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的讨

建国以后，学术界对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问题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的讨论，直接关乎对 中国 文学的性质、 内容 、特征、 艺术 传统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 发展 规律 等问题的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研究 者们的态度是认真的，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由于左的干扰，还有待于学者们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探讨，才能得到好的成绩。兹就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些主要问题，略述 
一、关于现实主义问题
1952年第14期《文艺报》发表了冯雪峰同志的长篇论文《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它是建国后第一篇全面而系统地论述现实主义发展史的文章：，文章对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的发生、发展的 历史 特点，提出了系统的观点。对于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学术界并未展开争鸣与讨论。
四年之后，1956年第16期《文艺报》发表了刘大杰同志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接着第21期《文艺报》发表了姚雪垠同志与之争鸣的文章《现实主义讨论中的一点质疑》之后，遂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1956年苏联《文学报》发表了雅·艾尔斯布克的论文《现实主义还是所谓反现实主义》，苏联学术界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重大问题，需要对现实主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以后，苏联 科学 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大型学术会议，讨论了有关现实主义的种种问题。我国《 学习 译丛》杂志于同年七月刊出了艾尔斯布克的《现实主义还是所谓反现实主义》的译文。刘大杰读了雅氏文章之后，联系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实际，遂撰写了上文并《中国古典文学史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文学的主流及其他》、《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等几篇文章。归纳起来，他的主要论点(一：)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无论在思想倾向和创作 方法 上，有它自己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不能同积极浪漫主义混同起来，不能和一般的真实性等同起来。现实性和现实意义并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文学并不等于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这种进步的创作方法，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孕育萌芽、成熟而发展提高的，它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道路，有各个阶段的现实主义。(二)运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来概括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会遇到种种困难，其结果是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不能真实地 分析 文学史的具体内容和不同流派的作品的艺术特点，必然走上简单化片面化的道路。运用这个公式，势必以现实主义代替积极浪漫主义，结果是降低了模糊了积极浪漫主义在文学史中的起源、形成和它独立性的地位。把文学史象切西瓜一样，一半是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一半是反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就等同于 哲学 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虽然在各种美学 理论 和作家的世界观里，都具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性质，但如果对于文学作品不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们的艺术特点，不深入地加以细致的分析，结果会造成混乱的现象。(三)在杜甫、白居易以前，中国还没有成熟的现实主义。在那一个阶段，现实主义主要是在民间文学中间萌芽、成长，在作品中只能有现实主义的因素，或是现实主义的基本条件；到了汉魏乐府歌辞，尤其是《孔雀东南飞》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一阶段的进步文学，除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之外，都只能称为现实文学，不能称为现实主义文学。杜甫、白居易的 时代 ，使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达到了成熟的阶段。造成这个成熟的条件是，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工商业的空前发达，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市民意识的高涨，新哲学思想的兴起，推动了文学理论的进展，新乐府运动的形成，传奇文学的兴起以及古文运动的发动等等。这个时期，与意大利十三、四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是有些相似的。唐以后，小说戏曲这种形式，是更好发展现实主义的。元、明、清的戏曲、小说的优秀作品，现实主义得到了丰富和提高，到这一时期，可以说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形成问题。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起源的讨论从五十年代延续到八十年代，虽众说纷纭，但起源于《诗经》则是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
