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科学、进化生物学与演化经济学

　　[摘要]奉行“累积因果”原则的演化经济学从未放弃向自然科学的学习与借鉴，这种开放式的态度也正是它活力的源泉之一。近年来，脑科学、进化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一些进展，为演化经济学解释合作、交换和分工以及它们与人类认知进化的关系等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行为、理性能力与社会进化、生物进化之闻存在着密切的五动关系：人类认知是伴随人类进化过程而不断进化的产物；由于人类认知改变而导致的社会变化，反过来也会影响人类本身的进化。由于拓展了自己的时间概念，演化经济学具有了一种历史的解释力和人文关怀精神。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脑科学进化生物学时间

　　[作者简介]杨虎涛(1970－)。男，湖北省黄陂市人。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2―0064―05

　　无疑，我们不能将演化经济学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用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在源头还是发展过程中，演化经济学都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从纳尔逊和温特将拉马克思主义贯彻到底的努力，博尔丁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建立经济分析连接的尝试，到霍奇逊对生物学隐喻标准的坚持，都反映出演化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的重视态度。他们所奉行的原则之一――“累积因果”，注定了演化经济学将获得比传统经济学更为广阔的分析领域，与此同时，也决定了它需要比传统经济学更为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演化阵营中的学科交融越来越明显，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这种启示目前虽然尚未形成大的效应。但以发展的眼光看，新的思想进路不可能回避这些重大的科学发现。

　　一、模拟计算与基因研究：脑科学与进化心理学的探索

　　人类的一切行为，在生理意义上都受到大脑的影响，脑科学的研究目的和经济学并无差异，无论行为是先天遗传的本能所致还是后天社会化过程中的强化习得。脑作为发出指令的器官。始终是理解行为的关键所在。从这层意义上说，脑科学实质上构成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关于脑如何支配行为并如何被行为环境缓慢地塑造的理解，也有助于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但在脑科学获得突破性进展之前，经济学家愿意、也只能将很多先验性的问题作假定处理。当然，这种放松是以牺牲学科解释力为代价的。

　　一直被视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在“预设”问题上一直强烈地反对新古典那种无论证的假设方法。他们认为，诸如人类理性进化、交换动机和互利行为的由来等问题都应当得到科学的解释，而不是通过假设进行回避。霍奇逊指出：“虽然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把某些条件看作是给定的，但从演化的观点看，一个理论家必须对假定给予某些正当的理由和解释。如果这类解释没有被提供，那么作为科学家，我们就应该将其列入未来的研究议程。”。在过去很长―段时间内，尽管演化经济学家强烈地抨击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假设基础，但一直缺乏强有力的科学论据支撑。以至于贝克尔说，“对于解释行为问题，这些看似诱人的新观点尤其地没用一。然而，经过20世纪90年代这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定名为“加强人脑研究的十年”时期，脑科学、进化心理所取得的进展极大地鼓舞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热情，非经济学领域的“异域之光”使演化经济学获得了更为明晰和广阔的理论地带。尤其是在理解人类合作行为的生理学基础及这―基础的形成过程这―根本性命题上“异域”的进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合作的起源一直是经济学家深感困惑的问题之一。摆脱霍布斯丛林状态，进入社会的秩序状态，需要社群内和社群间的大合作，在著名的囚徒困境里，重复的二人博弈在次数足够多、贴现率足够低时能出现合作解，但是随着博弈人数的不断增长以及策略数量的增加，合作出现的概率就极为低下，这就产生了所谓西美尔问题一社会如何可能？由其衍生的典型经济学问题是：亲缘利他的合作行为如何能扩展为匿名社会的交换机制从而为市场的出现奠定基础？无疑，这一问题深刻地折射出“囚徒困境”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矛盾和秘密。

　　经济学家赫伯斯・金迪斯以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用实验的方法尝试对此进行解答。在金迪斯看来，如果自然选择起作用，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自私者应该比利他者的生存概率更高，这样地球上自私者就会把那些趋社会性的合作者淘汰掉，因此从逻辑上讲。囚徒困境中的自利者会在自然选择中成为主流，社会是不可能的。既然社会已经成为事实，“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已经凸显，那么在长期进化中必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产生了重要的演化结果，而这种演化结果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必然是由于基因，而且是涉及大脑的基因发生了变化。按照现代生物学的观点，人类基因不可能在文明社会的这段时间内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二百多年内发生重大的变化，要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必须进入史前时期，从数十万年前的自然环境和演化力量中去寻找现代人的行为学基础。这样，脑科学的研究能否给予支撑，就成为金迪斯思路能否延续的决定性因素。

