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解决民生问题的四个路径

　　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切实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进而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采取了变革土地制度、关心群众生活、注重政权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等积极举措。这些举措卓有成效，并对于当代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民生思想民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关心人民疾苦、改善人民生活，把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当做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1]84。民生问题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进而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及国家安稳的大问题。在毛泽东民生思想中，关于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积极举措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些举措主要包括：进行土地制度变革、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切实关系群众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

　　一、进行土地制度变革

　　农民的民生问题首先要关注土地问题，即解决农民的生存、生活问题。中国近代史上的封建主义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赖以统治中国的重要的经济基础，“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保障”[2]84。不废除封建主义土地制度，中国的独立、統一及富强就成为空话。“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纲领之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凭借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要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解放农村生产力。而这种对土地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认识而形成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毛泽东制定了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同时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生政权。

　　被誉为“三大改造”之一的农业改造，目的是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把农民个人直接所有的土地变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虽然经过土地革命释放了大量的生产力，但因农村个体经济规模较小、农业生产力和劳动效率极其低下、农田水利建设设施落后，农业增产潜力有限，不能适应工业化的需求和人民对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于是党提出了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防止了农村贫富分化的发展趋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富裕打下了基础。

　　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毛泽东认为，民生思想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赋予人民群众多项民主权利，做到“国家主权在民”，而作为一种政治权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1922年，毛泽东在对安源煤矿工人演讲中首次使用“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号召工人阶级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3]3。在大革命时期，许多领导人对国民革命成功后如何建立革命政权做了初步探讨。在政权性质上，普遍认为革命胜利后，既不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又不应当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瞿秋白提出应建立真正的平民共和国。毛泽东将其表述为“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4]563。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阐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革命“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5]675。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6]808的政治主张。他主张保障人民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总之要各得其所”[7]156-157。可见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中，都凸显了要把人们作为国家的主人，以政权为基础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访问，曾就“人亡政息”的问题进行讨论。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1502-1503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于主权在民的远见卓识。

　　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坚持主权在民的思想，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9]687。“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0]475。离开它，“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11]678。在选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的同时，他提出和创建了富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政治制度，认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才能最有力地反对革命的敌人。

　　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了乡、县、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因而必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因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12]139。虽然在形式上政府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而实质上政府是人民行使权力的工具，它执行的是人民意志，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政府的监督者。

　　总的来说，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是毛泽东民生思想的政治基础，与传统民本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认为，要让人民的权益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最根本的是赋予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行使的权力。

　　三、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建立民主政权的过程，是追求更多民众基本生活保障和更多权益的过程。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一生。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把人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13]136。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14]563-564。他指出“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5]1094。他还精辟地论述了向人民“要”和“给”的关系，他说“给”了才能“要”，必须多“给”少“要”，这样人民才会拥护，党的工作才能顺利。他主张“经济工作以外的工作人数不能太多，过多就会有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16]138。他认为，只有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谋利益，才能得到拥护。赢得民心，恰恰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

　　毛泽东认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对此，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想通的”[17]137。“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8]78。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党和国家迅速把工作重心放到恢复好被战争破坏的工农业生产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号召向自然开战，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反对不顾人民死活的官僚主义，认为这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

　　四、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

　　毛泽东非常关心人民教育，关心人民的身体健康，关心人民的精神文化。教育是民生之基。毛泽东历来重视教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中央苏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就迅速兴起。例如开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时兴办了高（初）级列宁师范、短期师范、小学教员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看护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等，到1934年中央苏区大部分乡村都已经办起了列宁小学或劳动小学，对苏区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延安和各根据地都办各类教育，在工余、在战争间隙，识字班、文化班随处可见，互帮互学，很多战士包括一些军队领导干部都是在参军后学习文化、提高觉悟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十分困难，毛泽东仍非常重视各项民生建设，党和人民政府利用有限资金创办了大量的人民大学，在全国举办速成中学，进行大规模的识字教育，“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并把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作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强调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提出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国家而言，则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文化落后的面貌，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人力资源的基础。

　　医疗卫生是人民安居乐业、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民生事项。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工作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全国农村各地开始设置医疗卫生单位。1965年6月26日，非常关注农村工作的毛泽东发出指示：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此后全国兴起建设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高潮，农村大办合作医疗，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基本实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从而基本上解决农民的医疗问题。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总之，城市职工实行免費医疗，农民看病通过合作医疗收费低廉，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制度，使生、老、病、弱、残、死、伤者的基本权利都得到保障。此外，在全国范围内除四害、消除血吸虫、性病、肺结核病等，极大地改善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品质。

　　解放战争时期，党和解放区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方针、政策，实现了有效的文化控制和较完善的文化整合。在党的组织中建立文化管理部门，管理党的文化事务，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政府中成立文化行政机构，对解放区日益丰富、活跃的文化活动和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社团进行有效管理。一方面结合斗争形势的需要，一方面注意艺术上的加工，创作了一批既有鮮明时代特征，又有完美艺术形式的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其代表。在作家努力于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赵树理是杰出的代表，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解放区的诗歌也是文坛上的一朵奇葩，诗人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运用陕北“信天游”写法的成功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的发展空间更广阔，内容更加丰富，与政治、经济相互的促进的关系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产力。1956年5月2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在文化建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双百”方针从理论上作了更加全面的系统论述，并把“双百”方针确立为我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学术民主的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9]229并以此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

　　总之，毛泽东民生思想中关于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的举措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中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从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出发采取了恰当的方法，其中特别是改革土地制度问题是毛泽东所谓的中国革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的实践表达。毛泽东民生思想中关于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的举措在实践中卓有成效，毛泽东的民生思想及其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的举措对当代社会的民生问题仍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何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