姚雪垠在《文艺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刘大杰没有把现买主义看做历史发展的成果，而是看做个人生活遭遇的产物。个人的遭遇可以 影响 作家的创作方法，但不能成为某种文学流派或运动的决定因素，只有各方面所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时代风气才是决定的因素。南宋以后，在封建 社会 中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到明清以后获得相当发展。就文学看，南宋产生了话本小说，应该被看作近代现实主义的“滥觞”。话本是从市民中间产生的，供广大群众欣赏的，并且开始表现市民的生活、思想、道德观念。所以，中国现实主义的历史开始于南宋，即第十一到十二世纪，而不会更早。人们习惯上把《诗经》当做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如廖仲安同志指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是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当然可以有不同的阶段和过程，但是不能机械搬用欧洲的概念，把人物形象当作衡量诗歌的标准。在中国抒情诗的创作中，本来就没有提出塑造人物的任务。一千多年的文艺批评中，我也没有看见用塑造人物来评价抒情诗的。因此，我也就不同意刘大杰把杜甫当作现实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在我看来，把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年代推迟到浪漫主义文学成熟的年代一千多年以后，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孔雀东南飞》，《悲愤诗》以及汉乐府的一些诗歌，比之杜甫那些名篇，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有的同志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与原始诗歌是同时产生的。陈翰文指出，刘大杰说现实主义要和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相联，但这不是产生现实主义的必要条件。劳动人民要对 自然 、社会进行斗争，为了这个斗争的需要，劳动人民要进行文艺创作。有了文艺创作，其中就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如《弹歌》的创作方法就是现实主义的。盛钟健等的文章指出，在《弹歌》这首短诗中，人们不能找到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弹歌》只简单地勾勒了原始人的打猎过程，主人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人们都弄不清楚，无“性格特征”可言。即使《诗经》，也是缺乏个性描写的，不能“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因而不能说是现实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创作方法，在《孔雀东南飞》已经形成和基本成熟。总之，从《诗经》到汉魏乐府是现实主义因素逐步积累和现实主义逐渐成熟的时期，唐代大量现实主义诗歌的出现和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完全成熟。唐以后是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时期。蔡仪同志也指出，原始时代的艺术，虽能表现对象的某些特点，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是基本上缺乏形象的完整性，更缺乏形象的典型性，也缺乏艺术应有的美感效能，不能认为有现实主义。有的同志提出从不同体裁发展过程中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即诗歌的现实主义萌芽于《诗经》时代，形成于建安时代，杜甫和白居易的艺术成就是它更成熟的表现，小说的现实主义萌芽于唐传奇，形成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红楼梦》则是它的顶峰，戏剧文学的现实主义始于与《董西厢》相近的年代(南宋末期的杂剧与宋戏)，成熟于关汉卿、王实甫的时代，《桃花扇》则是它的最高峰。其他，尚有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起源于明清说，起源于近代说，等等。
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起源、形成理解的歧异，主要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实质理解的歧异所引起的。所以，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现实主义问题讨论同时进行的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讨论。什么是现实主义，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的实质，几乎是每一篇讨论文章都要涉及到的。
苏联文艺理论家艾尔斯布克批评了流行的现实主义观点，即认为现实主义与其说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创作方法和倾向，不如说是艺术的一种从来就有的、一开始就有的特性。因此现实主义的概念就跟真实性的概念等同起来了，而现实主义的历史就跟艺术反映现实即反映生活真实的历史等同起来了。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历史形成的，它只是各种创作方法中的一种创作方法，并根据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认为人物性格的概念对于规定和理解现实主义具有巨大的根本意义，而古代社会的文学艺术没有真正的人物性格描写，所以现实主义只能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刘大杰是赞成这些观点的。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最有力和最先进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反映现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方面，比起其他的创作方法来，能达到更大的深度和广度。恩格斯的“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的典范定义。姚雪垠认为，文学史上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不是全部的)不相同的创作方法或倾向，一种是杜甫的方法，一种是李白的方法。从广义说来，我们往往把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说是古典现实主义和古典浪漫主义。恩格斯把现实主义看成是 现代 文学的产物，而高尔基把现实主义的产生上溯到英国的文艺复兴，以乔叟为开创人。在中国尽管有自己的历史特点，难道现实主义可以和近代社会  (那怕是仅具萌芽)的出现没有关系么?他反对刘大杰把杜甫定位中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而把现实主义和市民阶级的兴起  联系起来，中国的现实主义只能开始于南宋以后，而不会更早。[10]蔡仪同志认为，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意见，可能是主要对小说、戏剧等而说的严格  的现实主义要求，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的定义。他引用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信里的话：“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如它能够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的幻想……这部小说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认为，真实地描写现实，就是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或基本原则。他不同意刘大杰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同于表现方法，所谓创作方法首先是关于艺术内容的原则，其次才是关于艺术形式、也就是关于艺术表现的原则。