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区域经济学思想分析

   自1969年第1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截至2010年，已有67人获得该奖项，其中不少获奖者的学术观点涉及区域经济学。如1971年的获奖者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布的观点，1974年的获奖者缪尔达尔关于区域发展循环积累因果效应的观点，1979年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后发地区的发展思想等。尤其是2008年的克鲁格曼，因其对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分析这些经济学家的相关学术思想，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区域经济学思想
    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分析，发现涉及区域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和观点主要集中在区域差异与贸易、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区域竞争与合作等的分析和解释上。具体来讲，有30余位获奖者的学术思想涉及这些内容。
    
    1.区域差异与贸易
    截至目前，有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涉及区际贸易和区域差异(表1)。这些学者的思想已经成为区域经济或经济地理学科内容体系的一部分(孙久文等，2010；李小建等，2010；安虎森，2008；魏后凯等，2006)，并成为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基础和进一步验证、挖掘的参照。
    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在《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Kuznets，1955)一文中提出的“倒U”型曲线假说对区域经济差异理论有重要启迪。库氏通过分析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普鲁士(1854-1857)，经济发展后期阶段的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1880-1950)人均收入差距的统计数据，总结并提出了收入不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演化规律，即“倒U型曲线”假说。该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并趋于稳定，当经济进一步增长时，收入差距又逐渐缩小。库氏的研究并非基于某一地区的时序数据，而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多个地区数据，但已经暗含了收入的区域差异思想。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将时序问题引入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提出了解释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理论，并提出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Williamson，1965)。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是区域经济学中解释区域差异及趋同的最重要理论之一。缪氏认为，在初始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下，由于循环因果和累积效应，市场力量促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由外围向中心流动，即“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s)。“回流效应”倾向于使富裕区域更加富裕，贫穷区域更加贫穷，造成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差距扩大。到一定阶段后，该效应转化为“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扩散效应”表现为上述要素由中心向外围流动，在外围地区产生一系列的循环累积增长，从而使得外围地区摆脱贫穷，并逐渐趋于繁荣。据此，缪氏提出一个区域发展的大概过程，即初始时期区域之间分异加大，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将产生趋同(Myrdal，1957)，这一观点已被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所接受。
    由于区域差异和区域之间的非同质性，产生了区际贸易。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和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区际贸易领域的贡献使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受其老师赫克谢尔关于生产要素比例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学说，即著名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简称H-O定理)，认为区域之间或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是它们之间出现分工和贸易的主要原因(李小建等，2000)。这一学说表明了区域之间贸易分工的形式，指出了生产要素对区域分工及贸易交换的影响，为区域利用贸易交换发挥自身优势、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新贸易理论”是克鲁格曼的主要思想之一。克氏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并不遵从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他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借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第一次系统地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分析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利益来源，揭示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诸如技术创新、产业内贸易等新的贸易现象。同时，克氏将研究从国际层面延伸到国内区域产业集聚层面(李小建等，2009)，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冰山成本和历史偶然及预期等研究工具，解释了特定产业在某一区域而非其他区域集聚的现象，为区域经济中有关产业集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2.区域经济发展
    将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应用到区域经济发展中来，是应用性较强的区域经济学科历来较为重视的研究范式。细数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给多位对经济增长理论有所贡献的经济学家，其中，刘易斯、舒尔茨、索洛、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均蕴含着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刘易斯和舒尔茨同时于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学者的思想和观点均对区域经济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具重要影响。刘易斯的劳动力迁移理论重在解释城乡二元结构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人口由农业部门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业部门集中，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这一宏观经济现象。刘易斯(1989)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农村传统农业部门。