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学术参考网

再看辛亥革命

发布时间:2015-12-15 11:36

摘 要: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并且推翻了帝制,是一件具有破天荒意义的大事,但是当时先进者追求的自由、民主、宪政的任务却依然任重道远,这是一场带有“排满”色彩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有限的、社会成本很低的政治革命。群觉意识是一个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每一个社会公民的群觉意识,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实现华夏儿女的共同愿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立宪派;排满;妥协;群觉意识
    1911年,随着武昌城头的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了,而今,再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已悄然而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一件具有破天荒意义的大事。中国几千年以来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制度,想要从如此沉重的传统束缚下摆脱出来,以另外一种政治制度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细细想来,辛亥革命要做什么?又做成了什么?其实答案很明了,要推翻帝制,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年,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都没能转化成中国人的政治实践,当时所谓的民国,前半程根本就不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只是清政府政治的延续而已,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所谓中华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什么都没有改变,奴隶还是奴隶,而且更为悲摧的是,许多人在许多时候都变成了奴隶的奴隶。但是,帝制这玩意,以后是再也行不通了,中国人历来讲究“名正言顺”,孙中山先生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主张的。”也正是因为这一条,民主共和成了“正统”,人们也不再把自己看作是皇上的“子民”,并且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
   太平天国以后的洋务运功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改革,而今看来,那也只是在行政上有所改革,并不是政治上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并没有影响到满洲帝王的体制。之所以不肯改革,是因为有利益存在,爱新觉罗是清朝的统治家族,自然不会轻易丢掉权利,因此,满人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虽然当时朝廷与立宪派都说要立宪,但是两者的差别很大,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朝廷要实行的是日本式立宪,也就是要学日本,使天皇从类似中国古代周天子式的“虚君”变成秦始皇式拥有实权的“实君”,而立宪派要实行的则是英国式立宪,就是要废除秦制,废除君权,帝位依然保留,但那就像英国女王的一样,不过是个象征而已。议会民主的实质与革命派所要求的共和制可以说区别不是很大,就像革命派的汪精卫所说:“今日之英国非君主政体,乃民主政体也。”[1]而当时绝大多数立宪派要求的是“英国式立宪”,因此他们“在选择君主立宪政体时,除了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崇尚英国的议会政治,即虚君共和模式,坚决反对政府师法日本,何况政府的预备立宪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宪后的制度和精神,不少是立宪之前的过度形态,层次更为低下”。[2]他们自称与“革命党”的区别不在于革命与不革命,更不在于立宪不立宪,而在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这样看来,革命派之所以要反对保留君主,其实不在于英国式宪政与共和制宪政有什么区别,关键在于革命派是以“反满”为号召,将征服者:满人,赶走。这就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与立宪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换而言之,这种差别不在于“革命”与否,而在于“排满”与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辛亥元老李书城先生后来也曾回忆说:“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3]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在十几年前就为这场革命制定了清晰的任务,那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满洲人入主中原后创立的清朝,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那时的孙中山认为满洲人并不属于中国人,他们只是中国周边的一个族群,就像中国历史上周边异族入主中原一样,这样的周边族群对中原的统治当然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因此都在被推翻之列。其实,那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要废除帝制,实行宪政民主的,与清廷的“立宪”,维护帝制,追求是南辕北辙的,因此清廷与立宪派后来的决裂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到了清末,当中国政治外交不断出现危机,社会不断发生动荡时,汉人压抑许久的反满情绪又重新出现。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觉醒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
                                    二
     今天我们再看辛亥革命的历史,依然会发现其中还有许多历史事实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单方面的派系人士撰写的,因此它呈现的只是某一个侧面,而且很有可能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当时社会上对那个时代作出过贡献的的绅士阶级、中产阶级、官员阶级以及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因此这样的辛亥革命历史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甚至是不客观的。其实,如今我们再看辛亥革命,会发现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有限的革命,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它是一场社会成本很低的革命,并且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的,纵观中国几千年,从来不缺乏具有破坏性的时代开创者,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是没有把革命肆无忌惮的、无限的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没有把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打的粉碎,它只是要达到它的目标:废除皇帝,实行共和,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革命最终停止在1912年2月12 号这一天,这一天大清王朝的皇帝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得到了改变,革命的目标达到了。如果要问这个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对话、妥协、相互让步、而不仅仅是暴力。查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不是暴力战争,而是政治得到有效解决,军事只是政治的辅助手段,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谈判与妥协,只知道一味用兵打仗,即便我们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也很难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政治变革在很多时候并不是非要争的你死我活,有时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我赢你也不输,或者是输的不是很多。也许这样的结果多少让人感觉有点遗憾,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才有可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而今我们再看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就在那短短的120天里,中国发 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互不相让的双方坐了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空前的、更是耐人寻味的。回顾当年的情况,清王朝统治者是多么的不愿意接受被自己的臣民赶下台的事实,袁世凯也不愿意,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革命党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来说话,成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者与新时代的开创者,我想,没有一种社会力量会对这个结果满意,但就是这样一个妥协的结果对当时的整个中国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也正是通过辛亥革命让我们意识到: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沦。
     是辛亥革命为中国打开了进步的大门,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机遇,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后人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令我们受益无穷。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转变,发生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与当时整个中国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可以说,辛亥革命在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意识形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在中国,皇帝历来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都被打倒了,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的呢?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砸碎了专制枷锁,才使得中国的思想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能在中国得以广泛的传播和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不断学习与总结,最终选择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一批又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摆脱失败的迷惘与困惑,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传承,才使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
                                    三
     再看辛亥革命,让我意识到重建一个社会制度,我们需要建设不需要破坏,我们需要和平不需要暴力,我们需要对话不需要对抗,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缔造者,参与历史莫过于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消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当时的几个叫得上名来的英雄人物演绎的。一百年后再看辛亥革命,我不能再把目光定格在几个英雄人物身上,更多的是投向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在我看来,他们在历史上同样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就像是一部戏里面的群众演员,如果没有他们,再好的戏也会没有看头,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群觉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的以和平的方式转型,需要大量的具有群觉意识的普通民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社会制度。和谐的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若干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也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孙中山先生76年前的临终遗言,依然回响在耳边;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孙中山先生生前一直非常关怀处于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同胞,曾三次亲临台湾,对台湾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并且保持了繁荣与稳定。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绝对不允许改变。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自信,因为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巨人已经苏醒。让我们认清辛亥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激发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群觉意识,将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推向高潮吧。
参考文献:
[1]汪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J]民报,1906(3).
[2]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P557.
[3]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运动[M].湖南文史资料选辑,1981(1).

上一篇:当前高职院校成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下一篇:云南省红河学院非体育专业学生体质状况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