如果说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地描写现实，那么合乎这个基本原则的作家和作品，就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而从文学史上说，有相当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也就是现实主义的形成.因此刘大杰的唐以前中国古典  文学现实主义未形成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其实，现实主义  的文学作品早在《诗经》时代就有了的。而姚雪垠紧紧扣住现实主义的产生“是同资本主义的出现分不开”来立论，这就是离开文学创作方法在谈文学创作方法的“实质”，结果是代之以  社会史的实质；离开文学史的具体事实在谈文学创作方法的发  展，结果是代之以社会史的发展，于是掉在他所要排斥的庸俗社会学的陷阱里去了。[11]何其芳同志认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并不只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还有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不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说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对立，而且有相通之处，这是对的。然而，把积极现实主义划入现实主义的范畴，就是混淆了两种创作方法的差别，如复旦大学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导言中正是这样主张的。[12]廖仲安指出，要考察中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应该从中国文学史的具体事实出发。“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来自欧洲，欧洲的文学家和学者根据欧洲的文学情况提出了这个概念。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是从欧洲文学得出来的结论。欧洲近代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戏剧，典型人物的塑造当然是小说和戏剧的主要任务。中国文学史在元代之前，诗歌特别是抒情诗是文学作品的主要样式，这就不能用欧洲现实主义的概念来作为衡量中国文学史现实主义的尺度。[13]有的同志征引高尔基的话：“对于人类和人类生活的各种情况，作真实地赤裸裸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即艺术形象具有活生生的人所具有的真实性，生活图景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来概括和表现的，这便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便算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同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初叶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具有自己的特点：乃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的产物，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封建社会中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一般说，这个传统主要是以产生于封建压迫下的农民思想以及部分以出现于封建社会后期的  市民思想为思想基础的，乐观、朴实、浑厚、积极、求用世、爱生活、尊重理性、正视生活，每当异族大举入侵、民族危机加深之际，则更焕发起抵御****、热爱祖国的激情。[14]茅盾同志指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地位有关：在阶级社会的初期，阶级斗争就反映在社会中的被剥削阶级所创造的文艺作品中；而由于被剥削阶级的本能及其斗争性质规定了它对文艺的要求与任务，因而它的这种文艺就其内容来说是人民性的、真实性的，就其形式来说是群众性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产生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5]这就把现实主义  等同于文学的革命性、人民性，实际上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范围。有的同志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是性格描写”，并从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的“语法关系”分析出“中心词是典型性格”，“典型环境并不一定要求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中描绘出来”。[16]有的同志指出，根据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细节的真实、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才是现实主义的科学概念，抽掉其中的任何一点，或者把其中任何一点单取出来作为“广义的现实主义”的定义，都只能带来混乱。[17]总之，关于现实主义的实质，建国以来三十几年，虽然争论不休，但是分歧仍然存在。那种把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放大，以至于把现实主义等同于文学的真实性、艺术性、进步文学的做法，不再为人们运用了。
关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否构成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也是五十年代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刘大杰1956年发表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指出，如果只把源远流长丰富多采的中国文学史理解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就会把文学史上各种创作流派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发展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并且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以后发表的几篇讨论现实主义问题的文章，坚持了他自己的观点，并指出势必会以现实主义代替积极浪漫主义，降低了积极浪漫主义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以至于不尊重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而造成混乱现象。[18]
