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欧洲社会民主党现代化的反思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改革陷入困境。从理论上看，金融危机本应可以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一次展示其政治价值的机会，但现实却使转型中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丧失了优势，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反思欧洲社会民主党由之前“优势政党”造成现今失势局面的原因，并从“教训”中挖掘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而言的可能借鉴经验：主要从意识形态包容性、组织结构改革、构建“政党一政府”合理关系以及促进政治社会化四个方面切入，以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四个全面”大背景下提升执政能力与政党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状与政治危机

　　在2009年6月落幕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左翼的社会党党团选票大幅缩水，纵使部分“极左”政党稍有斩获，也难抵“左翼”的选票损失。社会民主党连续三次欧洲议会选票走低，一是由于欧洲选民尤其是中下阶层选民把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治发泄的对象。虽然当下金融危机的深化，固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所致，但是民众也不会将希望寄托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因为在议会选举中的12个主要社会民主党中，只有瑞典社会民主党仍保留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其他社会民主党，不仅放弃了社会主义的诉求，在纲领和策略上与中右翼政党已无实质区别。对金融危机中金融监管、自由市场、就业、经济复苏等问题的政治表述不明确，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根本不能说服欧洲选民。二是由于欧洲社会民主党力求中间群体支持而采取的全民党战略。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以及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使新兴的中间阶层更愿意选择比左翼党派更有危机处理经验的右翼政党;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定位从某种角度来说，意味着抛弃传统的中下层选民，所以这些选民大多数将选票投给了极右翼或极左翼政党。可以说，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放弃社会主义、福利主义传统价值目标等行为，不仅加速了传统选民的流失，也疏远了其与左翼党团的关系。

　　比如在英国，2010年大选中出现了“无多数议会”，保守党超越工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英国组成战后首个联合政府，保守党党魁任首相，工党结束了13年的执政历史。在德国，2009年第十七届联邦议会选举结束后，联盟党候选人默克尔以高出社民党候选人施泰因迈尔466万张的选票赢得连任，与自民党结成联盟。反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获选票大幅下跌，在州和地方选举中也惨遭失败，仅在五个州议会中占微弱优势。在此次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 23%，是社会民主党自1949年以来最低记录，时任联邦外长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施泰因迈尔不得不承认，这是社会民主党一个最痛苦的日子，23%的得票率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一个“全民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惨败，政策右转、政党分裂是主要原因，现今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德国左翼党共同拥有45%的选票，这也成为其流失近25%选票的原因。

　　在眼下资本主义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作为左翼的资本主义批评者，本可以成为获益者，但保守主义政党甚至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却不同程度取得胜利。针对此种政治局面，德国《明镜》周刊采访了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加尔腾·艾希教授，他认为如今几乎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区别，在国家内部只涉及哪一种资本主义运行得好，即政府的管理能力问题，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不存在决定性的差别。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困境反映出社会民主党的自身身份危机，也说明其执政策略并未给资本主义带来实质性的发展。

　　可以说，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衰退形势，一部分是当前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于其不利，而更多反映出的却是社会民主党自身的缺陷。从当前欧洲的经济社会形势来看，金融危机难以维持社会民主党高福利的社会要求，而且保守党在经济全球化处理金融危机时，有些政策也是采取社会民主党的方针，利用执政的优势，抢夺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空间。从根本上来讲，欧洲社会民主党总是习惯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及发展的需要来灵活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并做出相应政策的调整。但绝大部分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在具体政策上与中右翼政党的纲领已无实质区别，更提不出替代方案;在与国内政党的合作上，因受思想的束缚又很难与其他左翼政党实现联合执政。再加之欧洲社会民主党过分媒体化、形象化，政党的基层组织丧失了宣传、沟通的功能，纯粹性地沦为选举的工具，这是欧洲社会党面临的挑战，也是几乎所有选举性政党的发展危机。

