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思想探析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存和共处思想是列宁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列宁是全面、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用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阐述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可以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利用，进而达到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用新的视野，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共处与斗争做了全方位的探讨，通过科学地分析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变为现实制度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的这一理论认识，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带入了全新的境界。今天，在知识经济兴起、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席卷世界各地之际，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列宁的这一理论对我们仍有极大的启迪。
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均势”而造成的共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现实基础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章中，通过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了“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结论。他指出，这一规律的作用使世界历史的运动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客观结果，即“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以前国家。就是说，列宁科学地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必然出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并存，而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证实了列宁分析的正确性。
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经过了三年残酷而激烈的国内战争，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捍卫了新生的社会主义。1920年1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宣布撤销对苏俄的封锁，表明国际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武装绞杀苏维埃已力不从心，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已经不能进行公开的反苏战争”国际上的反共产主义势力“不得不同”苏维埃政权“谈判”，被迫走上与苏维埃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道路。于是，国际上就“出现了一种均势一在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出现一种均势，这种均势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政治和军事力量上的平衡。对此，列宁指出，国际资本主义“虽然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却不得不承认，它们不能摧毁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力量的苏维埃共和国又说，“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共和国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是否可能呢？这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已经证明，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可能的，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列宁充分分析了造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均势状态”的两方面原因:一是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在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中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历史主动性和不怕牺牲的忘我精神，使国际资本主义没能征服苏维埃;二是“资本主义世界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特别是存在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利益上的最深刻、难以解决的纷争从而使苏维埃共和国得以生存。
列宁敏锐地看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均势”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及其重大意义，他提醒人们：现在形成了某种均势，虽然这是很不好的均势，但我们还要估计到这个事实。我们要生存，我们就不应当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列宁提到的“事实”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苏维埃“已经取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给自己取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密网中争取到基本上能够在国际上生存了”另一方面，“均势”的出现，使苏维埃“不仅有了喘息之机，而且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时期。
上述事实在实践中发展的逻辑显然是，国际资产阶级无法消灭社会主义，才产生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存”，在此基础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处才有了现实性。具备了和平共处的现实条件后，在理论上探讨的才是，两种社会制度如何交往、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的战略和原则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列宁以他那哲人的智慧，深感面临的局势是一次新的机遇。自协约国宣布解除封锁不久，列宁就公开宣布：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大改变了，因而应该寻求新的途径来解决我们的国际任务在实践中，列宁依据国内外的新形势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新的途径”，提出了与国际资本主义共存、共处的丰富思想，实施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
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是和平共处的首要前提
社会主义以什么样的原则为基础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这是十月革命后摆在列宁面前的现实问题。对此，列宁以历史的主动态度，面对世界宣传社会主义的和平形象。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在《和平报告》与《和平法令》中首次宣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对外政策，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苏维埃政府在《和平法令》中提出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在承认和维护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拟定了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草案，草案中重申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立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并把全力投入国内建设”，“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务必使其成功。可见，“与各国人民和平与合作的政策”是苏维埃政府对外关系的主调，是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现实表现。对于和平共处，列宁附之以特定的条件，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互不干涉内政。
早在1917年国内战争还未结束时，列宁在接见美国记者时就表示，“我们愿意保证不干涉别国内政”，以此为前提，“完全同意同美国（也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美国)达成经济协议。1922年，列宁在《全俄中央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报告决议草案》中非常明确地表示，希望资产阶级国家承认苏维埃共和国主权，只有这样才能同各国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和贸易往来。列宁强调，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应该是互相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真正达到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会给双方带来益处。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列宁曾对此作过说明。记者问:“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什么？’列宁回答：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用于运输和生产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51(W33)在列宁的思考中，尊重苏维埃共和国的主权，是不同性质国家和平共处的基本前提。尊重主权就意味着承认新生的社会主义，认可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存在。在这个条件下，社会主义可以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交往，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用尊重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作为和平共处的前提，体现了列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如果缺少这一前提，不可能达到“两种所有制的真正平等"和平共处也就不存在了。
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平等互利是和平共处的根本出发点
20年代初，列宁在同外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曾明确表示，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使得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大力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务关系。我们不反对使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机车和农业机械，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小麦、亚麻和白金呢？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谷物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产生谷物具有同样的味道，不是这样吗?列宁又认为，和平政策应该成为双方的、相互的政策，不仅苏维埃国家执行这一政策，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应该执行这一政策，它应成为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基本出发点。
在不同社会制度的交往中，列宁坚持的原则是:使策略手段服从于战略的需要。他认为，保卫和平就要使外交活动服从于巩固和平的目的。但这样做的必要条件是:资本主义要向苏维埃政权做出相应的让步。1922年，列宁在(〈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强调:“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如果国际资产阶级不向苏维埃俄国做或多或少的等价让步，我们也决不像国际资产阶级做政治让步。[在全俄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中，列宁提出，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并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同它们合作。列宁告诫党内同志我们拒绝一切关于抢劫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关于善邻和经济协定的条款，这种条款我们决不能拒绝。。他甚至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让出一定的经营权，作为从技术上比我们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很显然，列宁的观点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交往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且应该具有互利性，社会主义理应从中获得益处，否则这种交流难以进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曾提醒人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对我们不利的东西”，“赔本的买卖我们是不干的列宁的平等互利思想，指导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活动，正确地处理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1920年6月，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全俄中央执委会上关于苏英谈判问题的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列宁的关于以平等互利为出发点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处的基本观点，即“我们的口号:和各国政府和平共处，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政府”，但“应在互利、双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平等互利是列宁倡导的和平共处思想中的一项坚定原则，坚持这一基本点，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争端是和平共处的现实作用
