。实事求是看待人民群众的观念、为民减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特色农业、保障农民权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三农”思想正是习近平根扎群众的“三农”情怀的具体体现。

　　(二)心系百姓的“三农”思想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多次就“三农”工作开展调研，倡导农村市场化，鼓励农民走组织化道路。2011年9月，习近平先后到天津市武清区、宝坻区、东丽区和静海县，针对农村城镇化、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基层党建、农民增收致富以及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等问题进行调研。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多次前往贫困地区，慰问当地群众，在河北阜平、甘肃定西、湖南湘西、山东菏泽、海南、天津、湖北等地考察调研特色农业、农村产权交易、美丽乡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等课题。

　　虽身居高职，习近平却仍能把“三农”这项基础性工作当作经济建设任务的重中之重，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农民脱贫增收致富奔小康、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稳定繁荣农村经济始终是习近平“三农”工作的中心问题。其在不同省份进行的多次具体实践调研活动，奠定了心系百姓的“三农”战略思想的实践基础。

　　(三)情牵国情的“三农”见解

　　面对不容乐观的“三农”形势，在2012年2月16日举办的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把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稳定地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重中之重的大事。” 〔1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 〔2 〕。在2014年1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 〔3 〕。“三农”问题始终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是新时期“三农”工作顺利推进的行动指南。

　　二、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是国际经验借鉴与我国“三农”具体国情的结合

　　2001年，习近平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主张，将农民组织起来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使农民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从而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占有率。习近平指出：“农村市场化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4 〕国际农业合作社、农协组织日臻完善，中国农民合作化道路方兴未艾，“三位一体”合作化体系是中国“三农”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国际农业合作社、农协组织日臻完善

　　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合作社，各农业合作社通过经营业务的契合点实现横向、纵向联合，组成地区性质的、全国性质的联社，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日本农协主要有市、町、村级(相互间行政级别平等)，都、道、府、县级(相当于中国的省级)以及全国级三个级别。市、町、村级的农协为基层农协，直接面对农户，为基层农民生产生活服务。基层农协按业务范围，又可分为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类。韩国主要由农民会员、区域性农协、专业农协和全国农协中央会(中央农协)构成。美、日、韩等国农业合作化体系相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农民组织化而言发展得较为完善。据2010年的数据统计显示，美国拥有86%的家庭农场，自耕农在日本总农户中占比88%，荷兰农业体系中的基本单位更是家庭农场，农民通过各类农业合作组织和服务组织把家庭农场联结起来，进行合理的专业分工和协作，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农业合作社互惠互利思想对于巩固农业基础、激活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农民合作化道路方兴未艾

　　历史进入新世纪，我国小康建设稳步进行，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业产业结构逐步调整，科技投入力度加大，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有所保证;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组织化、合作化能力增强，收入增长途径更加多元化;农村市场化速度加快，基层组织自治能力得到强化，农村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加快。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但是，我国农业人口多，家庭经营规模小，家庭经济基础薄弱，抗击市场风险能力不强，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较短，农村发展落后，农民生活贫困。具体来讲，农业稳步发展，但传统小农生产模式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产品面对国际市场的冲击，竞争力不足;新农村建设促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有所发展，但农村发展的滞后状况仍没得到根本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城乡发展差距大;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知识、技能不足，就业压力大，城乡发展一体化困难重重，这些仍然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市场经济初具规模，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由于农业经营规模有限，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分散经营的家庭承包曾被认为是小农经济的复苏。因此，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就必须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使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有机整体，让农民合作起来，走农村市场化道路，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制经济，让农民合作化道路越走越宽。这个问题早在2001年习近平于福建任职时就提到过，所以，中国很有必要借鉴美、日、韩等国的农业发展经验，走农民合作化、农村市场化道路。

　　(三)“三位一体”合作化体系是中国“三农”道路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倡导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其实习近平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已经提出“统分结合”特别是“统”的命题。他曾设想，把农民横向和纵向组织联合起来，实现生产、流通职能一体化发展;组织跨乡、县的地区联合，组建中心合作社和农产品销售集团;采取各种政策引导农民加强自我保护，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发展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千家万户提供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综合服务和信息、良种、技术、资金、物资、加工、贮运、推销等系列化服务。“纵横联合、融为一体、跨乡县、大规模、多层次、全方位、综合、系列化”的思想元素，是习近平农村市场化、组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