　　二、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危机的分析及反思

　　对于英国工党在2010年大选中失利，有激烈的批评者认为，新工党带来的不只是失望，更是一场灾难。在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看来，新工党有成败有得失，“新工党”并不是一个用来掩盖政策空虚的宣传词汇。相反，“新工党”最初就论证了政治革新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政策议程;而且工党政府使英国享有了十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同时还引入了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但吉登斯也指出，工党选举的失败有多方原因：一是工党执政初期要处理撒切尔时代的遗留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保证有效社会政策经济繁荣是首要前提，面对撒切尔时代的严重不平等问题，只有采取谨慎的经济管理，才可能提高社会公正水平与增加福利开支。二是工党执政早期对媒体管理的失误，使民众认为工党关注的是表述而不是政策内容。所以，工党应该把某些改革当做原则事务，而非政治权宜的结果。三是金融危机中断了新工党发展的条件。金融市场重新需要政府的经济干预，开支的消减违背了新工党扩大社会投资的政策基础，仅是工党执政后期提出的某些议程(例如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问题等)成为了主流政治讨论的核心。

　　2009年德国大选巩固了稳定的“五党并立”政党体制，社会民主党下台，宣告了“新中间道路”的终结，究其原因仍是社会民主党缺乏旗帜鲜明的竞选纲领和策略，实践与理论难以保持一致。施罗德担任总理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推行了更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政策，使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传统选民和党内左翼成员的支持。加之更为激进的《2010议程》和《哈茨改革Ⅳ》的提出，严重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导致了党内左翼、右翼的纷争和分裂。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前通过了《汉堡纲领》和《社会的和民主的》具有左翼色彩的竞选纲领，但执政政策却与纲领相悖。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新中间道路” 改革，声称人民党希望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阶层，但德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使此竞选策略已败。社会民主党淡化原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流失的工人阶级选民转而支持左翼党;新生中间阶层没有固定的党派阵营，在经济衰退及赋税负担面前，他们选择支持自由主义政党来维护其利益。

　　国际关系学家马格努斯·莱纳认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复制美国模式，并且“第三条道路”的宣言者假设欧洲金融市场能够如美国经济，保持持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策略的局限和危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存在，金融危机只是明示了这一政治错误：美国可以利用经济的“需求方”与其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霸权地位，维持政府的“双赤字”状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一体化深度和广度不够的欧洲市场不足以应对金融危机，使欧洲经济停滞不前。“第三条道路”虽然迎合了现实的需要却未能引导发展，那么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要完成复兴，必须重新焕发民众对未来的希冀，重新宣传民主这一传统价值观念，重视社会平等问题，创新欧洲的金融统治方式，同时要对欧洲联盟进行必要改革，在世界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三、欧洲社会民主党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60余年，国情、党情的独特性决定了无论政府改革还是政党转型发展，都没有完全的实例可以效仿，但欧洲社会民主党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仍有借鉴意义。

　　(一)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

　　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价值观、政治倾向的集中反映，是政党纲领、行为取向的理论依据。政党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继承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结合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维持并维护好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的主观性和调适性，使执政党意识更具“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的多少，“取决于一个政党能不能考虑、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现实政党政治中，政党意识形态通常会以政党纲领、执政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执政党能够代表最多数公民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之间有适度的弹性空间，西方学者称为意识形态的含糊性。“党的纲领不能过于明确……纲领的基本原则仍然必须是清楚的”，这种执政党纲领的定位，扩展了政策主张的回旋空间，减轻了意识形态的调整压力，既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政党意识形态的危机，也能满足执政党对执政科学性与合法性的要求。相反，执政党意识形态过于僵化，妨碍到政治思想的多元化，若不及时对意识形态和纲领做出调整，必然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衰落，危害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保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同时，还要尊重、引导并促进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形成理论、道德、制度“三大”自信基础上的多元文化的常态化、理性化发展。