1958年第工期《文艺报》发表了茅盾同志的一篇宏文：《夜读偶记》，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茅盾联系中国文学上大量的事实，确认中国文学史存在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他认为，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是产生现实主义的土壤。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本能及其斗争的性质，这就要求文学产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剥削阶级要求宣扬他们的恩德与神武，把剥削制度描写为永恒的制度，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阶级社会内，文学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茅盾的这篇文章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中文系古典文学组编着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于1958年9月及工2月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出版了。这两部《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以茅盾的许多观点作为立论根据的，都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做为文学史的重要规律。这两部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公式暂时为一些人所接受，但同时也引起了极为热烈的争论。
1959年6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何其芳同志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何其芳同志指出，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不能作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规律的根据。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只能引伸出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学，有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学，也有资产阶级的文学。 应用 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史上，只能引伸为有民主性的文学，也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学。不能在民主性的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划等号。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来着眼，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并不只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不就是现实主义的同意语。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也能真实地反映现实。那种主张把积极浪漫主义划入现实主义的做法是错了的。他认为，茅盾赞成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公式，但他举的例子并不多，这些例子并不能贯串整个文学史，而且有些例子还可以讨论。比如，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诗经》里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是否曾有斗争了。汉赋，虽然好作品不多，但恐怕也不能说全部都是反现实主义的。说《史记》是现实主义，司马迁又写赋，不好解释。韩愈反对形式主义，但他自己又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韩愈的古文运动其实是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并不等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等等。事实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并不是贯串整个中国文学史的。[19]对茅盾《夜读偶记》的一些观点，持异义的或反对的文章至少也有二十多篇，上引何其芳的观点有一定的概括性．1959年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公式的国外发明者宣布放弃了自己的“公式”，在中国除了茅盾坚持外，多数人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从理论上和实际上看，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公式是不正确的，以后人们不再提及它。  
二、关于浪漫主义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也是源远流长的，不能把积极浪漫主义归入现实主义范畴，而应视浪漫主义为独立的创作方法。复旦大学同学编着的《中国文学史》的《导言》说积极浪漫主义“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李文光同志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有血缘关系的，但却不能互相包括，也不能互相代替。浪漫主义注重理想，如望远镜一样显示未来。[20]何其芳同志也指出，浪漫主义虽然也是以一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却按人的幻想和愿望把它做了较大或很大的改变。这就不能把积极浪漫主义列入现实主义的范畴。[21]公木同志指出，浪漫主义并不总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而存在。[22]确认浪漫主义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就避免了把屈原、李白这样浪漫主义诗人划入现实主义范畴的混乱。
什么是浪漫主义，各家的看法也不是完全一样。蔡仪引述西方理论家和作家的论述，认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确是在于它的描写理想这一点上。说浪漫主义描写理想，并不是说浪漫主义就丝毫没有现实性，只是说浪漫主义不是真实地描写现实，而是理想地去描写对象、描写理想化的对象而已。所谓理想并不是现实，但理想有反乎现实发展倾向的，也有合乎现实发展倾向的，于是有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的差别。[23]何其芳同志认为，浪漫主义并不完全按照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反映生活。它总是现实和幻想的结合。浪漫主义所据以进行虚构的幻想却更为大胆，更为奇特，它不仅是可能存在的，而且还可以是不可能存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同样是真实地反映现实，都要求有典型性。如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是按照人的幻想和愿望创造的，浪漫主义的倾向也是随着文学艺术的产生而产生的。公木认为，浪漫主义偏重理想，着重抒发主观世界的热烈幻想。张碧波、雷啸林的文章，力求摆脱“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依据中国文学特征，认为主要通过对整个世界(除了社会、还有自然和作为个体的人)的感受，阐发对现实、人生的怀疑态度。这是中国前期古典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24]