列宁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共存、共处，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而且将其视为解决国家间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列宁起草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苏维埃代表团的报告决议》中，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活动表示赞同。列宁指出，拉巴洛条约的出发点是两个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一和平共处的原则。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正是这样的关系，即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和平的，事实上的平等是摆脱国际争端、国际纠纷的唯一正确出路根据列宁的指示，契切林代表苏维埃政府发表声明：“俄国代表团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立场，认为在当前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可以并存的时期，两种不同所有制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全面经济恢复是必要的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参加高级会议就明确提出用经济合作的方式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确属伟大的创举。
采用和平共处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既是列宁的伟大创造，又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出现的“均势”的必然产物。对苏维埃共和国而言，用和平共处方式去解决国际矛盾，一方面是为自身获得“喘息之机”。因为在和平时期，苏维埃“会强大几十倍”;另外，这也是出于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劳苦民众“同意和平”的愿望，在于向世界表明苏维埃高擎的是“社会主义和平的旗帜”。在列宁的思考中，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从策略上看，它是在双方力量保持“均势”状态时的一种手段；从战略上看，它又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现实决策。
五、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彼此斗争与共存、共处的统一，是和平共处的辩证本性
在认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存和共处的问题上，列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得并巩固与其共处的现实基础。列宁多次指出，同资本主义共处得来不易，它是由于“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得到了和平,这意味着，和平共处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同资本主义斗争为条件的。早在1918年7月，列宁断然拒绝了德国政府提出的为了保护大使馆而让一营德国兵进入莫斯科的要求。针对此事，列宁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态度坚决地表示，即使引起战争，也要拒绝这个要求。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贯彻社会主义原则，但并不排除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做出某种让步、退让或妥协。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是必要的，同时也应看到，策略方法服从于社会主义原则，让步、妥协是有限的。
列宁没有忘记与资本主义发展和平共处关系应以斗争求生存、以斗争求共处的辩证法则。列宁深知，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能越过底线，即不能侵犯自身的独立和主权。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维埃政权的首席代表契切林曾两次写信给列宁，建议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稍加修改，即同意寄生分子在苏维埃中的代表资格，就可以同美国缔结和约了。列宁对此坚决反对，否定了契切林的意见，并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契切林的观点是对谈判的“最大威胁”。针对这种放弃斗争性、丢掉原则的思想，列宁气愤至极，甚至提出“必须赶快把他（指契切林）送到疗养院去”的激烈言词。针对国际关系新变化所造成的一些人斗志松懈、思想麻痹的现象，列宁告诫人们:“我们没有幻想我们打完仗，和平就会到来，社会主义牛犊和资本主义豺狼就要相互拥抱了“以前战争是在帝国主义者无比强大的方面，即军事方面进行的……我们还在继续下去，正在继续打下去，正在转向经济战争。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方式的转变，并从思想上适应这种变化。
列宁强调，不能把和平共处的观点应用到意识形态方面去。1920年11月，他在全俄政治教育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应当坚持革命建设，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方面同资产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并不会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社会中以不同的形式“毒化”着人们。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资本主义进行共处，社会主义就岌岌可危。列宁告诫人们，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同资本主义矛盾的消失，而只是矛盾斗争转化为新的形式。斗争仍然存在，只要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新形式的斗争都要“继续”下去。
六、社会主义通过经济上的竞争，积累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是和平共处的战略目的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粉碎了十月革命以后的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向国际资产阶级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劲力量。面对新的国际形势，苏维埃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是必须解决的课题。列宁审势度势，立足于现实，放眼未来，从中得出结论:苏维埃“并不幻想用军事力量打败世界资产阶级”，今后“只要用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列宁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处在“全世界共同经济关系”中，开始走上“往来的道路”。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形成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它把不同社会制度纳入同一发展进程中。大环境的变化，要求苏维埃政府必须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稳固的经济关系”，“同外国进行商品交换”。列宁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材料等生产资料……要用加倍的利润收买资本主义。……我们所得到的是主要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巩固起来，最终建立起来，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依据这样的战略思考，列宁曾指示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我们要以商人的身份去热那亚，我们要做生意。列宁之所以反复强调苏维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根本在于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经济的“全部实质是在政治利益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共存到共处，从共处到经济交往，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在和平共处的大前提下，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积累社会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使经济腾飞，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同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上的往来，对于社会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列宁深知这种新型的关系意味着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交往，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竞赛。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更有力量……当然，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说‘社会主义更有示范的力量’。在列宁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不是目的，它是社会主义可以利用的一种策略手段，最终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和完善服务，也为战胜世界资本主义服务。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彻底的，他说:“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我们没有忘记，……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政权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但列宁怀着必胜的信心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列宁用一方战胜另一方去预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的，从而为和平共处作了最后的诠释，即和平共处不是目的，它仅作为一种“特殊战争”的手段，创造“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
综观列宁的理论，和平共处思想来源于社会主义实践，是列宁摆脱书本，“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去谈论社会主义的结晶。综观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它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第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存在，是以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灭另一方，并形成特定的“均势”为前提，也是双方同时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二，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和对立以双方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为条件，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进行广泛的交往，让世界了解社会主义爱好和平、真诚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第三，社会主义在斗争中求发展，以发展促斗争。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中，社会主义不断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利用和学习资本主义。同时，不忘记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牢记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他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丰富的内容、深刻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独特的历史功绩。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初期，列宁思考问题的焦点是如何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如何赢得和平的外部环境发展自己，因此，和平共处理论不能不打上历史和时代的印记。但对和平共处思想的深层次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和平共处思想从历史、实践和逻辑上为社会主义走向新世纪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是说，伟大的列宁早就为社会主义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参加国际间的经济和贸易竞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今天，我们重温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给我们极大的启迪。坚定了我们对外开放的决心与信心。对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正确地把握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统一性和斗争性，都有极强的指导性，也是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