　　(二)以组织结构改革来推动党的民主化

　　法国学者迪韦尔热通过对政党发展不同阶段的考察，把政党划分为干部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并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了“现代政党”的概念。迪韦尔热指出，从组织上来讲，只有具备了决策委员会、支部和基层组织这三个构成要素，才能称其为现代政党。但依据其“现代政党”概念，却无法解释当今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的许多地方党组织仍然保留“党的核心会议”这种具有早期政党——干部型政党的结构特征。若单从形态上判断美国政党属于非现代政党，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现代政党”并不代表政党实现了现代化，相反，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引起民主政治实现形式的强烈变化，“现代政党”在组织结构和组织机制上也面临着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社会结构的改变，使现代化政党由原本是诉求单一团体利益转变成依赖多元的政治组织;政党逐渐弱化意识形态，将政党宣传焦点放在经济发展及政治利益上。可见，单纯把组织结构作为执政党现代化的依据是不恰当的，重要的是树立执政党的组织权威，看执政党的组织机制能否推动党的民主化，能否满足现行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并且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凝聚更广泛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现今所担负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是在政治分权的基础上保证人民的理性政治参与，将政党权威和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积极性有效结合起来，在稳定中改革并求发展。随着中国的社会组织、基层团体数量的大大增加，如何给予社会更广泛的活动领域、如何激发社会的政治潜能，如何有效地平衡合法权威和理性参与，必将成为检验并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三)构建“政党一政府”的合理关系

　　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政党执政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政党执政后会发生一些变化，执政党通常被看作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机制。因为与其他政党相比，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较强。但是，如果执政党侵占了国家资源，那么这个政党就无法生存下去(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就是一个力证)。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有所削弱，政党通过党员进行社会化、利益表达和整合的社会功能逐渐被其他社会组织(例如社会运动、民意调查机构、独立媒体、利益集团等)所取代。若社会中政治团体或利益集团是在政党控制或影响之下，而不是独立行动，那么政党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会得到增强。总之，政党在执政之后，对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控制会相对集中，推进“政府一政党”关系的现代化，要明确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界限。政府总有一定的自主权，近几年，政府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拥有着比以往更多的能动性，中国政党一政府的关系日渐科学化、合理化。

　　(四)促进政治社会化，提高执政合法性

　　扩大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政治合法性一般讨论的是政党政治价值问题;而法国学者马克·夸克又提出合法性的另一层含义：政治合法律性。对于执政党来讲，拥有政治合法性是前提，政治合法律性则是执政党经过法律程序的一种形式;执政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如何维护、加强执政的合法地位。从合法性的两个层面含义出发，一是要保证政府的执政科学性，合公意、得民心;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严格规范党内纪律，严惩腐败乱纪者，树立政党信任。二是在此基础上，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党竞争及政党参政，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为执政党现代化创造一个政治稳定、兼顾效率的制度环境。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地区、收入、行业差异较大，如何有效推进国家利益观的历史继承、取得广泛政治认同是中国共产党保证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抑制并缓解政治权力异化现象，推进政治社会化是中国共产党提高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逐步获取政治实践知识和能力的过程，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过程。作为执政党，可以从家庭、学校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人手，进行对社会成员政治知识、价值、态度和政治认同的培养;以大众传播为媒介，形成社会成员与政府的双向互动，以及问政与参政的有效结合;加快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发动社会组织的政治社会化力量，促进国家、政党、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进程，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社会各界转而重视左翼的政治价值和政策主张，但是社会民主党却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国内大选中遭遇惨败，错过了难得的政治机遇。金融危机中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困境，引发了理论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深刻反思，学者提出的回归左翼、强调社会正义、创新金融监管、加强欧盟合作等策略也是合理可行的，但社会民主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缺陷，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复兴任重道远。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的挑战，更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凝聚共识和力量的民族复兴之路。

　　作者：刘芸瑞　王艺霖 来源：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 2016年2期