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浪漫主义即积极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周扬同志说，有的人承认现实主义，就不承认浪漫主义，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热爱一切伟大作品，不论它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25]陈祖堃同志认为，积极浪漫主义始终是一股强有力的巨流，一直汹涌澎湃奔腾在中国文学史长河之中，掀起极为壮阔的波澜。在古典诗歌领域中，积极浪漫主义更是一个极可珍贵的优秀传统，伟大的诗人差不多都和积极浪漫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26]有的同志指出，人们通常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观察文学史，结果是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套用。应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传统的各种形式表现，并且也尝试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观察一下某些作家与作品。[27]

有的同志认为，初民的神话，是 中国 浪漫主义产生的摇篮。初民征服 自然 战胜自然的理想是神话产生的基础。中国神话中许多征服自然的英雄人物，如逐日的夸父、炼石补天的女娲或射日除害的后羿，都没有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描写，所以基本上都是浪漫主义的。神话中的浪漫主义只是初生的婴儿。[28]
刘大杰认为，从《楚辞》到李白，将近一千年。在一千年的中国诗史中，现实主义在民歌中发育成长，现实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强烈．但在文人诗人中的代表作家，几乎全是浪漫主义者．如屈原、曹植、阮籍、陶潜、鲍照、陈子昂、岑参、高适、李白等等，几乎无一不是浪漫主义者。这些诗人都有表现人民愿望或是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 内容 。[29]廖仲安认为刘大杰的这些意见是很难说通的。汉乐府诗中有现实主义因素，直接继承汉乐府传统的建安诗人怎么完全变成浪漫主义者了呢?陈于昂写了很多反映人民疾苦的感遇诗，也不能简单把他划入浪漫主艾。其他如鲍照、高适也不能归入浪漫主义。[30]屈原的诗篇标志着浪漫主义创作 方法 的成熟．屈原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旗手。在《离骚》中，诗人塑造了伟大崇高的诗人自己的形象。[31]《离骚》这篇宏大的抒情诗，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相交织，不但说明了诗人与楚国贵族腐朽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反映出诗人是怎样克服了种种困难而完成了他那种崇高的具有伟大悲剧意义的品格。[32]张碧波等根据中国古代文化 历史 背景的特点，对楚辞浪漫主义做出了新的解释：屈原 时代 的楚国正是处在建立宗法 社会 秩序和思想规范的前夜，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不但决定了当时楚国文学的特点，而且给予它未来的 发展 趋势以深刻的 影响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学与中原的文学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它同时蕴含着 哲学 、宗教、文学等多重因素，反映着原始型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征，是远古神话传说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继承者。从不自觉的浪漫主义到自觉的浪漫主义，从原始神话到楚辞，显示出入类意识人间化发展的过程．《九歌》、《天问》、《离骚》是从远古神话发展而来的走向人间化过程的三个路标。屈原所追求的理想即建立宗法社会一经实现，楚辞做为整体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它的浪漫主义因素便逐渐蜕化而最终与美刺现实主义合流。[33]
庄子的浪漫主义文学也为人们特别注目，是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学术 研究 的重要课题．有的人认为，庄子代表了浪漫主义的另一种倾向，因为庄子虽然对现实不满意，但不去反抗，而是企图把社会引向倒退的道路。[34]有的同志明确地认为，《庄子．天下篇》“庄周……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精神，是他的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的“道”的具体表现，只是一种消极的反动的浪漫主义。[35]有的同志认为，庄子的浪漫主义虽然不是积极而是消极的，但庄子散文却不失为浪漫主义的精品，议论机智，气魄宏大，看来随便，但文理又很密察。同时还具有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36]张志岳同志认为，庄子不是一个持虚无主义的真正的厌世者而是一个有强烈情感表现的人。高尔基说：“积极浪漫主义，企图强固人们对生活的意志，在人们心中，唤醒对现实一切压迫的反抗决心。”庄子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是符合高尔基提出的这个标准的。至于其中所表现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多少也给后世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但那是次要的。[37]有的同志指出庄子的浪漫主义特征，《天下篇》中对庄子创作的着名论述，可以说是对他的浪漫主义特征的最精辟的概括。它不但指出《庄子》对巫史文化和以前道家思想的承袭关系，而且指出它趋向于文学的发展，即“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不但指出它的“人的自觉’，“自我意识”的特点，即“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混浊，不可与庄语”，而且指出  它与宗法势力的对立，即“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不但指出它所开拓的涵盖世界宇宙的境地，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而且指出它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即“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不但指出它的题材“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无所不包’而且指出它“弘大而辟，深阂而肆”的意境。[38]有的同志指出，《庄子》是中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滥觞”。《庄子·天下篇》的“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是对现实的否定的、叛逆的、批判的态度，是《庄子》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前提和出发点，成为其萌芽式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的一条基本原则，而这个原则显然是积极的。[39]
陶潜诗的浪漫主义 问题 。孙静同志认为，以前一般人都能看出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是浪漫主义作品，却很少有人认为他的田园诗也是浪漫主义的，其实二者本质上是相通的。二者的根本点都是把生活境界理想化，只不过《桃花源记并诗》采取了非人间形式，理想化的程度表现得显明。田园诗是在现  实的田园生活形式中描写理想化的生活境界，采取人间的形式，理想化的成分表现得隐晦罢了。陶渊明的田园诗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流派。它创造了浪漫主义的一种新风格，其基本特点就是在平实的生活形式中含蕴理想的境界，在表面的现实形式下含蕴非现实的内容。[40]