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低收入、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只需支付稍高于传统农业维持生存相应的工资便可获取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城市工业部门与农村农业部门收入的差异，劳动力转移的无障碍，以及资本积累的欲望诱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为止。二元经济模型的提出，为人口乡城迁移以及城市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舒尔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舒尔茨认为，农业也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多数国家需要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并进一步提出了三条可供考虑的途径。一是要建立一套适于农业改造的制度；二是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三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中，舒尔茨非常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 ，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舒尔茨，1990)。他强调穷国要想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向农民投资，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提供教育资源等(舒尔茨，2006)。
    1987年诺奖得主索洛重新审视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由传统强调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转向技术进步，强调知识和创新的重要性，认为知识将取代物质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索洛的研究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式的转变提供了基础，使区域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纳入到区域发展分析框架中来。1995年诺奖获得者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增长模型中，说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来源。卢卡斯借鉴了舒尔茨等对人力资本研究的成果，将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
    3.区域竞争与合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关于博弈论的研究为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海萨尼、泽尔腾在非合作博弈方面的贡献进一步增强了博弈论的适用范围和预测能力。其中，纳什均衡具重要意义。所谓纳什均衡，是指给定其他人的选择，每个参与者都作出了最优的选择，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纳什均衡中，由于每一个参与者都选择的是针对其他参与者的策略的最佳策略，因而每一个参与人都没有改变其最初策略的激励，因而纳什均衡是稳定的。纳什均衡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为区域合作、区域贸易、污染治理等区域经济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谢林和奥曼进一步发展了博弈论，他们试图解释冲突与合作的最根本动因，找到一般性的理论概括。通过对人类社会交互作用的深入分析，奥曼建立了重复博弈理论体系，研究多次合作关系中个体之间的决策选择。谢林将博弈论研究从数学语言和公理性手段拓展到诸如传统的沿袭、声誉创造、建立自信、显示大度等非数学因素的分析上，使博弈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状况。目前，已有研究将博弈论及纳什均衡应用到区域分析中来，分析区域合作及地方政府在区域竞争与合作中的作用(马丽 等，2001；梁艺桦 等，2005；Grilo，et al.，2011；Li，2011)，对于地区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除博弈论之外，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的思想也对区域竞争与合作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科斯揭示了经济制度结构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从而为区域之间资源竞争、责任与义务的界定和推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斯蒂格勒将科斯有关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研究总结为科斯定理，即“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都将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斯蒂格勒，1992)。据此，从区域竞争与合作的角度来讲，只要对资源的使用权、对流域污染权在区域之间界定清晰，那么，区域政府之间就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进行权力的再分配。但是，现实情况是，产权的清晰界定是需要成本的，或者说并无统一的价值观去认定清晰的产权归属，这也往往成为区域之间博弈的基础。
    诺斯恰当地吸收了科斯、斯蒂格勒等人的研究成果，发展出一套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从而为构建区域竞争和合作过程中的有效组织和制度环境提供了重要启迪。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诺斯，1999)。据此，可以将诺斯的“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按戴维斯等(1996)的理解，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一个组织一般被看作是一个决策单位，对资源的控制由组织实施(拉坦，1996)。“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诺斯，1999)。从区域合作来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实现不但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有实施合作的组织载体，即区域合作是通过区域合作组织进行的，它使区域利益主体的获利空间得以扩大或延伸，将原来对立的利益转化为一致利益，而且这种组织的安排方式是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它既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既可能是强制性的，也可能是诱致性的。
    二、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区域经济思想演变
    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有关区域经济的思想反映出其研究大致存在由忽略空间到关注空间、由宏观研究到宏微观兼顾、由一般定量分析到精细模型研究的演变。
    第一，逐渐关注区域(或空间)问题。早期的研究者库兹涅茨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实质上并未足够重视空间因素，只是采用区域的数据验证了一个规律，而这一规律也并非是针对区域的。在他的启迪下，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将库兹涅茨刻画收入分布的倒“U”型曲线应用到区域分析中来，提出了解释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理论。随后的获奖者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则直接考虑了区域特征。作为颇有成就的主流经济学家，在思考经济现象时直接考虑区域特征，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经济学研究关注空间现象。克鲁格曼正是由于对经济活动空间现象的解释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使得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得以进一步强调，并赋予了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新的生命力。