　　2002年，演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和克斯迈德斯发表了《关于惩罚性的情感可以被当作防止免费搭车的心理机制》一文，他们指出，人类存在一种惩罚性的道德感或者激情，它造成的惩罚足够强烈，使免费搭车者难以获得比合作者更高的适存概率。赫伯斯・金迪斯与史密斯也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了数十万年前的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研究表明，社会要成为可能，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必须获得可遗传的、利他的情感因素。在《强对等性的演化》一文中，他们总结道，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必须获得三种并存的心理生存结构，自私的、利他的、强对等的。尤其是最后一种，社会才是可能的。进化博弈论也演绎出类似的结果，在博弈过程中，TFT即“以牙还牙”模型能够最后胜出。

　　桑塔菲学派的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则就此提出了问题：强对等主义者的强互惠行为或利他惩罚是无法从外界获得直接激励的，它成为了一种人类行为倾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行为者能够通过这种行为本身获得满足。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依靠自激励机制实现的，这就必须依赖行为者大脑本身具备这样的因素。费尔小组的研究表明，强对等行为的确在基因层次上具有对等的快感，iF是因为人类在生理意义上从强对等行为中获得了―种情感上的满足，才使强对等行为的持续获得了自激励机制，从而使社会出现成为可能。

　　这样的进展无疑使演化经济学家尤其是桑塔菲学派欢欣鼓舞，但它仍有许多地方显得说服力不足。第一，即使我们能从核磁共振中看到强对等激活左侧杏仁核，说明了人的情感居然可以在表象上体现为理性。我们也不能精确地找出它的进化之路，因为我们只能以今天的人做实验而不能以古猿和能人做实验，这就无法从演化生物学角度说明这一“生理的奖励”究竟来自进化过程还是来自其他途径？第二，如果这种生理奖励来自进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进化过程中人类之间的重复博弈能不断进行下去呢？是什么因素保证了进化的持续性？第三，虽然计算机模拟显示强对等者能促使合作的形成，但博弈的次数(时间)在模拟中却是被放松的，现实中的博弈过程却与生命期限有关，如果强对等者的收益在死后发生，这种策略就仅具有电脑游戏的价值，而不能说明人类社会的什么问题。同时，“以牙还牙”策略也不可能是瞬间出现。这就需要解释频数效应的产生和扩散的基础，如果博弈参与者数量不够，博弈时间不够，强对等理论还是没有意义。因此，要解决这一冲突，至少要在古生物学上获得足够的依据，证明人类群体获得了一种自我扩张和繁衍的能力。使博弈过程与博弈范围不断扩大。

　　在第一个问题上，基因研究者们给出了初步的答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布鲁斯・莱恩博士领导的科研小组在2005年的权威生物学杂志《细胞》上发表了这样的成果：人脑的进化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脑部进化方面，人类具有速度特权。这种特权来自代号为“HARIF”的、在310万年前才出现的基因，它在人脑进化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使人类智慧得以远远超过其他灵长类动物，HARIF基因使大脑皮层迅速扩大了三倍，脑功能增强后，人类的语言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因而产生了飞跃，而该基因突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变。布鲁斯・莱恩指出，人类的这一速度特仅现象，可能是社会性因素诱发的结果，其他任何高级动物都无法构成类似社会的组织体系。莱恩小组的研究同时也支持了演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与克斯迈德斯以及脑神经科学家阿多尔夫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结论，即基因、环境、生物的行为心理结构，以及生物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共生演化的。

　　二、交换中的进化与进化中的交换：进化生物学的贡献

　　在后两个问题上，以色列经济学家哈伊姆・奥菲克的研究则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作为经济学博士的哈伊姆・奥菲克长期默默无闻地在非经济学领域一进化生物学和人类学中徜徉，直到2002年，他的著作《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被《科学》、《自然》、《选择》三份杂志同时刊出了书评。可见其理论的重要性。哈伊姆・奥菲克的研究证明。人类进化，尤其是脑进化的持续动力来自交换活动，交换倾向在源头上内生于人类进化过程，在持续的历史进程中，交换和脑进化扮演着互激式的角色，脑进化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扩大了人类交换范围，也使博弈群体的数量和寿命得以增加。