李白的浪漫主义评价问题。有的同志指出，李白在思想上虽然曲折复杂而多矛盾，在诗篇中虽然也瑕瑜杂揉而不单纯，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论，他在 艺术 上的重大成就，包括他在诗论上提出的鲜明见解，都证明他是歌颂自由与进步、背叛礼法与规范，反对古典主义的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山水诗中也包含着某些病态的成分，却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为消极因素，因为它们同时往往也是激情和想象的标志，是不满现实和追求理想的表现。[41]
有的同志指出明代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特征。明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西游记》、《牡丹亭》等作品，出现了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说”等浪漫主义的美学 理论 ，冲击了明代的复古主义的藩篱，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明代和后来的文艺发展廓清了道路。其特征表现为，(一)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憧憬自由理想，(二)主张独抒性灵，强调激情，有感而发，反对无病呻吟，(三)想象丰富，夸张大胆，象征巧妙，构思奇特。冲击了封建道统和封建礼教，关于创作的一些独到见解，正确地反映了创作 规律 ，对后世文艺创作和理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42]
总之，经过讨论，确认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 分析 研究，特别是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特征、规律等一些重要问题，还有待于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概括性较强的更富于 科学 性的文章。  
三、关于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年
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于是在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在1959年至1961年之间。
这个问题包括许多方面，要做多方面的专门研究。首先，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没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周扬同志说，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历史上许多伟大作家总是常常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两种艺术方法的不同程度的结合。[43]郭沫若同志也认为古典文学中有两结合的作品。他说，古今来伟大的文艺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者。如屈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关心的事物真是包罗万象，在《天问》中他所提出的关于宇宙的形成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解答。所以，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44]茅盾认为，中国历史上极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而李白、杜甫这样的大作家只能说前者属于浪漫主义，而后者属于现实主义。[45]胡经之认为，由于古代作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理想与现实”不能统一，因此古典文学只能达到现实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不能达到两结合。[46]张怀瑾也认为不能结合，主要原因是：(一)由于古代作家世界观的局限，不可能解决“艺术和现实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二)生活本身不能提供解决理想和现实相矛盾的必要条件，不能产生结合的思想；(三)由于文学本身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文学史上即使最进步的古典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真正结合。古典文学创作中不能有两结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47]争论的双方对“结合”的理解、要求不同，难于求得一致。
至于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两结合”的作品，也是众说纷纭。有的同志说；《离骚》、《窦娥冤》、《三国演义》都是古典文学中比较典型的两结合作品。[48]有的同志说，不能把神话和以神话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戏剧也看成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把《史记》、《红楼梦》看成“两结合”的作品，也是不妥的。《水浒传》才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作品。有的人又认为，远古的神话传说与歌谣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开端，在元代剧作中还是初步形成，在元末明初及明代中叶出现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以及《西游记》等巨着中就有了巨大的发展。[49]
关于“两结合”的特征。有的人认为，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在故事情节的处理上是既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又服从于理想的表现。[50]但有的同志认为把现实与理想的统一看作是．“两结合”的特征不够妥当，因为这看法是含混不清，界限不明，无法概括那些抒情诗中的“两结合”作品以及那些以悲剧结束的“两结合”的戏剧和小说的特征。[51]
古典文学中的“两结合”是否能成为独立的创作方法。有的同志持肯定意见。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方法，它在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特长的基础上，充分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原则。[52]也有的持否定意见。
1976年以后，文艺理论界讨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个创作方法，但是，古典文学界却极少见继续讨论关于文学史中“两结合”的文章。有的同志指出，当时的讨论是围绕着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的，因此，所有的文章，包括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全部重点放在“两结合”上，却没有一篇专门的论述和研究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及其具体内容和历史特点的文章。由于对这类基本理论问题，缺乏应有的研究，就在讨论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混乱。[53]这个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从事实出发，坚持独立思考，对于学术研究，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这是最重要之点。