    第二，研究视角逐渐转向宏微观兼顾。俄林致力于国际贸易的研究，缪尔达尔从中观区域尺度解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及其演化，新近获奖者克鲁格曼则把微观的区位理论和宏观的产业集聚及区域发展有机融合，从产品和企业角度进行分析，重新审视了产业向特定地区集中这一宏观现象的微观机制。同时，诺奖颁发给多位博弈论领域的研究者，引导区域经济逐渐从以假设为出发点的理想化向更贴近于现实的状态演变。并且，新近博弈论领域获奖者考虑经济因素之外的诸如道德、特殊的个人需求等更加细致的因素对个体决策的影响，增强了从微观个体行为出发解释宏观区域及国家之间发展趋势的说服力。
    第三，区域(空间)研究更加精细化。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对问题的讨论上，诺奖获得者的研究都向精细化方向发展。比如，早期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建立模型时假定生 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这些假设条件同现实差距较大。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未提及市场结构，也未进行严谨的模型分析。近期克鲁格曼根据所研究问题，进行分析条件的简化假设。基于这些假设，进行十分严谨的分析，因此多数观点伴以严格的数学证明。在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探讨过程中，早期的研究者刘易斯的模型虽然开拓了发展经济学新的研究领域，但模型和论证都过于粗糙。随后，索洛增长模型已经考虑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但并未将技术内生化于增长函数中。卢卡斯则进一步细化了模型，将经济分为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物质资本和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将人力资本内生化于增长模型中。
    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区域经济学思想对现实的解释
    诺奖得主的区域经济学思想对当前区域经济现象有很好的解释力，也适用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实的分析。
    1.新贸易理论与经济区位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及经济区位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区际贸易的现状及地区产业集中现象。首先，新贸易理论可以很好解释当前国际和地区间贸易现象。克氏将原本关系并不大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区位的研究结合为一体，从而解释了当前国际贸易被出口和进口同类商品的国家所主导，以及为何相同的制造行业在某一国家或地区集中，形成全球性的专业化分工格局现象。如美国每年要出口大量的汽车，但同时又从日本、德国等地大量进口汽车，美国同日本、德国之间的差异程度要远远低于其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差异程度。这是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不能解释的。而根据克氏的思想，贸易并不一定发生在技术或要素禀赋有差异的国家，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产品水平差异性和规模经济也可推动国际贸易，并且，这种行业内的贸易也是扩大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Krugman，1979)。
    其次，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升级亦可用克氏的观点来解释。一直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拉动，根据传统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差异理论)，我国人口众多，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我们一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沿海地区也发展起来一大批代工企业。而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稳定的，刚刚发生的金融危机致使大量工厂倒闭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克氏的观点，贸易并非绝对的来自比较优势，由于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是发生贸易的重要原因。传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就可能被规模经济优势所取代，目前我国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如机电产品)出口迅速上升也印证了这一点。机电产品有着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促成了这类产业在中国形成了集聚，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优势(林发勤等，2008)。
    2.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
    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诸多学者对多地区多阶段发展进行了验证，其中不乏肯定的研究(Chenery et al., 1975; Ahluwalia, 1976a、1976b; Papanek et al., 1986; Angle et al., 2009)，也有部分认为现实情况并不符合“倒U”曲线(Barro, 2000; Tam, 2008; Tridico, 2010; Angeles, 2009)，原因可能在于所使用数据及处理方法不同。实质上，库兹涅茨曲线总结的演化趋势基于多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验证。而目前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历程不足以提供长期数据来验证这一变化规律，即使个别省、市、县的收入水平略高，多数可归为行政区划的结果，而不可简单类比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陈宗胜，2002)。但是我们依然可从当前发展趋势预见到我国收入差距演化符合库兹涅茨曲线规律。一方面，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法国学者皮鲁的增长极理论(李小建等，1993)，在工业化的初始发展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由于资源禀赋、发展环境的不同，有些区域会优先发展，“极化”的过程会带来区域收入差距扩大；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生产成本差异，各种要素逐渐流向有更大发展空间的欠发达地区，区域收入差距会随“扩散”效应而逐渐趋于缩小。另一方面，到一定程度，政府会十分关注区域之间的差别问题，出台政策给予干预。尤其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本质要求，国家已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关注低收入阶层。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收入差距整体上不断扩大，但是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以及城乡统筹发展中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扶植，会对今后地区差距的减小有一定影响。实际上，我们的相关验证表明，近几年有些指标已有这种征兆。
    3.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理论