　　在经济学和生物学领域中，人类智力(理性)与情感的起源及其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亚当・斯密曾提出交换是人类进化起源的猜想，但对于这种交换倾向的起源则予以回避，他在《国富论》中关于个人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会导致社会进化的秩序状态，与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的社会秩序可能的条件是“人之道德心的不可或缺”的观点之间所存在的“斯密悖论”，也成为社会科学一个持久探索的领域。而在进化论领域中，自然选择对人类进化问题解释力的不足也使生物学家倍感苦恼。

　　奥菲克的贡献，在于用生物学的证据和经济学的思维证实了斯密关于交换是人类进化动力的猜想，同时也为解答“斯密悖论”和“人是否独立进化”这两个不同学科的难题开辟了新的思路。奥菲克认为，人的交换倾向、智力与情感进化、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演化关系。他指出，在数百万年前，若干重要的历史事件影响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历程：首先是火的发现、使用和保存，火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高能量的肉食使人以前用于消化植物的巨大的消化器官退化，从而节约出能量去发育大脑，食物资源的剩余增加使交换更为经常；交换促使市场空间逐步扩大，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上不断扩展；与此同时人类为保存火种开始了穴居井有了最初的“火种交换”，启动了“中心向周围辐射”的生存方式。至此，人类逐步告别了灵长类动物的“边走边吃”战略，在分工和交换的推进下转变成了狩猎和根块采集的生存策略。第二个重要的变化。则是冰川顶峰时期的来临，不同于以前那种将寒冷的冰川纪视为恶劣生存条件的观点，奥菲克指出，寒冷从个体层面看恶劣的环境可能不利，但在种群的层面上却形成了对人类竞争对手不利的条件，懂得穴居和取火技能的人类反而迎来了大繁荣的时期，森林的收缩和草地平原的出现使狩猎一采集向定居农业过渡的物质条件得以满足。

　　在这些事件进行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一种既不同于动植物共生，也超越动植物亲缘范围的合作行为――交换，它既是整个进程的原初推进力，也被漫长的演化过程所塑造与强化，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也正是这种行为以一种被奥菲克称为“自激式进化”的方式。促使着人类智力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变化。所谓自激式的进化，在奥菲克那里采取的是一种系统论的观点，随着交换促进的分工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升，人类成员之间进行战略性交换时，其智力技能就在适应和进化的意义上不断地受到挑战。在竞争性的交易活动中，交易者智力水平相对低下就会处于交易中的比较劣势。奥菲克写道：“如果有一个交易者略占上风，别人必然要效法他。这一过程一旦被启动，进化循环就自动地进行，并世代保持增强的趋势，直到达到一种物种意义上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见得对所有交易者都是最佳的。其结果是在同物种中产生一种自我加强的竞争过程。”这即是说，围绕着同一种资源进行的竞争对人的智力的形成了强大的刺激。这种不断的刺激反应，使得脑容量扩大和智力进步，反过来，智力进步导致的生产和交换的复杂化又进一步刺激了脑的进化。

　　表面看来，奥菲克的研究几乎是一种进化生物学的研究，但其中蕴涵的经济学价值却不容忽视。正如奥菲克本人强调的那样，过去我们解释人类进化问题时忽略了经济学的推理，尽管早期人类距离我们是遥远而又神奇的，但经济学原理作为解释行为的科学探索并不是单为现代人创立的，在分析人类能源、食物获取方式时奥菲克就采用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和效率观念。在他看来，进化过程中一切生物的适应性行为其实都是一种“经济的行为”，虽然在现代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但在自然界中，能量和时间的多少却是客观的，它们同样将效率体现在生物层面上，这种思路对经济学研究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奥菲克指出：“在将经济原理应用于人类进化问题的分析时，认清两个总体趋势是有益的：脑的扩大和生存环境的扩大，即如果经济学从根本上是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发展的学问，那么在人类进化史上所占据的生存环境的不断扩大和改善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应当给予注意的事实。真正需要科学家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建立必要的联系。”交换与人类进化之间的联系也为个体一集体问题分析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交换过程中的智力竞赛与模仿均发生在个体层面上，但却在交换与进化的混合历程中导出种群变化的结果；交换所促发的分工超越了低等生物的谱系和亲缘范围，它严格地按照个人特点进行运作，但却具有人们所需要的集体性结果，并引发了集体层面的种群生理基础的进化，尽管这种结果并非出于私人本意。换言之，立足于商业交换的“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原则是一种互利的自私性，而但这种互利可以减弱物种内部冲突，从而为物种进化和个体进化清除了阻碍，基于商业交换的“看不见的手”在自然层面上也呈现了“看不见的手”的结局，而两者之间又存在互相强化的趋势。