《文艺报》1956年第22期．
1959年4月1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959年8月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也谈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问题》，1959午7月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1959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
盛钟健、姚国华、徐佩珺、范民声《也谈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196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论现实主义问题》，《文学研究》1957年第l期，收入《探讨集》。
胡锡铸。《略论中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新建设》1962年第5期．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16期。
[10]《现实主义讨论中的一点质疑》，《文艺报》1956年第21期．
[11]《论现实主义问题》，见《探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2]《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59年7月2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3]《也谈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问题》。
[14]公木《继承发扬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5]《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
[16]陈翰文《现实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17]《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质疑》，《文学论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文学的主流及其他》．
[19]《文学史讨论中的n．个问题》．1959年7月26日《光明日报》。
[20]《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中国文学史讨论集》，中华书局。
[21]《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l959年7月2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22]《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
[23]《论现实主义问题》，《探讨集》。
[24]《试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诸问题》．《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
[25]在中共“八大”的发言。
[26]《试论浪漫主义在唐以前文学中的主要表现》，《复旦》1959年第9期。
[2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一瞥》(下)，《山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28]《试论浪漫主义在唐以前文学中的主要表现》，《复旦》1959年第9期。
[29]《文学的主流及其他》，《中国文学史讨论集》。中华书局．
[30]《也谈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问题》。
[31]《试论浪漫主义在唐以前文学中的主要表现》，《复旦》1959午第9期．
[32]《继承发扬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
[33]《试论古代浪漫主义传统诸问题》．《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
[34]《试论浪漫主义在唐以前文学中的主要表现》，《复旦》1959年第9期．
[35]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
[36]阎韬《庄子美学思想浅议》，《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8期。
[37]《文学上的庄子》，《中国文学史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8]《试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诸问题》。
[39]②阮国华《谈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的滥觞》，《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40]《陶渊明田园诗的浪漫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41]《继承发扬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
[42]程林辉《明代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特征》，《争鸣》1984年第2期。
[43]《新民歌开拓了新诗的道路》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前者见《红旗》1985年第1期，后者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人民文学出版社。
[44]《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8期．
[45]《五个问题》，《河北文学》1961年第5期．
[46]《现实与理想在文学中的辩证结合》，《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
[47]《中国文学史上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河北文学》1961年第3期。
[48]蒋和森《关于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1961年1115日《文汇报》．
[49]梁超然《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几个问题的探讨》，1961年4月20日《广西日报》。
[50]张炯《也淡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1961年3月5口。
[51]冯其庸《论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教学与研究》1961年第1期。
[52]张先觉等《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探讨》．1961年8月5《安徽日报》．
[53]敏泽《关于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