    研究表明，该理论适用于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尤其是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和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演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位优势及国家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表2)，尤其是1991年-1998年，其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高于中、西部地区2.7个百分点和4.3个百分点。根据缪尔达尔的理论，由于回波效应，在这一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向东部地区，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增长差距拉大。而2007年呈现拐点特征，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增长率持平，西部地区则超过东部地区(表2)。近年来，随着产业链条的全球化重组，加之东部地区生产成本提升，经济密集区域过于拥堵等原因，引致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大量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也向中西部地区扩散，我国区域经济迎来“缪尔达尔转折点”(王红等，2006)，即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回波效应”逐渐弱化，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扩散效应”逐渐加强。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主要分析了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关于区域差异与贸易、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竞争与合作的思想。除此之外，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还有其他不属区域经济学但对区域经济研究有一定启迪的思想，如1982年获奖者斯蒂格勒首次利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并开创性的提出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理论；1986年获奖者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规则的选择领域；1998年得主阿马蒂亚·森通过阐明人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财富而是根据自由来衡量，认为“发展可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 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森，2002)。这些观点对区域经济学研究都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区域经济密切相关(魏后凯，2011)，我国经济学研究具有更为独特意义。评述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区域经济学思想，对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有以下启迪。
    1.经济学家要关注空间现象
    众所周知，无论何种经济现象总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早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多为抽象一般性的理论，如供求关系理论、价格理论等，很少考虑空间因素。然而，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已开始关注空间现象，并试图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去。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对国际贸易和集聚的研究成果就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仍未很好重视空间因素，即使在当前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撑这一客观现实下，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主要理论成果依然很少涉及空间因素。当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特殊国情下的经济运行、国企改革、金融市场、农村发展等的观点很有见地，但是很多理论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炼而来的，未必完全适用于同东部地区差异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我国经济学家应当关注经济现象的区域性，在研究中注重空间因素。
    2.区域经济研究中注重规范方法和制度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在不断走向精细化，尤其是新近获奖者克鲁格曼的研究风格更是强调严谨而精细的工作。中国区域经济学也随着经济学的数理化，逐渐变得更加科学。很多观点可以证明，形成定理和定律。我们在学科研究中，应注重理论观点的提炼，注重严谨、细致的规范化分析，强调在合适的场合使用科学方法和计量方法(李小建，2002)。当然，经济活动的空间现象较为复杂，很难概括为统一的公理和定律，但规范化的、细致的、严谨的分析能够凝练出相对共性的观点，揭示事物的规律性，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研究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此外，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及有效运转直接取决于良好的制度环境、合理的组织安排和完善的区域合作规则。其中，制度环境是基础保障，组织安排是结构保障，行为规则是具体的激励与约束保障。因此，经济学者在努力使区域经济学研究走向规范化、精细化的基础上，应关注制度创新研究，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各自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并建立健全跨区的组织协调机制提供合理有效的指导。
    3.强调中国区域经济的特殊性
    紧紧追随不断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提出各种可以解释现实的学说，并建立在严谨分析之上，是近些年经济学不断进步、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特殊的国情提供了独特的区域经济研究对象。(1)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30年来增长十分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奇迹。在增长中区域差异十分显著，形成非常复杂的区域发展格局。如2010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5.5倍①；2009年中部和西部的平均GDP不及东部的50%。(2)中国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在世界各国中具有独特性。一方面，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处于较低地位(李小建等，2004)；另一方面，资源区域分布很不均衡，大量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而资源则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人口、经济与资源的区域分布很不协调。(3)文化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特殊性。中国地域文化差异显著。一方面，诸如中部地区的中原文化和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小农思想情节、家族观念根基；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的重商文化，具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西方国家内部少有如此大的文化差异。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形成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另一特性。(4)中国农村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社会有很大不同。农区地域广阔，农村工业发展迅速。同时，城市化快速推进，且在区域间不均衡，形成大规模大范围的农村务工人员地域流动现象。这些都构成我国区域经济研究十分独特的方向和领域。对这些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有望得出一些特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