　　奥菲克指出，市场力量产生出“看不见的手”，它的总体结构所具有的进化论含义，远远超出了过去进化论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想象。这种力量是通过再分配的最后阶段中的奖惩机制调节自身的，这一机制将分工置于选择压力之下，从而使分工通常是在免受选择压力的某一级组织层面上得到促进。“在非人类社会里，在高于生物体层面或高于生物体有直接亲缘关系的群体层面，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发生的分工失败，大都由于缺乏各种协调机制，而在自然选择的其他地方，在共同承担更大事业的成员的选择层面上，集体的收益却能够被正确的内部化。”看不见的手恰恰是这种机制，这一点已经在人类社会商业交换行为所拓展的市场空间中，明确的得以显现。“在市场的层面上，也就是在人口群体和国家层面以及更高的层面上，它(看不见的手)得以顺利运作，正是因为它在个体动因层面上创造了极大的好处。”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严格的假设前提下用数学证明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奥菲克却为此提供了自然科学的证明。交换不仅促进了脑的进化，也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出现和发展，分工和市场体制的建立在源头上都源于这一点。但埃奇沃斯、阿罗等人的数学证明始终是一种基于理性假设的、虽然完美本质上却是局部的证明，而奥菲克则给予了―个更为宏大的完整证明。事实上，他也扩展了“看不见的手”这―命题的范围。他提醒人们意识到，只有当分工结构和参与实体被适当地置于接受自然选择的状态中。分工才可以进化，而这种分工进化又会反过来刺激人脑的进化，这在史前期是完全成立的，在史后的七千年里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里。市场选择的力量越来越强，而自然选择的力量开始逐步减弱，但两者的指向却是一致性的，那就是人类知识和认知的进化，脱离了认知水平的发展，分工深化无从谈起。奥菲克关于脑进化的思路，为我们提供的认知论意义在于：如果人脑是经由一个连续的过程进化而来的，那么作为脑进化之意识形式的认知水平，就是一个伴随人类进化过程而不断进化的产物。这其中的引申意义在于：我们怎样思考，我们就有怎样的未来，因为我们自己的演化受到我们自身创造物的影响。在人类掌握了调控和引导自身社会的知识能力之后，由人类改变的社会反过来也会影响人类进化本身。

　　三、扩展的时间：“历史性的”意义

　　来自自然科学的这些进展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但除了一些演化经济学家，尤其是桑塔非学派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之外，主流经济学对此则较为冷漠，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主流经济学本身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和整合难度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凯臣斯的那句著名格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是要死去的――经济学家有必要关注那么久远的事情吗？

　　无论如何定义经济学的使命，都不能脱离时间及在时间中活动的人类主体。以时间的标准衡量，古典经济学多少还带有“大社科”的气势，它既想回顾过去，又想在回顾过去中立足现在，并暴露出展望与规划未来的期望；新古典则以假设和一堆曲线逻辑地立足于现在，它既不管过去，也不想长远的未来，至多只考虑个体的生命周期；后来崛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它所引发的新经济史学则将眼光投向了更为久远的过去，试图探询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轨迹，但所有这些，都不涉足于史前阶段。以一个标准的主流经济学的眼光看，一篇经济学论文中出现南方古猿和多洛律这样的词句简直就是离题万里了。

　　然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原则恰恰就是要将这种时间的跨度延伸至最大，这种穷尽式的探究使其具有了浓厚的哲学意蕴。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还是人的行为选择都不是最重要的，但赋予怎样的时间纬度却有决定性的意义。主流经济学的荒诞更主要的不在于其假设的非现实化和形式化，而在于它的短视，这将无助于理解人的“类”存在这类命题，也就缺少了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精神。以时间的观念考察，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在于它将视野投向了更为长远的历史和更为广阔的自然，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视角。既然我们的脑进化依然在我们的活动方式下推进，而这种活动方式和内容又受到我们认知的影响，那么我们今日的思考和行为选择，就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现实生活，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类本身生理意义上的演化进程。正是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击中了人的“类”命题。

　　当主流经济学讨论永恒的合目的性而不讨论“历史性的”意义时，演化经济学却坚定地要予以突破。虽然就体系的系统性而言，演化经济学还未达到与主流经济学抗衡的水平，但演化经济学所具有的学科开放态度以及接近真实世界的研究原则，势必使其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来自《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