　　在2006年1月的浙江省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又在当年12月瑞安召开全省现场会的时候，进一步将“三位一体”总结表述为：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建立和完善“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体系、走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要求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合作社的联系，专业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应合理分工，从而实现在金融、流通、科技服务等领域内多层次的、综合性的大合作。习近平“三位一体”新型合作化战略思想是在借鉴发达国家农业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三农”发展具体国情，不断探索、总结而来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位一体”新型合作化体系建设是中国“三农”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是“三农”发展的基础性与中国梦的整体性的结合

　　习近平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广大腹地，农民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其发展问题的解决，是伟大中国梦实现的基础，习近平尤其强调“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和中国梦的整体性，其“三农”战略思想是“三农”发展的基础性与中国梦的整体性的结合。

　　(一)民富村美农业强，“三农”基础是衡量

　　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落后、农民生活贫困，这一现状不容忽视。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产业，有着基础性地位;农村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大多数，农民收入的增加直接关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收入总量，中国“三农”发展在曲折中前进，解决好“三农”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问题。

　　(二)国富族兴民幸福，“中国梦”来作保障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习近平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梦想，也是每个人的梦想。我们追求经济腾飞、生活改善、物质进步、环境优化，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公民成长、文化繁荣、教育进步、科技创新，追求富国强兵、民族尊严、主权完整、国家统一、世界和平。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也必然意味着农业高效生态可持续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繁荣有序，农民增收途径多元化，城乡差距真正缩小。

　　(三)“三农”工作基础稳，“中国梦”就有基准

　　中国梦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工程，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伟大梦想，具有整体性;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是具体的各异的个人的梦想。中国13亿人口中，农民占大多数，中国梦这项伟大工程的完成，离不开大多数农民梦、基础梦的实现。党和国家只有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农产品质量抓好，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基础性的“三农”问题解决好，才能实现整体性的中国梦。

　　四、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是“三农”发展的“大农协”与“大农政”的结合

　　虽然在我国农村市场化和农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但是一些政府涉农部门仍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方法管理农业，不能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及时转变工作职能，因此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农民增收受限。

　　(一)市场经济呼唤 “大农政”出台

　　近年来一些推广“三位一体”合作组织的地方，遇到了来自涉农部门的很大阻力。涉农部门各自为政，部门利益不断膨胀，个别部门甚至假以支农的名义扩张预算、编制，强化自身权力，设立各种审批权限和资金渠道。如果涉农部门继续各自为政，农村经济继续“条块分割”，交流合作不畅，就会增加组织成本，达不成规模优势，“大农协”组织化合作道路也会步履维艰。因此，需要加强涉农部门管理体制改革，为“三农”发展理清道路，呼唤行政管理式“大农政”出台。

　　(二)“大农政”引导与“大农协”合作比翼双飞

　　习近平借鉴国际经验指出：各(欧共体)成员国注重“大农业”范围的法律手段和行政管理方式并行。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和牵头作用，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特别是日本等国的农协，本身就是一个半官方组织。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对农产品生产、流通、进出口贸易和农业要素、农村消费品、农村工业品的市场供求及时调整。习近平同时强调：各级政府要引导和帮助农民成立自治组织，实现农民的自我保护。要引导农民自我保护组织提高谈判地位，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指导农民自我保护组织在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保护农村市场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适当地创造条件将部分服务职能转移和委托给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毋庸置疑，实现“大农政”和“大农协”的比翼双飞是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上的又一创举。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合作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指出，要积极创新农业服务形式，大力推进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供销合作社为依托、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后盾的“三位一体”的服务联合体建设，努力构建以政府部门的服务和管理为保障的集技术、信息、金融、营销等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服务平台 〔6 〕。

　　要走现代化农业道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农口体制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大农政”与“大农协”比翼双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合作体系建设相辅相成，是农业现代化、农村市场化、农民组织化发展道路上，尊重市场规律与加强宏观调控、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宏观调控有形的手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发挥市场的价值规律，可以激发市场活力，壮大农村经济;政府必要时进行宏观调控，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支农、强农、惠农、富农。

　　作者：常君丽 高君 来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